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柳宗元初探
——乱读随抄之二十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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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不久前为文涉及故家，并牵扯到古人柳宗元。因之，将写作过程中见到的有关材料，顺手剪辑梳理如下。事后粗粗一阅，竟觉比以前收获大大的有。柳公，不仅是文学家，而且也是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概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不是在下的新发现，不过追踪先哲而得。我想，尽管摘抄的是诸多先行者的研究成果，但是仅就这个题目，可能也会有助于未来的后学，在对前人耕耘深表感谢的同时，也就在此借花献佛吧！
（201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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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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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一书的，是毛泽东对柳宗元的钟爱。
毛泽东特别喜欢柳宗元的文章，常常在与人谈话中大加赞赏，如称柳宗元既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称自屈原《天问》以来，几千年间只有柳宗元《天对》这一篇。毛泽东的文章喜欢广征博引，当中有不少柳宗元的大段文章。毛泽东还喜欢柳宗元的诗歌，常在作品上圈阅以示嘉许，并多次书写以表欣赏之情。更带有戏剧性的是，由曾当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国民政府文学院院长、新中国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编撰的百万字巨著《柳文指南》，竟然得以在“横扫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版，这当中还受到当时掌管意识形态生杀大权的康生的刁难。究其原因，是毛泽东对柳宗元的极力推崇，而《柳文指南》是亘古未有的研究柳宗元的鸿篇巨制，毛泽东明确支持并亲自审稿。
（都都的博客：《寻幽访古柳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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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黔之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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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863页）
[解析]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三戒》中的一篇。另外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均为讽刺性寓言小品文。在《三戒》序言中说：“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强怒，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黔之驴》所讽刺的，便是“出技以强怒”。后人对它的解释，是认为没有真本领的人，常常捉襟见肘，陷入滥竽充数的尴尬。黔驴技穷，遂成为有名的成语。
毛泽东谈《黔之驴》的发挥，自是另有一格。他从大与小的角度来说明，小的只要“更加扎实些”，便能战胜“庞然大物”，犹如小老虎能吃掉没有本领的大驴子一样。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一个很好的教训（读柳宗元〈黔之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鉴赏]
柳宗元曾写过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三戒》，《黔之驴》就是其中的一篇，还有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这些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生活的问题，高度抽象、概括、形象化的力作，有强烈的政治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经世不衰，独具风格。在《黔之驴》中，柳宗元通过描写一头外强中干的驴子，终于被老虎吃掉的故事，讽刺了“乘物以逞”、“出技以强怒”， “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的人。后人将此归纳为“黔驴之技”或“黔驴技穷”，用以比喻本领有限，或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全使出来了，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借用这个寓言，来说明敌人是不可怕的，尽管外表是个庞然大物。毛泽东把八路军比作“贵州小老虎”，把日本帝国主义比作貌似强大的“驴子”，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不管敌人外表如何庞大，由于它的本质是外强中干的，只要我们对付得法，它最终是要被精壮的革命力量所消灭。
同一年，毛泽东在鲁艺作报告时，又引用了这个寓言，不过这回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从这里出去工作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自认为是“洋包子”，而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干部，要和本地干部加强团结，和群众打成一片。
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他号召鲁艺学员不要只局限于小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开展工作。毛泽东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教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道理，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他说：“贵州没有驴勾子（驴勾子是陕北农村的毛驴的称呼。毛泽东讲话常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勾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勾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勾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勾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勾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就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勾子。”毛泽东在讲这个故事时，一边讲，一边装作老虎观察和侦察驴勾子的样子，走向旁边正在作记录的同志，大家都笑了。（马注：经查资料源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他运用柳宗元这一篇寓言故事，来讲述他要说明的道理，使道理形象鲜明地刻印在听众的脑海里，事隔一二十年，许多同志还记着这个“很好的教训”。
（刘修铁编著：《毛泽东妙评古诗书鉴赏》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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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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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分。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头前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尸时，立即说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都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段》，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马注：柳宗元：《天对》[摘录]）
“本始之茫，诞者传焉。
鸿灵幽纷，曷可言焉！
往来屯屯，庞昧革化，
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位庸庇民，仁克莅之。
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马注：屈原：《天问》[摘录]）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解析]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苟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谬论。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论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的〈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彼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了不起的唯物主义（读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天说〉、刘禹锡〈天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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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柳文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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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康生（1）的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同志：
章士钊（2）先生所著《柳文指要》（3）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又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4）抑韩（5），翻二王、八司马（6）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7）而颂阳湖（8），讥帖括而尊古文，亦有可取之处。惟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1965年8月5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柳文指要》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性研究著作。
（4）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5）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6）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7）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其后，刘大魁（左偏旁为木）、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章士钊章士钊章士钊章士钊章士钊《》
（8）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430-431页]》）
[解析]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衍，又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达100万字。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在韩柳的对比中，竭力褒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问，请章士钊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的初步评价，到了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遍。于是，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只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马注；查《毛泽东书信选》，此处所删节之原文为：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这里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经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8月5日，毛泽东把全书送给康生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这年12月，康生读完该书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于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钊，还附上一信。他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经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毛主席 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今天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柳文指要》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痛加批判，立？体无完肤。”这个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的大批判气氛，强化了毛泽东在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信中所指出的缺陷。其强化之辞未始没有违背本意的因素。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他在章士钊信中有关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话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当时首肯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派”的，确实是学术问题，且又是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末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对此，毛泽东批示，将此信送到刘少奇、周恩来阅，给康生阅，再与章士钊先生一商。又说，《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开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于康生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当时急速发展、变化多端的形势，《柳文指要》的出版与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搁下来了。本来，在那样的日子里，出版一本缺少唯物史观来研究老古董的著作，是难以想象的。
当“文革”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横生枝节，提出要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其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笔了。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封信，使《柳文指要》于1972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1971年8月14日章士钊以90岁高龄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柳文指要》之出版，自是波折起伏。但毛泽东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兴趣之大，阅读之细，评论之中肯，则是值得称道的。他读一遍后说还要再读一遍。还认真把书稿中的错别字改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1966年3月，章士钊以86岁高龄撰写《柳文指要》跋时，便有“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讯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之语。足见毛泽东在该书上所花的功夫。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外”，“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推重的是该书“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褒贬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取一致评论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评论者有相同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观点解柳”。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同时明确告诉：“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本条目诸多事实材料引自章含之回忆文章）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读章士钊〈柳文指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毛泽东1965年8月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稿的批改。见乔东光《毛泽东与〈逻辑指要〉、〈柳文指要〉》，《了望》1985年第52期）
[解析]
毛泽东认为，《柳文指要》缺少唯物史观，在该书跋文中所论韩柳倡导的明白晓畅的古文运动之兴起与贡献，即可视为一例。（马注：章士钊在《柳文指要·跋》手稿中的原文如下：“存其利而去其害，即不啻表显文化进步之正当规律，从而人心翕习，童叟无违，事有固然，毫不足怪。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蔽。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行而特显其长，即不多论。”）在书中其他地方，进而提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或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观点。基于次，一方面提出古文运动乃一“新兴文运”，“别开一新纪元”，但又认为它是“存其利而去其害”，乃传统古文之“事有固然”。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囿于文学形式本身的存废因循来评价古文运动，特意删掉其中“永远相持于不蔽”几字，加写了前面引述的这段话，这就把评价的重心，放到文学与经济、政治，文学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上面。从这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经济、政治决定文化的历史主义观点。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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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呈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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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绝·呈郭老（1）》
（一九七三年）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2）。
[注释]
（1）此诗出处及写作背景介绍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注一。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注一：
《封建论》：柳宗元（773-819）撰。文章通过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的细致分析，严厉抨击了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士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认为，社会制度是不以任何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传统思想。文章以史实说明了秦代开创的郡县制较封建制的优越性，批驳了一些人企图恢复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这篇著名的政论文在历史上的地位，用苏轼的话来概括，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论》）
郭老：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首诗见之于王年一《大动乱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高凯、于伶主编《毛泽东大观》及冯锡刚《云水苍茫未得殊——郭沫若在“文革”后期》等著述。有关论著介绍此诗写作背景说：1968年10月在八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1973年春，毛泽东就写了一首反对郭沫若“崇拜孔二先”的小诗。7月4日同王洪文等谈话时又提到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不能大骂秦始皇。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以后，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
（2）孔二先：孔二先生的略称。
（庆振轩、阎军编著：《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康。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根据审定的铅印件刊印。近年来此诗不少出版物所载，多有讹误。
[注释]
[《封建论》] 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
[莫从子厚返文王]子厚，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末为西伯，周族领袖，晚年自号为文王。周文王时开始推行较完备的封建制（即分封制）。本句是说不要从柳宗元的反对分封回到周文王的实行分封制，即反对倒退。
[考辨]
说《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是毛泽东所作，有确凿的档案可以证明。（一）这首诗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时，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的。（二）1973年8月7日周恩来曾写给毛泽东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江青同志在昨晚政治局会议上已将主席读柳子厚的封建论和呈郭老的诗以及有关问题给我们传达了，我们也议论了一下。”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这表明，毛泽东认同了“呈郭老的诗”是他写的。周恩来的这封亲笔信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主编：吴正裕，副主编：李捷、陈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诗以《读〈封建论〉呈郭老》为题，可知是由读柳宗元《封建论》一文有感而发，就儒法问题向郭老呈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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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封建论》精辟地分析了“封建制”之大弊，“郡县制”之大利，指出“郡县制”是保证中央集权、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毛泽东高度评价《封建论》的意义，力劝郭老“熟读”之，可谓慧眼独具，语切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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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以诚恳友善的语气，写出对郭老的期望，劝说郭老多读一些唐人柳宗元所写的《封建论》这篇文章，不要从柳宗元的正确观点倒退到周文王的“封建制”时代去。。。。。。。此联作结，哲理深刻，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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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主旨，在于批评郭老崇儒反法的错误观点，劝说他正确认识和对待秦始皇这样一位有重大功绩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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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念出这首后来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要她当场手记。毛泽东之所以要呈诗郭沫若，主要是由于他不同意郭老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扬儒抑法的倾向，《十批判书》是其代表性言论，因而以诗提出批评探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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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此诗，还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在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儒言论（如“克己复礼” 之类）的条幅和材料。林彪之子林立国搞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又径直把毛泽东比为秦始皇而加以咒骂。毛泽东便越发感到林彪的极右实质与孔儒思想有必然的联系，批林必须批孔。因而呈诗郭老，就《十批判书》尊孔和骂秦始皇的问题提出批评商榷。在念了呈郭老一诗后，毛泽东还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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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重庆时期写的《十批判书》，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把秦始皇当作“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使“已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从而把社会向后扭转的人物加以否定，而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沿袭历史偏见，看成是专制暴行。毛泽东不同意郭老的观点。他曾明确表示：“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倾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又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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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小读孔夫子的书，但“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而“赞成秦始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反孔的态度就比较鲜明。但从延安时期到50年代，他都多次说过：“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孔夫子当然是有地位的”，“此人不可一笔抹杀”。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孔子越来越反感，对秦始皇的功绩越来越称赞。他说过：“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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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龚国基：《爽直的批评 诚的规劝——〈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赏析》，见《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主编：吴正裕，副主编：李捷、陈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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