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其实很好管理
袁子林
由于受儒家思想和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都信奉中庸之道,逆来顺受,知足常乐。历史上那些揭竿而起的“反民”,都是因为天灾人祸,实在无法生存下去,才落草为寇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文革”中,据说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我们的人民依然狂热地爱着自己的领袖,爱着自己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
我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这些年,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生态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对街道实施亮化美化工程。那些临街的摊点被一扫而光,而这些摊点往往是一个贫困家庭的生活支点。他们因为租不起昂贵的店面,只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还有那些养家糊口的摩的,在禁令之下大多停业,有的只好在交警下班后出来,打打擦边球。据说,在台北这样的现代化城市,还允许摩的存在。
当下,物价水平持续走高,据说基尼系数已突破0.5,早已越过了国际警戒线。即使这样,老百姓也只会发几句牢骚,说点物价像头发一样长得快,收入像眉毛一样长得慢之类的话。青菜太贵,我就不吃青菜,吃点便宜的蔬菜;猪肉太贵,我就少吃猪肉;米太贵,我就一天吃两顿稀饭。他们淡然自若,与世无争。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众因为政府削减了福利开支,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或罢工。我们现在的通胀其实是在换种方式减少收入,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因此而下降了。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数千万国企职工在几年内纷纷下岗,由原来的“主人翁”变成现在的“零用工”。而他们的厂长书记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和经理,有的一夜暴富,迅速成为财富新贵。是这些下岗职工承担着国企改制的成本和阵痛,但他们在擦掉眼泪后,卷起铺盖,另谋出路了。
都说中国农民素质太低,大字不识一箩筐。村民选举时,很多村民都被代表了,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面对的是当地的强势,甚至是黑恶势力,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他们只希望村干部做事能够公平些,至于人家拿多少贪多少,就不想去管了。因为管了也是白管。不如有空搓搓麻将,喝喝小酒。
在很多地方,一次运动会,一场演唱会,甚至一个有领导参加的剪彩,都会动用警力清场,将民众阻隔在几里地之外,好像他们就是一群捣蛋鬼似的。前不久,深圳市为了迎接大运会的召开,将市区八万多“高危人群”赶出去,据说判断这些人为“高危人群”的主要标准,一是无固定职业,二是有前科。其实,这样的做法就好像揭人家的伤疤,也不利于他们树立开创新生活的信心。
有人会问,现实生活中那些拆迁钉子户,越级上访户,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暴力案件的制造者,难道不是群众。其实,恐怖事件和恶性暴力案件另当别论,其余事件大部分是由群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引发。就说抚州连环爆炸案的嫌犯钱明奇,家庭条件不错,为什么非要走上这条绝路呢?他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讨个说法,十几年没有结果。不仅如此,还遭到当地官员的挖苦与讽刺:“你不是说要炸政府吗,几年了,为什么还不见你动手啊。”这句血淋淋的充满挑衅的话,说明有些官员对群众是多么的冷漠。
前不久读到一个故事,讲述一家三口艰难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父亲在工地上做苦力,女儿在读小学。一家人住在工棚里,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生活。每天,女儿背起书包去上学,天真而无忧无虑。放学后,欢快地回到家里,就像从门缝里射进来的一缕缕阳光,温暖着这个简陋的家……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想,我们的政府和官员还有理由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吗?
,袁子林,笔名袁河,高级职称,发表政论文,评论和文艺作品二百余篇,多次获奖。华人作协会员,中国发明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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