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第一节、「社会性质」问题的来由
（一）争论不休的问题：革命「一步到位」或者「分几步走」的选择
（二）1930年代的三次论战
（三）1940年代出现的「新民主主义论」
第二节、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投身台湾「社会性质」研究的动机
（二）陈映真的80年代：在分离主义批判中萌芽的「社会性质」论
（三）90年代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大致轮廓
第三节、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焦点：「新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史
（一）问题一：「新殖民地」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的统独抉择
（二）问题二：继承并发掘台湾「社会性质」论述史与当代「新殖民地」史
（三）问题三：两蒋时代以来的台湾政权性质与资产阶级的内部差别
（四）问题四：「社会变革论」的提出与批判
第四节、结论
征引书目
引言
1980年代中期「台湾结／中国结」论战以来，陈映真即试图从「冷战、内战」之「双战结构」下的台湾资本主义发展来解释台湾社会内部各种问题（比方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败坏或分离主义运动）的因由。但80年代的陈映真并没有全面解决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六四事件、《人间杂志》停刊，以及陈映真访大陆之后，陈映真的思想进入了更深层的阶段。这个阶段同时也是他暂时放下写小说的笔，专攻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上，陈映真从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以来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出发，将台湾社会史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作为研究重心。1992年起，陈映真集中编译出数卷台湾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试图综合这些作品而提出了自己的（台湾）社会性质论。90年代末期，陈映真开始发行《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并继续发展他的「社会性质」论。到了2000年，陈映真（乃至以「人间」为主要出版阵地的各）的「社会性质」论透过以陈芳明论述为对象的批判而得到全面表述。
虽然陈映真所重视的「社会性质」论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恩、列）所直接发明，却是一九二零至四零年代的共产国际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下的学术传统。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影响下，不同时代的台湾社会主义者（比方台湾共产党）也发展出许多有「社会性质」之实的论述。台湾旅日左翼学者刘进庆（1931-2006）是战后台湾第一个完整发展「社会性质」论的学者，其著作堪称台湾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里程碑。陈映真绍述了这些先行者的成果并加以规范化，从而形成他自己的、以「社会性质」来划分的历史分期。本论文将试图揭示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可能的启示；而本文所研究的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社会性质」论为媒介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社会性质」问题的来由
（一）、争论不休的问题：革命「一步到位」或者「分几步走」的选择
对于诞生于西欧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运动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历来是基本目标。就革命任务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私有制社会，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社会；就革命动力而言，社会主义革命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阶级所推动；就革命性质而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则被视为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指标。[2]
但当运动延伸到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某种消长趋势，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地区时，社会主义革命有没有必要、有无可能、如何可能，就成为显而易见的问题。
由于私有制下的每个生产方式内部都有阶级对立存在，因此，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条件下，特定区域之内可能交错着各种阶级对立。比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是「资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则有「地主／农民」、「奴隶主／奴隶」之类的阶级对立。
社会主义运动也许可以不考虑这些对立而直接进行以工人阶级为革命动力的革命。但从历史上来看，运动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愿意考虑联合可能联合的阶级。[3]比方联合农民去进攻。以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来说，当时的民粹派主张俄国可以依靠农村公社而跨越资本主义社会。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俄国开始发展，因此村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所以，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无产阶级化的贫苦农民可以成为同盟者，资产阶级化的富裕农民则是敌人。当然，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番见解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更是藉由批判民粹派的论点而打击民粹派。[4]
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征服全中国，致使工人阶级的数量少；加上中共在1921年建党之后所推动的工人运动在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转入第一次低潮，因此工人阶级能否与其他阶级合作、与哪个阶级合作、[5]如何合作，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又由于合作总是要找寻各阶级都能接受的步调才能进行，就产生了革命应该「一步到位」还是「分几步走」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选择革命性质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前述俄国革命中早已出现的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立说明中共决定「分几步走」。然而当时的中共没有将「阶级」分析紧密联系于「分几步走」的决定。因为「阶级」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才得到关心的问题。如瞿秋白（1926）所云：「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然而「阶级」分析与「分几步走」的决定也没有在「五卅」之后产生紧密联系。因此周恩来（1983：158-160）曾评论云：「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
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激化了共产国际内部的路线斗争，才使联共（布）党内长期存在的革命性质论争──即「分几步走」或「一步到位」的选择──藉由中国的场合而再次得到讨论：
1.以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1879-1953）、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1888-1938）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主流派主张中国革命必须「分几步走」，每一步有每一步该完成的革命任务以及完成该任务的政权。第一步是实现多阶级共享的政权（比方工人阶级与农民共治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把推翻前资本主义社会当成革命任务，而这一步的革命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则是工人阶级所独掌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把推翻或阻止第一步所可能实现（或已经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支配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当成革命任务，而第二步的革命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6]
2.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1879-1940）反对派主张「一步到位」。他们认为：所谓的第一步的政权「工农民主专政」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被主流派摆在第一步去完成的革命任务，恰恰只能直接透过第二步的政权才能完成。至于第二步的政权能不能进而完成第二步本身的革命任务，取决于各种条件，特别是世界革命的进程。[7]
（二）、1930年代的三次论战
历史地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科学地、怀有高度主体意识地、不断提高了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本质的认识，善于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为中国的救亡、改造、建设和发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贡献。一九三○年代初，接受新的社会科学只不过十来年的中国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北伐革命失败的余痛中，展开了范围广阔，卓有理论深度和知识开创性的「中国社会史论争」。这个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学术论争，讨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讨论了相互的变革运动的本质、运动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国的前途等等，影响十分深远。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南朝鲜社会科学界和社会运动界展开「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时，中国三○年代「社会史论争」所留下的业绩，仍为南朝鲜社会科学界所征引。（陈映真，1997d）
主流派与反对派间的争论从苏联延烧回中国，引起中共党内的分裂以及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论战参与者有主流派、反对派，以及国民党左派；但主要是前两者。论战的焦点是所谓的「社会性质」问题。由于「社会性质」是一个在论战中逐渐丰富自身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概念，难说有什么确切定义。但当时所谓的「社会性质」基本上还是围绕着马克思的某些定义被理解与运用，特别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这两个框架。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1962：8-9）
「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框架下的社会性质，相当于「社会形态」范畴；「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框架的社会性质，则相当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因此社会性质同时具有「经济基础」与「社会形态」的意涵，并成为联系起「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媒介。
社会性质之所以成为论证「一步到位」或「分几步走」的论据，与主流派、「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框架有密切关系。对于主流派来说，存在于中国范围内的各种生产方式各有相应的阶级对立，[8]因此分析各种生产方式本身及其之间的关系，能够探知中国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与经济利害。以此为基础，便能决定工人阶级应该同谁合作、以谁为敌，进而决定革命是否「分几步走」。就反对派而言，其实未必需要以「社会性质」作为「一步到位」的论据，因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支配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可能更有利于论证「一步到位」。但因为主流派积极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才引起反对派的积极参与。总之，如德里克（ArifDirlik，1940-）所言：主流派与反对派双方「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中国的分析并非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而是在社会内部──在存在着敌对利益的社会各阶级之间。」（Dirlik，2005：68）
虽然「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框架与「一步到位」或「分几步走」的争议有密切关系。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框架并未因此而被忽视，甚至可能更重要。虽然该框架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因百年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上层建筑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影响中国经济基础的媒介。国民党左派特别重视这个框架。因为他们强调中国的经济基础没有主流派或反对派所说的那些问题，问题出在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上层建筑，因此需要来一场推翻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Dirlik，2005：68）
虽然这三次论战使「社会性质」的两种分析框架基本成形，但全面从两种框架说明「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论述，还要更晚才出现。此即1940年代初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
（三）、1940年代出现的「新民主主义论」
三○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探索和开发，结晶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论这样一个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规定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中国改造论：即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为基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指导了一场推翻百年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消灭数千年残酷的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巨大成就与贡献。（陈映真，1997d）
「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与中共所逐渐取得的实践经验与独立地位，为共产国际战略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194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中国化的具体成果。「新民主主义论」的纲领性文献以毛泽东所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1971a：111-112）[9]
「新民主主义论」有巨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架构。其巨观架构主要是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说明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与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微观架构则是从阶级的角度说明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说明谁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谁是工人阶级的朋友。
先来谈巨观架构。
前述三次论战确立了一种规范认识，论争中的各派都承认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时代，问题只在于上下限。[10]以这种规范认识为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分别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1.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来看：中国「社会性质」在鸦片战争之后仍以「封建」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虽然外国的侵略开始瓦解这种支配地位，但并不能完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而代之。因此中国「社会性质」便陷于封建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彼此僵持（乃至前者占优势）的「半封建」状态中。
2.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性质」）」来看：
甲、首先，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与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1971b：149）[11]
乙、其次，如果中国在外国侵略中完全失去自己的上层建筑，就成为「殖民地」；但中国毕竟维持着自己的上层建筑，因此被称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义论」藉由「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化并非中国本身自然所致，而是外力介入后的结果。
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来看：中国「社会性质」在鸦片战争之后仍以「封建」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虽然外国的侵略开始瓦解这种支配地位，但并不能完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而代之。因此中国「社会性质」便陷于封建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彼此僵持（乃至前者占优势）的「半封建」状态中。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性质」）」来看：甲、首先，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与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1971b：149）[11]乙、其次，如果中国在外国侵略中完全失去自己的上层建筑，就成为「殖民地」；但中国毕竟维持着自己的上层建筑，因此被称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义论」藉由「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化并非中国本身自然所致，而是外力介入后的结果。
为了凸显中国「社会性质」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走向「半封建」，「新民主主义论」做出如下规定：（1）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被规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仅仅是「半封建社会」。（2）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成为「殖民地」，因此包含东北在内的中国「社会性质」就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不仅仅是「半封建社会」。（毛泽东，1971a：103-110；1971b：150）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强调「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因此该论所谓的「半封建」不能理解为「半资本主义」的另外一半，而必须理解为一种畸形存在的「封建」。[12]按「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半资本主义」理应由民族资本所构成；外国资本不被承认为「半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但由于外国资本极大打压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就导致了「半资本主义」不存在，从而也不可能成为「半封建」的另一半。总之，「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半封建」不等于「半资本主义」。
再来看微观架构。
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对立，是「新民主主义论」微观架构得以成立的前提。在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首先按时间先后把三次论战中成为共识的「封建」时代再细分为「封建领主制」与「封建地主制」的两个时期，并且把「地主／佃农」关系视第二个时期内的主要阶级对立。[13]
「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封建生产方式的理解也是「地佃关系」，并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始终存在封建生产方式。因此「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如下的阶级分析：地主阶级是应当打倒的敌人，农民阶级则是应该团结的朋友。又虽然中国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打压了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也不应全部视为敌人，而应该争取这部份试图发展民族经济的资产阶级，也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透过私有制来维护其利益，但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可以争取的盟友，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把以消灭私有制为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为革命的第二步，而第一步必须采用足以促使各阶级步调一致的要求，即民主主义革命。又由于资产阶级孱弱，因此不可能期待资产阶级来领导曾经在西欧实现的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毛泽东所命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投身台湾「社会性质」研究的动机
陈映真对于「社会性质」问题的关注，可能与他惯于从「阶级」思考问题有关。除了他自己的小说之外，陈映真的许多评论都显著地体现了陈映真──或者，作为「许南村」的陈映真──试图透过「阶级」分析去说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作家如何产生这样那样的创作。[14]然而陈映真对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阶级」分析，并没有成为他通向「社会性质」论的媒介。80年代及其之前的陈映真至多针对特定时代的「社会性质」提出说明（比方清代台湾[15]或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但这方面的说明通常不是主题本身，而是某种背景。
到了90年代，陈映真开始把台湾史的历史分期纳入他对「社会性质」的探讨，并使「社会性质」的历史分期成为他发展论述的主题或骨架。「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有什么关系？若以饱受批判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来比喻，则所谓「社会性质」历史分期就是判定「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时代断限。虽然台湾社会史的「社会性质」历史分期有时与台湾主权归属的不同时期有部分重合，然而以「社会性质」为标准而产生的历史分期，正是为了在主权的保持（或更迭）之外，说明台湾「社会性质」的变化（或不变）。而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主要是包括历史分期在内的「社会性质」论。
为什么陈映真选择在90年代发展他的「社会性质」论，而不是更早？一种可能是90年代逐渐宽松的政治气氛所致。如陈映真（1991b）所言：「目前的环境和条件，是比较有利于科学的、理性的论述。」与90年代相比，80年代的陈映真论述多多少少有点顾忌。比方他经常提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就被他从「革命」改成「变革」，或者整词改成「革新、民主主义革命」（陈映真，1987b：66）之类的用语。这种暧昧使得研究者不容易推想陈映真各种论述──比方迎战分离主义时产生的论述──背后的理论架构、不容易推想陈映真的思想所到达的高度。相较于此，依赖理论、依赖发展理论，乃至世界体系论，却是80年代陈映真敢于直接撰文说明的观点。[16]
然而发展「科学的、理性的论述」的目的是什么？1991年的陈映真接着说：
没有这些总结，就不能做好对于当前台湾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讨论，从而从这讨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当前台湾文学诸问题的新的讨论的论坛。（陈映真，1991b）
1993年的陈映真则说：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在知识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台湾要怎么认识？台湾的社会史应分成几个阶段，台湾社会的构成是什么？二是新中国的社会本质是什么……中国统一论，应该在台湾社会论和大陆社会论的基础上。（陈映真口述，1993b：164-165）
相较于陈映真擅长的小说创作，1993年的陈映真承认「近几年很少写东西，主要搞台湾社会史，搞思想」。此时距离他上一篇小说《赵南栋》（1987），已将近六年。虽然他说「现在决心要写了，仍然想写小说……我想把50年代发生的事写出来」（陈映真口述，1993b：164-165），但他实际发表的创作却是以50年代白色恐怖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4）以及报告剧〈春祭〉（1994）。他在1993年所下的「决心」，直到他在世纪末发表的〈归乡〉（1999）才真正实现。从〈赵南栋〉到〈归乡〉之间，是他小说创作的长期停顿期。
陈映真后来的一些谈话也许能比较清楚地说明他无法贯彻其1993年之「决心」（乃至长年不写小说的缘由）并且持续投身「社会性质」论之研究的理由。1994年的陈映真指出：
怎么从二次战后的冷战结构，从学问的、知识的观点去厘清，一直服从美国的政策，或者社会科学的派别是零星的，仅有局部的研究，而完全没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像这种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总的反省，来寻求上接日据时代以来，比较radical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做，这是为什么我这个搞文学的人，最近辛苦的找了几本书，有关政治经济的书来翻译，这本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觉得没弄就走不出去，就是些幼稚的话搬来搬去，老实说，严格的意义上，台湾没有左派，一直到有一个台湾资本主义论、台湾社会性质论……（郭纪舟，1995：访问页22）[17]
1995年的陈映真则指出：
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找到比较清楚的出路，然后开始写作。我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创作的冲动，因为在台独这种扭曲下面，生活里产生非常多的值得写的东西。从台湾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很好地尽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对于日据下的非理的社会，做出了他们的描写和反应。对目前这种奇怪的台独风潮中的台湾社会，我觉得历史也赋予了我们责任去加以揭露。（陈映真、黎湘萍，1996：21）[18]
虽然陈映真对于他投身研究台湾「社会性质」有上述多种说法（而且还不只这些说法），但这些说法的多样性除了反映出陈映真眼中的「社会性质」论有多项功能之外，也体现出陈映真对于「社会性质」论功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陈映真的80年代：在分离主义批判中萌芽的「社会性质」论
虽然陈映真对于「社会性质」论的功能有很多说法，但陈映真的90年代「社会性质」论首先起到的作用，是批判并发展他自己在80年代发展的台湾「分离主义」（如「台独」、「独台」）批判。因此，在说明陈映真的90年代「社会性质」论之前，必须先知道80年代陈映真所发展的分离主义批判。
80年代陈映真的对于分离主义论述的理解如下：
1.首先是历史论述。陈映真所认识的分离主义论述认为：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已经资本主义化，逐渐形成一个与相对落后的大陆不一样的社会，从而为「台湾民族」、「台湾人意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上述前提下，日本殖民统治的「始」与「末」都成为分离主义论述的关键时间点：
i.就殖民统治末期来说，分离主义论述认为1945年有「变」也有「不变」。就「变」而言，由于当时的大陆社会比较落后，因此1945年造成了落后者接收先进者的状况，这种状况成为战后一系列冲突（比方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不变」而言，他们认为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接收延续了「殖民」统治。（陈映真，1984[1977]-b；陈映真、戴国辉，1988[1984]）
ii.就殖民统治初期来说，割台的1895年是另一个争论的时间点，但问题意识不大相同。分离主义论述强调台湾的「近代化」在1895年之后才开始，反对该论述者（以戴国辉为首）则主张1895年之前的台湾经济早有发展，而日本后来在台的建设实以1895年之前发展为基础。[19]
2.其次是现实论述。陈映真注意到：除了海外的台独运动（特别是极力发展「台湾民族论」的「左独」）之外，岛内的党外运动、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当局等三方也开始把当时台湾岛上的「一千八百万人」当成一个整体。陈映真并注意到：党外运动、国民党当局、美国当局三方共识的「一千八百万人论」，不但不把台湾人民当成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更有意无意地抿除「一千八百万人」中的阶级差别。[20]
80年代的「台湾结／中国结」论战就是在持着上述认识的陈映真（与戴国辉等人）同分离主义阵营之间的交锋中产生的。而陈映真所写的〈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国家──「台湾结」的战后史之分析〉（陈映真，1987c）就是其系列响应中最具总结性的文章。该文论点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1.一方面，他试图探索分离主义的根源，特别是分离主义得以直接、间接、或明、或暗，把党外运动、台独运动、国民党政府，乃至美国当局串在一起的原因：
i.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大力扶植日系垄断资本并打压台湾人，因此台籍资本家并没有在台湾人中形成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虽然国民党政权接收了日系垄断资本的财产，却不排斥让台湾人发展资本主义；
ii.冷战、内战导致两岸分断，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台湾的发展全盘纳入美日帝国主义的再生产环节之中，台湾资产阶级（无论省籍）由此崛起。陈映真认为：外资、国民党政权，以及民间产业三者之间形成再生产（「循环」）的结构。因此台湾的资本主义产业对于国民党政权、美日帝国主义有强烈的依赖性格，缺乏自主性；台湾资产阶级对于外资的依赖还表现在不选择扎根于台湾，宁可外移同外国资本结合，致使产业升不了级。陈映真认为，台独运动与党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资产阶级（在指称党外的时候，他通常会用「中产阶级」一语），由于以上原因，因此：（1）「在60年代中兴起的台湾的资产阶级自量绝无信心去依照自己的形象去改造中国，因此只好把范围缩小只管台湾，从而有台湾独立的理念出现吧。」（陈映真、戴国辉，1988[1984]）（2）民进党成立后，如同外资、国民党政权、民间产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一般，美国、国民党政府、民进党之间出现某种共识或合作的可能。
2.另一方面，他试图直接批判分离主义的论述；一方面是历史论述，另一方面则是现实论述：
i.就历史论述来说，陈映真反对分离主义论述把1945年国民党政权的接收当成殖民统治之延续的论点。他认为：（1）国民党在1949年两岸分断之后的统治，实际上是美国遂行其「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媒介。因此，如果要说台湾在两岸分断之后仍然被「殖民」，就必须说台湾被美国（乃至日本）所「殖民」。又由于冷战与内战迅速把台湾编入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而且战后「国营巨大独占资本与民间零细轻工业•中小企业的双重构造」（陈映真，1987c：73）基本上是日本殖民地体制的某种保存，因此台湾的资本主义基本上是战前殖民地体制（「双重构造」）与战后「新殖民主义」体制（纳入美日再生产圈）之下的产物。（2）既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出现的「反共」、「反华」、等意识型态在战后仍然存在，就显示台湾仍然遭到某种「殖民」，而且不会是中国的「殖民」。「两个历史时代中少数台湾人的反华、蔑华思想，一样都倾慕日本或美国，及美、日两国的『文明』、『进步』与『开化』，对自己的民族，却以日本人或美国白人中心的观点，加以仇视和鄙视。在台湾五十年历史上，少数台湾人的反华和蔑华运动，有这共同的特点：（一）是新旧殖民地结构下的意识型态；（二）反共；（三）反华；（四）鄙视一切中国的事物。」（陈映真，1987a）
ii.就现实论述来说，陈映真主打「一千八百万人论」泯灭阶级差异这一点。「『台湾人民』有一千八百万，总要有阶级构成之分析吧！不同阶级的『台湾人民』，有绝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利益。」（陈映真，1988[1986]-c：37）并指称「一千八百万人论」以及与之结合的「自决」口号，正是台湾资产阶级（无论省籍）将自己的利益「强加在」「一千八百万人」身上、要求「一千八百万人」买单的口号。（陈映真，1988[1984]-b：47）
80年代陈映真的分离主义批判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当时的陈映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者无法彻底反驳分离主义论述的某些论点，特别是强调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的「先进」与同时期大陆社会的「落后」，并认为两者的差异是战后一系列冲突与悲剧的产生原因。「先进台湾／落后大陆」的观点是1977年陈映真撰写〈「乡土文学」的盲点〉批判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时就存在的观点。但陈映真对于这种观点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他批判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正是分离主义论证两岸异质性的论据。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这种观点，因为他也认为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资本主义化」：「台湾从一个前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日本的统治，而转变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社会」；（陈映真，1984[1977]-a：105）「日治时代台湾资本主义改造的实体……确实使台湾的社会进入了『不同』于同时代大陆中国的社会阶段」。（陈映真，1984[1977]-b：20-21）为了坚持他的批判面，陈映真折衷地说：「日治时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有一个上限」，并指称台湾内部存在着与日本相勾结的「封建势力」。（陈映真，1984[1977]-b：20-21）
虽然陈映真的「资本主义化上限」论与「封建势力残余」论符合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实际──台湾社会并未资本主义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犹存台湾──但80年代的陈映真并未进一步发挥这方面的看法。当时的陈映真不太重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便承认该生产方式在台湾的存在有限）。比方说，「资本主义化上限」与「封建势力残余」其实有利于说明日本殖民统治与战后台湾之间的连续性。但当时陈映真所重视的连续性却是战后「国营巨大独占资本与民间零细轻工业•中小企业的双重构造」如何因为国民党政权接收日产而延续了「日据时代日本人巨大产业和台湾人零细小企业在台湾的『双重•跛脚』殖民地经济组成」。他认为，这种连续性致使「台湾经济从光复前到光复后台湾社会经济的移转过程中，承转了一定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战后清算』的不彻底，又是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和资本阶级缺少中国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情感、力量与气度的原因之一吧。」（陈映真，1987c：73）
陈映真在80年代遗下的问题，是探求陈映真90年代「社会性质」论的重要线索。
（三）、90年代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大致轮廓
「台湾结／中国结」论战之后，陈映真开始组织一些与「社会性质」论有关的文章。《人间杂志》时期，陈映真曾制作过一个试图按年代（十年）为历史分期来介绍台湾史的专辑（人间杂志社编辑部，1988），并曾介绍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中分别属于托派与国民党左派的严灵峰与胡秋原。[21]在《人间杂志》停刊前夕，陈映真还亲自介绍了80年代韩国社会运动中的「社会构成体论争」，这是他亲访韩国之后所写下的纪录。（陈映真，1989b）
在党禁、报禁解除以及戒严体制终结的90年代初期，陈映真开始尝试使「社会性质」论同台湾现实相结合。比方从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质来关照台湾社会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败坏根源，如「NIE’S症候羣」。[22]1992年，陈映真透过其主持的人间出版社出版了《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该丛刊大部分的著作集中刊行于该年，包括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出版时更名《台湾战后经济分析》）、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陈玉玺《台湾的依附型发展•依附型发展及其社会政治后果：台湾个案硏究》等政治经济学名著。
在选入《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的著作中，刘进庆的著作是理解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重要媒介。以中国「社会性质」论作为最终理论依归的刘进庆论述形成于1971年。[23]在台湾「社会性质」的表述上，刘进庆严格依照「新民主主义论」的典范。该典范强调「半封建」为本质性的规定，并且在修辞上用这样那样的「半封建社会」来表述这种规定。比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或「半封建殖民地社会」；后一种表述方式的代表人物是王亚南。[24]
刘进庆认为二十世纪的台湾「社会性质」并非始终如一，因此他在「社会性质」的层次上──如同「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的与论者那样──对二十世纪台湾进行了历史分期：（1）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战后五年回归中国，因此台湾不再是殖民地；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因此台湾也成为半殖民地；不过，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台湾都没有改变「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因此战后五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到了两岸分断的5、60年代，国民党通过「农地改革」而铲除了「半封建」关系的载体（如地主），但自己却当起了最大的地主，因此刘进庆认为战后五年与5、60年代的台湾仍然是「半封建社会」。又由于刘进庆认为两岸分断之后的台湾实际上受到美、日「新殖民主义」的支配，成为不同于「半殖民地」或古典「殖民地」的「新殖民地」，因此他以「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表述当时的社会性质。
刘进庆的「社会性质」历史分期促使陈映真不再孤立说明个别时代的「社会性质」，而是尝试同时说明台湾不同时代的「社会性质」。就本文目前所见的陈映真论文来看，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的大致轮廓形成于1992年（与《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同年）。1992至1993年之间可称为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刘进庆时期」，因为陈映真此时的历史分期完全与刘进庆相同。[25]
虽然1992至1993年间的陈映真与刘进庆有完全相同的分期，但陈映真完全接受至现在的，乃是刘进庆论述所发展出的殖民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半殖民地（战后五年）、新殖民地（两岸分断以后）之分期。[26]至于刘进庆把5、60年代台湾视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规定，则使陈映真陷入长达十年的长考与犹疑。90年代的陈映真对于5、60年代的「社会性质」曾出现三种有时各自独立、有时又彼此结合的设想：
1.第一个设想是把5、60年代以降都视为「新殖民地•（半）边陲资本主义社会」。「边陲」与「半边陲」概念的引入，显示了依附（发展）论，以及世界体系论的色彩，并且凸显了资本主义属性的存在。[27]「当前依赖理论或世界体系论的作家，则倾向于比较高度评价殖民地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只要从他们常用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边陲部资本主义社会构造』这些词，就可以看到边陲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到格外强调的消息了。」（陈映真，2003[1992]：52）
2.第二个设想则是把5、60年代视为「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设定也凸显了资本主义属性的存在。[28]
3.第三个设想则是把5、60年代视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则是「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陈映真「刘进庆时期」的历史分期，并强调了前资本主义（「封建」）属性的存在。
这三种设想之间的关键差异（或共性）在于5、60年代的台湾「社会性质」究竟是前资本主义的属性（第三个设想）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的属性（第一、第二个设想）占优势。陈映真在90年代之初就已经出现前第一个与第二个设想。第三个设想只存在于1992至1993年之间，而且陈映真有时会把第三个设想同第一个设想相结合。到了2000年的时候，陈映真正式把他的见解确定在第二个设想：「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陈映真基本上肯定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趋势，而刘进庆则强调前资本主义属性（半封建）的存在。但两者都没有把「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视为彼此的另一半，而是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如何规范了台湾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陈、刘二人在此处的严谨性，使他们更接近「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架构，并拉开了他们与「左独」理论家史明之间的距离。因为史明恰恰把「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视为彼此的另一半。[29]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后五年）的设定──特别是这两个历史阶段所共有的「半封建社会」性质──使陈映真克服其80年代的「先进台湾／落后大陆」的观点，从而与分离主义论述产生了区别。[30]现在陈映真眼中的1945之「变」，乃是台湾从「殖民地」变成「半殖民地」；至于1945年之「不变」，则因台湾仍是「半封建社会」。[31]然而陈映真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从实证的角度来说明1945年的「变」与「不变」。[32]
三、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焦点：「新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史
虽然1945年前后的台湾「社会性质」是陈映真关注并自我修正的焦点。但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还着重处理两岸因内战、冷战而重新分断之后的局面，也就是台湾的「新殖民地」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一）、问题一：「新殖民地」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的统独抉择
陈映真对于「新殖民地」的基本看法奠基于前面提到的分离主义批判。而分断体制的形成，以及台湾资本主义在分断体制之下所首次[33]获得的发展，则是其说明分离主义起源的关键论据。陈映真认为：由于台湾本土的资本主义并未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得到发展，而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又在台湾成为美日「新殖民地」的条件下成长并实现再生产，因此台湾资产阶级（无分省籍）缺乏统一动力甚至选择台独。反过来说，如果台湾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重新融入中国的民族经济圈、克服台湾的「新殖民地」性质，台湾资产阶级就可能「民族资产阶级」化。换句话说，为了克服分离主义，还是得靠台湾资产阶级。
陈映真的见解可具体说明如下：
1.80年代的陈映真：在陈映真与戴国辉的一次对谈中，陈映真曾提出了一种猜想：如果1949年内战的结果是国共划江而治，台湾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同长江以南的大陆资产阶级共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台湾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可以在民族经济圈内进行。戴国辉认为陈的看法「太乐观」，「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够成熟，世界史的胎动没有来得及提供时间，让他们找出『生机』」。虽然陈映真同意戴国辉的反驳，但他之所以有这种猜想，正是因为「台湾生活中有太多的实例说明了这实在是阶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陈映真、戴国辉，1988[1984]：151-152）虽然陈映真的「划江而治」毕竟只是猜想，他却盼望台湾的资产阶级能在将来汇合于逐渐开放的大陆经济之中，成为民族经济体的一部分，从而逐渐解消台湾资产阶级的台独属性。
2.90年代的陈映真：当开放台湾资产阶级向大陆投资之后，陈映真曾提出这样的解释：「随着台湾中小企业资本愈益深入地组织到在大陆开放改革过程中不断膨胀的中国民族经济中进行其循环，原本带有买办性、依附性──甚至非民族性和反民族性的台湾中小企业资本，势将逐渐改变其性质，即逐渐增加资本的民族性。1991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业政治愿望的民进党，在将台独条款正式列入党纲的党内争议中，就具体出现过部份中小企业资本的踌躇与反对意见。」（陈映真，1992b）他还认为，随着台湾资本向大陆投资的增加而使民族性相应增加，将来甚至可能在台湾的议会中出现游说团体。而且两岸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将促使上层建筑必须发生变化。（陈映真口述，1993a）他乐观猜测：「台湾战后经济的现阶段，离开了资本在大陆的循环是不可思议的」「台湾经济不可逆转地重编到开放改革后的中国民族经济再生产构造，正在展开使我们目不暇接的两岸经济整合运动。」（许铭义整理，1993）
3.香港九七回归时的陈映真：在受邀参加香港回归典礼之后，陈映真提出了一些感想。他认为，台湾与香港的殖民地化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的构成部分，因此香港的回归实是「中国半殖民地历史终结的一部分，香港以『回归』而不是『独立』的形式完成了它的非殖民化。」从而也可以「看到经济变化所起到的近于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近于决定性的作用」使香港在港资纳入大陆经济圈的过程中，承受了中英联合宣言、六四、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冲击。对于台湾而言，「如果和大陆的经济联系越来越成为台湾财富和生活发展不可缺的因素；如果大陆的发展和繁荣越来越不可忽视，台湾经济的归趋将如何影响于精神、政治和意识的问题，在香港回归之后，势将成为众目的焦点。」并认为，香港回归将给台独带来挑战，因为香港殖民地化的历史比台湾长，却没有出现香港民族论。（陈映真，1997c：134-140）
虽然陈映真「民族经济圈内再生产论」（暂称此名）未必为其所创，[34]却贯穿了他的80与90年代。80年代的陈映真依靠这个论述而初次迎战分离主义，发展了「反独论」。1987年〈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国家──「台湾结」的战后史之分析〉是该论述的高峰。90年代的陈映真也依靠这个论述而发展他的「统一论」。〈祖国：追求．丧失与再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主义〉（陈映真，1992b）一文则是〈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国家──「台湾结」的战后史之分析〉的升级版。陈映真透过这篇文章而首次对十九世纪以来台湾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提出分析。
虽然陈映真的「反独论」与「统一论」都以「民族经济圈内再生产论」为基础。然而陈映真把论述的焦点从「反独论」移往「统一论」并不是偶然的。陈映真的焦点转移在一定意义上响应了他在80年代所遭受的批评。某种意义上，90年代的陈映真「社会性质」论是一个与「统一论」紧密结合的论述。当时对陈映真提出批评的论者如此看待陈映真的分离主义批判：
1.有论者（郑明哲）批评陈映真把台独运动简单定位成资产阶级运动。论者认为运动的阶级属性不能从参与者的阶级出身来判断，而应当以该运动的主张来看。并认为，「说台独运动是资产阶级运动的人，必须证明台独这项主张只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果不是，则我们只能称之为全民运动，或民族运动，或其他任何性质的运动。」（郑明哲，1988[1984]：125-126）90年代的陈昭瑛也认为郑明哲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故批评陈映真的简单定位造成统一派论述的无以为继。（陈昭瑛，1995a，1995b）[35]
2.另外有论者（陈忠信）批评陈映真所归纳出来的全部因果关系，一方面其因果关系缺乏实证，二方面则是把冷战内战导致的两岸分断当成总原因，论者认为：如果冷战内战导致的分断可以用来解释「台湾结」的产生，就不能说明陈映真自己也观察到的另一个事实：两韩分断却没有各自出现民族主义。（陈忠信，1987）
其实80年代的陈映真没有响应上述批评，但他并不是没有响应上述批评的条件：
1.陈映真在「台湾结／中国结」论战时已有力地证明台独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他的证明方式不是从台独运动的主张是否有利于资产阶级出发，而是从台独运动的实际作为来证明。比方陈映真就注意到分离主义运动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采取敌视或忽视的态度，[36]仅仅这一点，就能充分说明分离主义运动的阶级性格。唯一的缺点只在于陈映真并没有在这方面多加着墨。
2.陈映真论述的要旨也不在于说明台独运动的资产阶级性格，而在于说明台湾的资产阶级为何必然走向分离主义。所以陈映真才会批判资产阶级的台湾朝野所共有的分离主义性格，也所以他才会同时认为台湾的资产阶级也有选择统一的可能。因此，陈映真「统一论」的实现程度乃是验证陈映真「反独论」真实程度的唯一方法。或许这就是90年代的陈映真较关注「统一论」而非「反独论」的原因。
3更重要的是，80年代的陈映真是从台湾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在分断体制下的发展来解释分离主义运动，而不是只谈资本主义（从而资产阶级）与分离主义的关系，也不是只谈分断体制与分离主义的关系。因此郑明哲或陈忠信对于陈映真的批判无论如何过于化约。
虽然陈映真的「统一论」有验证「反独论」的作用，90年代的局势却给这个与「反独论」一体两面的「统一论」带来挑战：
1.陈映真在1992年时认为，虽然两岸出现经济上的统合，整合却尚未反映到意识型态（陈映真，1992b）。到了1993至1995年间，他开始承认反共分离主义意识型态甚嚣尘上。面对分离主义明显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运动的这一现象，他认为这是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许铭义整理，1993；陈映真，1995a）
2.陈映真为了反驳某种把大陆当成「中心」并把台湾当「边陲」的论述，指出当时的大陆是「边陲部资本主义化」，台湾则是「半边陲」。从输出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台湾与大陆不是民族内分工，则台湾恰恰是压迫大陆的「中心」。[37]陈映真论述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强调台商对大陆的资本输出是民族内分工。[38]但对那些实际上因为两岸分断而藉此谋利的台商而言，可能并没有想到（或者不愿）这是民族内分工。加上台商商品的销售市场未必内销，因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未必能形成「民族」的再生产。[39]
（二）、问题二：继承并发掘台湾「社会性质」论述史与当代「新殖民地」史
1995年，陈映真曾与陈昭瑛、林书扬、王晓波等统一派学者展开一场关于「台独意识」是否为「中国意识」之「异化」的讨论。（王晓波，1995；林书扬，1995；陈昭瑛，1995a，1995b；陈映真，1995b）该讨论也有独立派学者参与。论争的开端是陈昭瑛，她将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区分为三期：1949年两岸分断之前是第一期，70年代是第二期，这两期都有强烈的中国反帝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内。然而80年代开始的第三期却「异化」为反华乃至迷信现代化的台独运动。（陈昭瑛，1995a，1995b）
陈昭瑛论述引来陈映真的回应。陈映真认为，「第三期」其本质与前两期不同，不能齐观为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阶段。（陈映真，1995b）但陈映真没有申论的是：若从他自己的「社会性质」历史分期来看，「第三期」所浮上台面的分离主义正是两岸分断以来、台湾成为美日「新殖民地」的必然结果。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第三期」的成因或者为何「异化」，而在于异军突起的「第二期」为何发生。虽然陈映真也提出他的解释，其解释却无法以资产阶级运动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此即「民族经济圈内再生产论」的基础──为线索。这个线索只能有利于考察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或者两岸经济整合之后的种种政治可能），却无法直接说明（或者只能间接说明）分离主义运动以外的中国反帝民族主义为何在台湾存在；无论是「第一期」或者「第二期」。[40]
陈映真可能自始就清楚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两岸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史也是他所热中研究与宣传的对象。除了两岸人民「自在」的反帝国主义（比方义和团运动、噍吧哖事件）之外，[41]他特别重视两岸人民「自为」的反帝国主义。由于伴随着殖民地的争夺而出现的帝国主义是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最显著的现象，因此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自为」性，正表现在被压迫者如何意识到自己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并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或许正由于台湾历史上屡屡出现却长期遭到遮蔽的「社会性质」论或论争恰恰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这些论述或论争便立刻映入陈映真眼帘，成为其「社会性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1992年是陈映真「社会性质」论全面展开的一年。陈映真以该年发表的〈祖国：追求．丧失与再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主义〉之「社会性质」历史分期为基础，改写出〈台湾现代文学思潮之演变〉（1992.12）一文（陈映真，1992a）。陈映真藉由这篇文章以及同年发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湾社会性质论与台共两个纲领同边陲部资本主义社会构造体论之比较考察〉，[42]发掘出台湾过去的「社会性质」论，「以感谢与惊异之心亲炙前人在台湾社会构造理论上的建树」。（陈映真，2003[1992]：48）
在陈映真探索「社会性质」论之理论史的过程中，1993年4月成立的「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形成他与他的同志们非常重要的学习集体。「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章程明白揭示了他们把「社会性质」论的理论史视为探索台湾「社会性质」的重要媒介。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1993：1）《章程》的〈前言〉云：
1920年代中后，日帝殖民地下台湾前进的知识分子，为了克服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与阶级的矛盾，援引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对于台湾社会与历史之科学的自我认识工作，并且留下一定的知识和理论的遗产。
这个以进步的社会科学探索台湾社会和历史的传统，在1931年遭到日帝的镇压。继之，在1950年到54年的白色恐怖中，此一传统作为一门科学、知识和哲学，遭到残酷和彻底的破坏而完全中绝者凡四十年。1950年后，美国保守、自由派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型态霸权，支配了台湾战后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为冷战体制下台湾反共国家安全体系的建制，提供辩护的服务。
1980年代中后，台湾的政治经济起了巨大变化。然而，台湾的社会科学界对此一新变化却无法提出前进的、批判的说明。
我们有鉴于此，深感一方面批判地继承20年代台湾社会性质论的遗产，一方面又进一步汲取二战以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其他各种进步的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理论新的反省与发展，同台湾社会具体现实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科学地、批判地认识和改造台湾社会与历史的论述系统，诚为当务之急。
欲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协意成立了这个研究会。
1996年，学者黎湘萍曾问他：「自从《赵南栋》以后，您反省50年代白色恐怖的作品有不少」，「除了这些创作，您这段时期以来，一直在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写了大量的论文，不惜亏本出版了《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等等。除了这些工作，您是否还有什么新的创作？」陈映真答曰：
由于台湾社会里充满了台独的论说，特别在台湾史方面，因此这几年我想解决，就是对台湾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一方面自己读书，一方面觉得一个人读，不如多几个人读，就搞了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名称就叫「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都是一些业余的聚在一起读书，不是真科班的那种学术界的人。在读有关台湾的社会科学之余，我的欲望越来越强，很想在对台湾历史的比较与多一点理解的基础上，重读台湾的文学。（陈映真、黎湘萍，1996：21）
陈映真所探讨的各时代「社会性质」论如下：1926至1927年的中国改造论争，台共「一九二八年纲领」与「一九三一年纲领」，1940年代李友邦的论述（陈映真，2003[1992]），1949年《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罗铁英论述（石家驹[陈映真]，1999；卓言若[陈映真]，1999），1949年苏新的台湾革命论（陈映真，2002a），如此等等。[43]陈映真试图藉此说明：台湾在两岸分断之前已有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推动社会变革而产生了许多有「社会性质」之实质的论述，并不是只有他自己对台湾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感到兴趣。
陈映真所发掘的上述论述都形成于两岸分断之前。这些论述──如同大陆上形成的「社会性质」论那样──都认为台湾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会」，并从中得出台湾革命应当「反帝」（从而为民族革命）「反封建」（从而为民主革命）的结论。然而陈映真也关注两岸分断之后出现的「社会性质」论。陈映真于1994年接受访问时指出，以《夏潮》为代表的70年代岛内左翼运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社会性质」论。《夏潮》主观上没有发展，客观环境也不允许发展；即便是《夏潮》系统所发动的乡土文学论战，陈映真也认为「没有好好解决这个问题」。（郭纪舟，1995：访问页19）但当陈映真（1997a）深入探索「社会性质」论述史以及「重读台湾的文学」之后，他开始把他所亲身参与的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视为一场具有「素朴的历史唯物论」与「社会性质论」的讨论；他指出：王拓率先在70年代提出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也就是70年代台湾如何成为美日底下的「新殖民地」、「经济的殖民地」。陈映真试图透过他对乡土文学论战（或者特定作家的作品，如黄春明）的梳理，来说明当时的与论者如何感知台湾被美日帝国主义所「殖民」。如林载爵（1998）所言：「乡土，作为一种思想类型，它的第一个涵意是被殖民历史的审视。」[44]
虽然陈映真规定两岸分断后的台湾「社会性质」为「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一规定乃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社会性质」论所未有，但逻辑是一样的。陈映真的「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说明了台湾本土的资本主义如何在「新殖民地」的条件下发展，以及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因为「新殖民地」的限制而造成其他后果（如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因此「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既是「社会性质」论的发展，也是有陈映真特色的设定。
虽然新殖民主义或新殖民地有一定的定义，[45]但陈映真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或「新殖民地」的定义，应当从传统「社会性质」论中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同台湾现实的背离来考虑：（1）就「殖民地」来说，典型的「帝国主义／殖民地」关系在二战以后逐渐消失；（2）就「半殖民地」来说，「社会性质」论中的「半殖民地」一语常常联系于积弱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权）以及无法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基础（因此陷入「半封建社会」状态）；（3）就台湾的现实来说，支配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但有很强的控制力，[46]50年代之后的台湾经济基础也开始资本主义化。
（三）、问题三：两蒋时代以来的台湾政权性质与资产阶级的内部差别
虽然刘进庆与陈映真都把50年代以来的台湾规定为「新殖民地」，甚至陈映真一度赞成刘进庆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规定，但他很快就改变他的看法，而把5、60年代的台湾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发展的时代，同时他也决定把国民党政权视为一个有意推动资本主义的政权。
这里必须再次回顾刘进庆的见解。刘进庆「半封建社会」论最吊诡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半封建社会」必须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半封建政权」才能得到界定，否则该论难以成立。刘进庆论述中最突出的现象是：为了分析战后台湾二十年（1945-1965）之发展，刘进庆引入许多既有或者自创的范畴；比方「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半封建政权」、「殖民地遗制」、「公业」、「私业」、「官僚资本」、「官商资本」，如此等等。虽然刘进庆赋予了这些范畴之间以一定的逻辑关系，但这些范畴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或「近代／前近代」）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也就是说，每一个由刘进庆引入论述的范畴，如果不是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就是具有「前资本主义」的属性；二者必居其一。在刘进庆的论述中，这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不断出现在一个范畴向另外一个范畴的过渡之中。虽然刘进庆引入了许多分别具有前述两种属性的范畴，他却着重突出具有「前资本主义」属性的「上层建筑」范畴，即所谓的国民党「半封建政权」。他认为国民党政权的半封建属性规定了一切矛盾的发展。（刘进庆，1992：91）虽然刘进庆认为「半封建政权」规定了一切矛盾的发展，但刘进庆的这种看法恰恰暗示了「上层建筑」是「前资本主义」属性最后的残余处，而「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属性愈发显著、越来越「资本主义化」。
由于刘进庆的「半封建社会」论实际上是「半封建政权」论，因此其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抿除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或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线。[47]但70年代海外「台湾左派」与台独运动中却比较明确地区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差别。自史明（1962）发表《台湾人四百年史》以来，就把国民党政权视为一个由「（半）封建」、「独裁」、「军阀」、「特务」等属性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即「半封建政权」。而70年代北美出现的第一份台湾人社会主义刊物《台湾人民》（1972-1975）更直接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半封建政权，而台湾社会则发展着资本主义。该刊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民党政权也是「半封建」。国民党失去大陆后，把「半封建」上层建筑原封不动搬到台湾。虽其上层建筑愿意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却因为「上层建筑」的半封建性质而遭阻碍。（社盟角尺组，1972；洪明仁，1973）。《台湾人民》发生统独分裂后，独立派的《台湾革命》（1975-1976）、《台湾时代》（1976-1982）继续发展「半封建政权」论。因此，当80年代海外部分独立派运动出现「国民党资产阶级化」的论述时，曾遭「半封建政权」论者的抵制。（高成炎，2005：497-500）然而这种观点的提出，也体现出「半封建政权」论日显不足的窘境。
虽然陈映真（2003[1992]：51-52）也意识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台湾所出现的「重大杆格」，但陈映真（2005）认为：「台湾社会的『封建性』，今天看来，应该还有讨论的余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陈映真早在80年代就指出战后台湾出现了「阶级和国家的颠倒生存」：美国与国民党政权扶植了台湾资产阶级的产生。（陈映真，1987c：74）虽然90年代的陈映真一度接受刘进庆把5、60年代台湾规定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见解，但他大致上肯定5、60年代以来的国民党政权基本上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意愿，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半封建政权」；他认为，由于战后台湾的资产阶级体质孱弱，无力直接掌握上层建筑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国民党政权就替代资产阶级而执行该阶级所欲执行的任务，形成「高度个人独裁的」、「反共」的（Anti-Communist）、「次法西斯帝」的（Subfascist）、「国家安全主义」的（Security-）、「美国附从」的（U.S.Client-）、「拟似」的（pseudo-）「波拿巴国家」（BonapartistState）。[48]
1950年代形成的「波拿巴国家」，「为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累积与扩大再生产而设立」，并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还政」于资产阶级（李登辉政权的形成则是重要指标），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资产阶级。早期陈映真认为这一「还政」的过程导致「波拿巴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向下调整」。（陈映真，1992b）但在2000年民进党取得政权之后，陈映真在同年《左翼》杂志上的论争中指出：「波拿巴国家」在80年代中期便已瓦解，并由垄断资产阶级所掌控。2000年的大选并未改变这个局面，但原先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民进党却倏地改变阶级属性，成为亟欲代表「大独占资本」（即大垄断资本）利益的党。而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之间的台湾「社会性质」，总体上体现为「新殖民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趋势。（邹议[陈映真]，2000）
陈映真并不是第一个从「垄断／非垄断」区分台湾资产阶级（无分省籍）的论者。《台湾时代》时期便已开始讨论资产阶级内部的「垄断」与「非垄断」的差异。但这些分离主义左派更重视资产阶级内部「外省／本省」的差别（对他们而言则是「中国／台湾」的差别）。因此他们把本省资产阶级预设或论证为铁板一块的、可以服从「台湾民族」整体利益的「（台湾）民族资产阶级」。（赵石，1978）[49]80年代中期，由于许多中小企业无法克服岛内经济波动，资产阶级内部的「垄断／非垄断」差别得以突出，因此当时就出现从经济波动以及中小企业所遭遇的危机来解释民进党成立及其阶级属性的说法。并主张民进党当时应该以「反垄断联盟」作为任务。[50]
虽然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中早就把「垄断／非垄断」当成问题，但陈映真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可能起自他所赋予高度评价的80年代「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51]该论争的特色就是把「（国家）垄断资本」的存在视为运动必须重视的对象。[52]同时也体现出他并不认为省籍问题会造成资产阶级之间出现矛盾，「阶级」利益总是大于「省籍」利益。比方陈映真（1994，1995a，1995b）解释李豋辉政权形成以来的政局时指出：
1.资产阶级不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反而享受国民党对工农的镇压。因此蒋经国之死没有发生资产阶级的革命或骚乱。
2.李政权是失去民族资本性质的官商资本的产物，李政权是旧国民党政权的延续，「恰恰是过去的、作为世界体系所炮制的国民党国家政权『本地化』的延长与发展，而不是它的否定。」李政权的成立，使「本地台湾资产阶级全面获取政权」，这些官业必因政权性质的转变而私有化，由本省资产阶级接收。「台湾大集团资本与官商资本成了统治者。国府为『外来』『殖民政权』之论全面破产」。
3.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矛盾也消失，两党各自所提的命运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都是同样的东西。诸如此类。[53]
刘进庆也认为「阶级」利益总是大于「省籍」利益。实际上，刘进庆论述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台湾大多数的有产者（不分省籍）都视为围绕着国民党政权与外资而产生的利益共同体，并且视工人阶级与农民为主要的被压迫者。
陈映真的「波拿巴国家论」特别强调台湾政权的人工性。他在李登辉政权时期指出：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两度炮制台湾的国家政权（state）。为了从中国分离出去，蒋时代讲的是反共统一，李时代则是分离主义。这种「国家」实际上「几无主权可言」。由于「跨国资本（世界体系）＝国家政权（世界体系手造之物）＝本地资本（世界体系和国家政权所豢养）」而构成的三角联盟（triplealliance），这种「国家」就成为了「新生台湾扈从性国家政权的宰制机制。一个幻想的国家政权，至此成为畸形却具体的依附性国家政权。」（陈映真，1994）[54]
（四）、问题四：「社会变革论」的提出与批判
之所以陈映真把李登辉政权与陈水扁政权当成「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决定将来台湾「社会变革运动」（社会革命运动）的走向。他希望能藉此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就结论而言，陈映真认为台湾革命的前途首先仍然是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陈映真在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已经充分体现出他回归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传统，回归中国革命传统的倾向。陈映真也批判乃至惋惜某些意图仅仅在台湾实现革命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其称之为「一岛变革论」），并试图提出一个以统一为手段的变革论（比方「一国两制变革论」）。如果说陈映真过去从「民族经济圈内再生产论」说明资产阶级所可能带动的中国统一，两千年以后的陈映真则进一步从两岸统一所可能带来的两岸无产阶级之联合，来构思台湾「社会变革」的出路。[55]
如何以中国统一为台湾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可能是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终极关怀。虽然他始终坚持从「建立统摄两岸统一的民族经济构造」来实现中国统一，但随着他对「社会性质」论的认识愈发深刻，陈映真也深化了他的「统一论」。他希望统一应当是「探索一条记取两岸自己教训的，也是继承两岸优良经验的，以人为中心的，另类的（alternative）发展。」（陈映真，1995a）就像他所说的：
中国统一论这并不应该只是「炎黄子孙」……科学的统一论，是不是应该从台湾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展开一个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民族经济的再生产构造的理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再生产体系，不但要求对外国经济支配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但要求包摄两岸经济为一，内外的均衡，更要求对民族构成员，即人民的经济上的公平与正义。（许铭义整理，1993：21-34）
白色恐怖（1949～1952，以及延续到1987）根除和断绝了台湾社会之史的唯物论的分析与研究，荒废至今，实有待年轻一代人赓续和发展。这不仅关系到开展科学的台独批判，也关系着统一后的建国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映真，1995b：30-38）
之所以陈映真期待「另类的发展」，可能是他发现「两岸统一的民族经济构造」的形成不能只靠台湾资产阶级向大陆投资，也不能不加批判地指望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陈映真在1992年指出，统一的民族经济再生产体系应当「要使经济成果向民族构成体内的国民和人民扩散，以公平、正义的分配，消除经济上的不正与腐败，消除阶级间收入的格差。」若按上述见解来衡量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那末「经济成果」显然是被两岸少数人所垄断，而没有扩散至两岸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因此分离主义不但未在台湾消失，腐败与社会问题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重现更是最显著的代价。因此陈映真意识到，改革开放所产生的这些负面后果「最终将影响在民族经济重建过程中的两岸间民族团结与统一的进程。」（陈映真，1992b）
陈映真从「反独论」发展出「统一论」，再从「统一论」发展出统一之后的「建国论」。这一思想历程反映了陈映真的理论成果与高度。然而陈映真「社会变革论」所最为人知的，其实是他在这一思想历程中所参与的论争。陈映真早年曾期待台湾发生「社会性质」论争，即便「比较浅的深度，小规模的，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纪舟，1995：访问页23）他的期待终于在2000年初步实现。陈映真藉由批判陈芳明的台湾文学史分期的场合，连带批判了从史明到陈芳明都主张的1945年「（再）殖民」史观以及两人都误读的台湾共产党两份纲领。[56]
如前所述，刘进庆最让陈映真所接受的论述，就是刘进庆的「殖民地（日帝时期）／半殖民地（战后五年）／新殖民地（50年代以降）」区分。这一区分帮助陈映真能更好地说明1945年之后的变与不变，并说明当时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当他接受了这个分期，就开始大力发展。陈映真在1994年与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协助编成的《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许南村[陈映真]，1994）就是他的初步尝试。但直到2000年批判陈芳明的场合中，他才完整说明他的分期架构。
由于从史明到陈芳明都认为台湾「四百年」始终是殖民地，因此陈芳明解释台湾共产党「一九二八年纲领」与「一九三一年纲领」时出现严重失误。陈芳明认为台共当时面临所谓「殖民地革命／阶级革命」两种革命性质的选择，并称台共主张前者，而中共则企图干涉台共接受后者。但众所皆知，国际共运在1920年代所产生的分裂，是两方面的对立：一方面是以「工农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民主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则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殖民地革命」对「阶级革命」。由于陈映真（2002[2000]：87-91）紧扣着从史明与陈芳明所共有的错误，并且强调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异，从而纠正了台共两份纲领所长期遭到的误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性质」论争的真实面貌由此得到鲜明揭示。
四、结论
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沿革与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社会性质」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中发展起来的概念。之所以在30年代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是为了回答当时中国革命所出现的困境与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究竟是要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性质」这个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但他的涵义很复杂。虽然陈映真常常谈论他为何在90年代放下小说创作并研究台湾的社会性质。但本研究认为，陈映真在70年代与80年代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他在90年代进行社会性质研究的直接背景。他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如何克服台湾分离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论述，二是如何说明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起源。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陈映真并非自始就能完全克服台湾分离主义的论述。如何看待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光复后五年之间的关系，最能反映陈映真这方面的问题。以史明为代表的分离主义者认为：台湾在1945年前后都是「殖民地社会」，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经资本主义化，但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半封建的落后的存在，因此台湾光复给台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虽然70与80年代的陈映真批判这种论证两岸异质性的论点，并且否认1945年后的台湾仍然是殖民地，但当时的陈映真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使台湾「资本主义化」。
陈映真当时留下的问题在90年代得到克服。从1992年开始，他出版了人间政治经济学丛刊并发展他的社会性质论。陈映真认为，因为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地化，从而从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社会。台湾光复并没有改变半封建社会的属性，但台湾的主权地位却从殖民地变成与全中国同一的半殖民地地位。因此台湾就从光复前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陈映真社会性质论中的「半封建社会」规定与刘进庆的理论成果有密切关系。刘进庆严格遵守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立下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所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是一个社会外烁的性质，不是一个社会内在的本质。这种外烁的性质却规定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如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并导致这种过渡变得畸形。一个地区的主权转移会改变一个地区的殖民地地位或半殖民地地位，却不必然导致社会性质的本质发生变化。比方新民主主义论对于「九一八」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就是这样看的。
虽然陈映真依靠了刘进庆论述而克服其早先的看法，从而使他与分离主义论述划清界线。但刘进庆论述并不能满足陈映真。其关键就是：半封建社会究竟延续了多久呢？刘进庆认为，台湾的50与60年代都是半封建社会，1992至1993年间的陈映真也这样认为，但陈映真随即放弃这种观点。他认为，战后台湾存在着有利于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他认为战后台湾二十年间的社会性质是半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但陈映真在这方面的规定，直到两千年前后才得到确定。
陈映真对刘进庆的分析产生质疑的原因可能来自于80年代陈映真对于分离主义起源的分析。如果说，陈映真对于分离主义论述的批判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陈映真对于分离主义起源的观点大致上没有改变。也许正是因为陈映真对于分离主义起源的分析有一定的信心，所以他才会对刘进庆的理论产生修正。80年代的陈映真认为，由于台湾的资产阶级并未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形成，而是在战后两岸分断的情况之下，由国民党政权与美国共同扶植产生。因此台湾的资产阶级并没有经历过一个与大陆的资产阶级共同成长、茁壮的历程，台湾与大陆无法在统一的民族经济圈中发展，从而台湾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也就必然走向分离主义。简而言之，四个重要条件之间的因缘际会，使分离主义运动同台湾资产阶级结合起来：第一，殖民地留下来的问题（光复之前没有台湾资产阶级），第二，光复前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在台资产被国民党政府全盘接收，第三，资本主义化在战后的实现（战后在国民党的推动下展开），第四，分断体制的建立（台湾资产阶级在两岸分断的条件下形成）。
因此陈映真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岛外台独运动，国民党政权，岛内党外运动，都有共同的诉求。这种共同诉求正显示了岛外台独运动、国民党政权、岛内党外运动之间有很接近的性格，而这种接近的性格就是资产阶级性格。也因此，陈映真对于分离主义起源的论点其实同时也是他设想中国统一时的出发点。他认为，如果台湾的资产阶级能够融入整个中国的民族经济圈，这些资产阶级就可能变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而支持统一。
当然，陈映真用统一的民族经济圈来解释分离主义与统一并非没有问题：（1）虽然两岸经济开始交流，却没有反映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上。（2）陈映真认为台湾与大陆之间是民族之内的分工，但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却未必有这种想法。实际上陈映真注意到，台湾对大陆资本输出，大陆的经济剩余并没有留在大陆，而是转移回台湾。（3）更重要的是，虽然陈映真可以用统一的民族经济圈的不存在，来解释分离主义的起源，却没有办法直接说明（或者只能间接说明）分离主义运动以外的中国反帝民族主义为何在台湾存在。比方70年代的保钓运动。
陈映真可能自始就清楚「统一的民族经济圈」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他也研究并宣传两岸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史。除了像义和团运动、噍吧哖事件这些两岸人民「自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外，他特别重视两岸人民「自为」的反帝国主义。由于台湾历史上屡屡出现却长期遭到遮蔽的「社会性质」论或论争都涉及「反帝」，因此这些论述与论争也为陈映真所关心，并且成为其「社会性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就被他视为一个具有社会性质论争的讨论，在该次论争中，与论者点出了美日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经济支配，从而发展出「新殖民地」这样的性质规定。陈映真对于两岸分断以来的台湾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分期）的完整规定，就是新殖民地条件下的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又由于台湾史上屡屡出现的「社会性质」论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才存在的论述。因此陈映真讨论社会性质论的原因更是为了运动。比方说，从70年代以来，海外台湾左派普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半封建政权，其中包括刘进庆。但陈映真却认为国民党政权其实是一个代替资产阶级而执行资产阶级职能的波拿巴国家。又比方说，以前的海外台湾左派曾经用省籍来区别台湾资产阶级，并认为本省籍的资产阶级有可能成为台湾革命的动力。但陈映真却认为，台湾资产阶级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并不是省籍问题，而是垄断与非垄断的问题。这种看法并不是陈映真首创的见解，因为80年代的台湾与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都有类似的观点。
以上就是本文对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初步梳理。
总体来看，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与他对分离主义论述的批判有密切关系。但是陈映真并不是一个对中国统一没有批判的社会主义统一派。陈映真充分注意到两岸经济整合中所出现的阶级分化与剥削，同时他也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所造成的腐败。实际上，陈映真对社会性质论怀抱着一种充满深情与自我反省的期待。他在谈及以「社会性质」论为目标的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时指出：
万一我们将来要写关于台湾社会各方面的论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笔调会更丰润一点，不会说是什么阶级啊，是什么叛徒啊，比较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狂热，不饶人，容不得别人，敌我分明的那种──我现在很憎恨那种文章──我想如果我们不只是认识到台湾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如果也能透过台湾的文学史与文学的阅读来理解台湾的人的历史，那么这两个相结合，将使我们对台湾史的理解更深刻。……（陈映真、黎湘萍，1996）
然而陈映真投注整个90年代而发展的「社会性质」论始终有一个无法跨越的困境，也就是陈映真缺乏对话的人。台湾的学术界的理论关怀与陈映真的理论关怀始终有着距离，这就使得陈映真的思考难免有闭门造车之憾。但陈映真却透过他的「社会性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分期，而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有了学院可能无法面对的体悟。
陈映真认为：历史从不客观。不同的阶级、民族会有不同的解释、理解，和书写。因此「架空、抽象、绝对的历史，恐怕是从来就没有的」。但是，相对客观和真实的历史是可能存在的，一方面，「物质论」的看法容易把历史看成动态的、立体的、具体的，因此比较接近客观、真实。另一方面，「站在推动、改变历史的立场的史论，站在和历史动向相应的立场的史论，比站在阻止历史发展、维持历史现状者的史论，站在违逆历史运动方向与潮流者的史论，总要更接近客观、真实。当然，史论和其他的知识理论体系一般，对相对事实（史实）的掌握是不是正确，立论的逻辑构造是不是完全，是基本的要求。」（陈映真，1996c：48）
也许陈映真「社会性质」论并不是每个学术界的同人都需要去面对的典范、[57]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社会性质」典范下的「历史」可以「指引未来」或者「整备我们的队伍」（人间杂志社编辑部，1988；邹议[陈映真]，2000），但陈映真投诸于「社会性质」论的期待以及「社会性质」论对其期待的响应，是否也是其他理论典范所能做到呢？如果不能做到，那末，陈映真的理论努力也许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就像陈映真以「许南村」的笔名评论自己的文学创作那样，陈映真的独语也许是有渊源的。但这种渊源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问题。许南村之于陈映真，就像瞿秋白之于鲁迅，[58]因为许南村与瞿秋白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映真与鲁迅）在特定时代变动中的处境及其文艺创作。不同的是，瞿秋白终究不是鲁迅，瞿鲁之间是一个共产党人与一个逐渐亲近马克思主义的非共产党人的关系。然而许南村就是陈映真，是理论陈映真面对文学陈映真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陈映真面对文学陈映真的（批判）关系。
陈映真不能、也并未在运动及思潮的磅礡发展中等待一个能够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自己的、足以如鲁迅将瞿秋白视为斯世「同怀」[59]的评论家，陈映真当年身处的环境只能允许他用笔名映照其死去的双生小哥。而当他的小哥毕竟早夭并只是其文学创作的表征的时候，陈映真便只能亲身评论自己──以许南村的名义。许南村与陈映真之间的这种关系，也许恰恰反映了长期在台湾遭受压抑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思潮的处境。但是这种处境也促使了陈映真得以成为台湾「第二波无产阶级运动」[60]中绝以来继而承之的运动先驱。
征引书目（按汉语拼音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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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博客：http://scienco-proleta.blog.ntu.edu.tw/2010/12/27/chenyi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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