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是“中国方法”的理论来源吗？
前几天，读了韩教授“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一文，略有不同看法，草就此文，商讨之。
韩教授此文较长，大意是说：
历史上,西方的“固有之政治传统”，即“政道”与中国是不同的。
西方以是否能够代表﹑维护秩序为政治好坏的标准，而中国，检验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是“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分别以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以及儒家(孔子及康有为)的学说为例来支持他的这一论点。
韩教授认为，儒家的“天道”，“落实在政治实践中﹐这就叫做“政道”﹐而这样的政治﹐也就是文明的政治”，是“正道”。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中国“固有之政治传统”的发展。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也是“对欧洲近代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是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后一句话虽然没有直说，但隐含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一，“19世纪降临的‘现代世界’﹐是西方列强军事扩张和资本主义金融垄断的产物。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这个“现代世界”的发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大断裂’”。
“现代世界”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怎么说是“大断裂”？ 资本主义文明较之封建主义文明是历史的进步。把西方“现代世界”说成是人类文明的“大断裂”，无非是为了突出后面要表达的：现在的“中国方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中国“固有之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层意思。无非是为了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为自己杜撰的历史观打开一扇门而已。
二，“在西方，政治的基础是法，法的基础是理念，因此检验政治好坏的标准，自然便是看它是否规范化﹑是否理性化﹑是否专业化﹑程序化，是否合法 — 一句话，是否能够代表﹑维护秩序”。
所谓西方以是否能够代表﹑维护秩序为政治好坏的标准是哪家之言？韩教授举了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 “康德所关心的是确立世界的秩序，他关心的并不是人民的疾苦，在他看来，好的世界就是有秩序的世界，至于人民对于秩序的感受，秩序对于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他所要关心的”。
“黑格尔所提出的更为基督教化的方案，则是进一步将基督教的上帝作为‘自由精神’的基础，将世界史解释为‘世界精神’和‘绝对精神’，以欧洲民族国家即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为工具’，以世界为舞台的异化运动”。
因此，韩教授认为，康德、黑格尔最终并没有为“现代世界”提供所谓“文化合法性”。 康德和黑格尔是西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代表，但西方还有唯物论的学说，为什么避而不谈？西方各思想流派中难道就没有以“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为政治好坏标准的？为什么不举费尔巴哈、狄德罗、伏尔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我国历史上的法家难道就不是主张“法治”主张“秩序”的？
三，“而在中国，检验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不是一般地维护和维持秩序，而是‘化生’，即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
“在中国，政治凡符合百姓的好恶，凡回应民生疾苦，这就是符合‘天道’的‘正道’，这也就是好的政治，而这便是所谓：“政者，正也”。
历史上的中国，检验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是“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吗？是谁认同了这个标准？是历代统治者吗？是韩教授给予肯定的从孔夫子到康有为的儒家吗？
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有以下内容：（一）天道观念。（二）大一统观念；（三）纲常教义。 “天道”是什么？其字面含义是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实质是王权神授。什么是“大一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专制政体。 “纲常教义”是什么？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王亚南先生说，“其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的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顺”。
韩教授说，“中国思想家中，对这个问题有极好论述的是康有为”。但康有为的思想为当政者普遍接受了吗？为什么当时“戊戌变法”就失败了呢？可见，“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的所谓“政道”，不是历史上统治阶级认可的“检验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也不是作为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的本义。
韩教授举了一些支持他观点的例子，但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个“理论”，相反的例子多的是。为什么只把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作为西方的理论代表？把康有为等作为中国的理论代表？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不同阶级有不同“政治传统”，离开阶级说“政道”不过是“普世价值”的翻版而已。西方同中国的“政治传统”确有不同，那不过是“法治”同“人治”的不同，如何愚弄百姓的手法不同，但“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的“政治传统”，西方没有，中国也没有。中西之间的差别远小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
大凡执政的统治者都讲“秩序”，都讲“维稳”，被统治者都希望“关爱民生”。举那么多历史典故，列那么多繁文褥语，就是不举与其立论相反的例子。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的学术流派，都有不同的“执政理念”，但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同被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的差别才是本质上不同的“执政理念”。用“中西”差别掩盖阶级差别，用所谓中国“固有之政治传统”来引证“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合理性，用儒家所谓“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的学说，来暗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历史“正道”，最终目的是忽悠年轻人。
四，“在观察中国政治史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须得注意﹕近代西方的‘自由’是从‘上帝’推出来的﹐而近代中国的自由﹑平等这些范畴﹐却是由‘天’推演出来的；故西方之‘人权’，即上帝所赋，为教权演化而来，而中国之‘人权’，则是自然‘天成’”。
西方的“上帝”同中国的“天”有本质区别吗？
五，中国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非中国独有“固有之政治传统”。西方不也出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吗？
六，韩教授要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取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要用空想忽悠民众继续沿着“特别是”道路走下去。
是怎样把康有为的“大同书”捧上天的呢？请看：
“不追求‘大同’，‘小康’社会就不能保持﹐不改造世界，中国的复兴也没有可能，没有‘大同世界’的愿景，中国的‘和谐社会’也就不能实现”。
“以‘天道’（或曰‘太平与大同’）为基础，重建新的中国认同和‘现代世界’认同，再造人类新文明﹑再造文明的政治”。
“《大同书》开创了现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道路，它使得‘中国模式’﹑‘中国方法’﹑‘中国道路’，第一次成为可能 — 而这就是《大同书》的历史意义所在”。
毋用置疑，《大同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历史意义，但韩教授在这里说的不是它的“历史意义”，而是它的现实意义了。
毛主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革命导师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共产党宣言》比《大同书》如何？是引导青年按照《共产党宣言》所指引的方向走，还是用《大同书》忽悠青年按照资改派指引的方向走？以《大同书》为基础，重建新的中国认同和世界认同？还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重建新的中国认同和世界认同？
舍弃马列毛，用《大同书》为“中国模式”﹑“中国方法”﹑“中国道路”作理论铺垫，不是引导人们走向“大同”，而是引导人们走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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