斥给党改名换“性”的谬论

给党改名换“性”的谬论

    

    《杂文报》2011年1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党的名字谈起——复胡老绩伟》的奇文（丁弘，以下简称丁文）。该文声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本来是主张把党名定为“社会党”的，但最终定名为“共产党”，“上了共产国际的船”。其原因有二：“一是十月革命的鼓舞（这是误导）；二是‘国际’热情的具体操作，他们拿来足够的经费（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留有细账），这种经济力量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中共被人称为‘卢布党’）。”据说这样一来，中国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何以见得？丁文告诉我们：“定名为‘共产党’，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决定了党的先天素质。纲领中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是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而政治伦理观，即政治品质，也从苏联全部学来了。因为党是在他们的具体掌控下，不仅是听命于莫斯科，而且他们派人在这儿管着，甚至在中国建立‘国中之国’，就叫‘苏维埃’。”
    这些年来，奇谈怪论可谓多矣。但是像如此放肆地诋毁我们的党，否定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诽谤我们党的干部，乃至径直诬称我们党是一切听命于莫斯科的傀儡党，是莫斯科派人在这儿控制和管理的儿子党，这倒罕见。它充分暴露了完全不顾起码的事实，肆意捏造危言耸听的谣诼的卑劣伎俩。这些污言秽语当然并非什么新鲜东西，建党90年来，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就曾喋喋不休地鼓吹此类论调，但信奉者愈来愈少，如今只有头脑完全被反共意识所充斥的鹦鹉学舌者才会重复此类谰言。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虽然起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是外来的，第二位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果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话，她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正如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出现的多如牛毛的政党很快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样。中国共产党与这些政党完全不同，她自成立之日起就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迫害、摧残乃至大规模的镇压、屠杀下顽强生存、发展，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牺牲了两千多万先烈的生命，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她又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决非丁文所说的是什么人为制造出来的党，她的根子深深地扎在中国人民的土壤之中，因而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丁文重复当年国内外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例如被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的陈源、梁实秋等人的滥调，把中国共产党诬蔑为苏联用金钱扶植起来的“卢布党”。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只要举出一点就够了：如果中国共产党果真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卢布党”，那么，当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手里的美钞、英镑、日元不知比苏联手里的卢布多多少，它们在当时中国的势力更不知比苏联大多少，为什么却制造不出与共产党有同样影响的“美钞党”、“英镑党”、“日元党”来呢？须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归根到底是因为她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正确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是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出了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政党，是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外别无自身私利的政党。丁文连这个最起码的道理都一窍不通，岂不可笑亦复可悲！
    丁文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说成是列宁的党（指布尔什维克党）向东方推行的“过时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同样不过是重复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说的“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滥调，同样不值一驳。同样只要举出一点就够了：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只用了28年时间就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在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决议》指出，虽然党在建国以来犯了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但成就仍然是主要的，指出和总结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是为了肯定而不是否定这一点。丁文公然同《决议》唱反调，企图全盘否定新中国的成就，把新中国的历史说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是欺骗不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取得的。可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真正过时的倒是第二国际首领考茨基、伯恩斯坦当年所创立，如今又被一些人（丁文即是一例）奉为圭臬的“民主社会主义”。应当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呈下降趋势，即使在这个主义的发源地西欧各国也是如此。近年来，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先后在选举中失败，地位不稳。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多大影响。在日本，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政党——日本社会党已经解体。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从来就无足轻重。而在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由原来的共产党改名换“性”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戈尔巴乔夫搞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更是不成气候，政治影响微乎其微。这些事实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走上全面衰落之路。这些事实丁文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却视而不见，继续鼓吹中国共产党应当改名——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换“性”——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转换成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资产阶级政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绝不走过去僵化封闭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丁文对此充耳不闻，仍然鼓吹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真是不可思议。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丁文还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烈士也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这纯属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同民主社会主义全盘否定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相反，李大钊是十月革命的热烈歌颂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十月革命不久的1918年，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考茨基抛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等否定和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书，而李大钊却在同一年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脍炙人口的名篇，用诗一般的语言热烈赞颂十月革命及其领袖列宁，赞颂其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这是“世界新的文明的曙光”，他热烈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22年十月革命5周年时写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中，李大钊指出：“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我们把李大钊对列宁、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的热情洋溢的歌颂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考茨基对这些的肆意诽谤比较一下，就知道二者的距离有多远了。
    ——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势不两立的，我们只要看一看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后写的几本书的标题《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就会一目了然。而李大钊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北京大学建立的一个图书室就起名叫“亢慕义斋”，而“亢慕义”正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刻，他也毫不隐讳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临刑前，行刑官问他要不要缮函给家属，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信奉共产主义者，知主义而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何函为！”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何等坚定，同作为共产主义对立面的民主社会主义可谓水火不容！
    ——民主社会主义是颂扬和崇拜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而李大钊则多次揭露和批判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指出这种民主的实质是大资本家对人民的专政，只有十月革命开创的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真正民主。他还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人物，如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作过有力的批判和讽刺，指出威尔逊等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同德国、日本、沙俄等专制国家并无本质区别，属于一丘之貉，同是帝国主义强盗。
    ——民主社会主义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的。这只要看一看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残暴镇压，如英国工党政府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人民，法国社会党政府对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镇压，就可证明。而李大钊则是热烈拥护并积极参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不仅多次赞扬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民主”国家殖民统治的斗争，如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菲律宾人民反抗美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而且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最终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丁文说“李大钊被军阀所害”，这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是：“李大钊被英美日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军阀所害”。直接杀害李大钊的固然是军阀张作霖，但幕后主使人却是英美日帝国主义。没有这些帝国主义的支持及其控制的外交团的同意，张作霖是绝不敢派军警进入一向被军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并拘捕在馆内避难的李大钊等革命者的。当李大钊被捕时，很多西方人，包括外交官和侨民围观欢呼，拍照庆贺。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帝国主义者对此事的态度。由此可见，李大钊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共产主义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拥护者民主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丁文为了给中国共产党改名换“性”，还列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罪状，例如，“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一方面，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一方面又说阶级竞争（应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然要尽量自圆其说，总是很勉强。在实际生活中，激烈的阶级冲突总是对生产力造成大的破坏。”这套说辞毒则毒矣，但应当说，它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当年的研究系首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现在的“告别革命”论者李泽厚、袁伟时等人，正是以暴力革命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为理由来否定（或曰“告别”）革命的。丁文不过是重复了他们的老调而已。其实，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对此做出了回答。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但是这种发展并不能直接导致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因为旧的社会制度，或者更恰切地说，旧的统治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必然要利用其统治地位来阻挠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从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用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从而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固然在革命中，生产力不可避免地会暂时受到一定损失，但这是新的社会制度建立的必要代价，如果没有这种代价，新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正如产妇如果不能忍受分娩中的阵痛婴儿就不可能诞生一样。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最明显的例子。正是通过革命，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不仅迅速弥补了革命中的损失，而且使生产力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我们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又说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顺理成章的。丁文却把这个人为制造的极其可笑的矛盾强加在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身上，事理之乖谬，宁有逾此！
    丁文还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只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两个部分，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而对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则未谈及，并说这是因为他不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的缘故。这是对李大钊的莫大歪曲！李大钊在其文章中，多次指出马克思学说的三个部分是不能分割的，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哲学——唯物史观也必然导向社会主义。他之所以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没有详加论述，是由于此文已长达数万字，由于篇幅所限，只得“暂结于此”。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后写的许多文章中，热烈赞颂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并预言“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旗”必将飘扬于全世界。丁文的难道没有读过哪怕是其中的几篇吗？如此孤陋寡闻，却要大发宏论，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2期，摘自2011年8月上《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