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要做皇帝不做奴隶呢？
——探讨孙中山主义（9）
最新的对于政治问题的，有一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说是最新发明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个万能政府。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譬如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中国人在这几千年中对于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研究历史，总是看见人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尧舜禹汤文武的政府是中国人常常羡慕的政府，中国人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是希望有那样的政府，替人民来谋幸福。所以欧美的民权思想没有传进中国以前，中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为有了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乐，便可以享幸福，这就是中国人向来对于政府的态度。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
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间大洋楼，不是一种寻常人能够造成的，先要有一个工程师，把想做的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一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图样的，只有照工头的吩咐，听工头的指挥，或者是某处放一块砖，某处加一片瓦，做那种最简单的事。工头又是不能够通盘计算去绘图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咐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做出来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都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一份。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
权与能要怎么样分开呢? 什么是叫做民权呢?简单地说，民权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详细推究起来，从前的政治是谁人管理呢?中国有两句古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说“庶人不议”。可见从前的政权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关人民的事。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其余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所以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能够负政治责任，上无愧于天，下无怍于民。他们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目的，令我们在几千年之后都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因为他们有这两种长处，所以对于政治能够完全负责，完全达到目的。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几个皇帝令后人崇拜，其余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于有许多皇帝后人连姓名都不知道。历代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有很好的本领、很好的道德，其余都是没有本领、没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虽然没有本领、没有道德，但是很有权力的。
譬如诸葛亮是很有才学的，很有能干的。他所辅的主，先是刘备，后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没有一点才干。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刘备临死的时候，便向诸葛亮说：“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的道德还是很好，阿斗虽然没有用，诸葛亮依然是忠心辅佐，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这样看来，在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像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到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如果权与能不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总是不能改变。当时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诸葛亮上《出师表》，便献议到阿斗把宫中和府中的事要分开清楚：宫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诸葛亮把宫中和府中的事分开，就是把权和能分开。所以我们治理国家，权和能一定是要分开的。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开呢?大家要拿一个远大眼光和冷静见解来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得清楚。
大家此时对于政府有一种特别观念，这种观念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是由于几千年专制政体发生的。因为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多是无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过了几千年奴隶。现在虽然是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变而为排斥政府的心理。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对的心理，便要回顾到几万年和几千年以前的政治历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专制皇帝没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 时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 国的 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才可以组织政府。譬如从前所讲人同兽争的野蛮时代，国家的组织没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个有能的人来保护。在那个时候，人民都怕毒蛇猛兽来侵害，所以要奉一个有能的人负保护的责任。当时保护的任务，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够打胜毒蛇猛兽的人，就是当时很有能干的人。当时人同兽打，没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个人体魄很强壮，所以在当时体魄很强壮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会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国还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动植物的危险，复可制出种种美味，适于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么人的事?就是厨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厨子做皇帝。神农尝百草，发明了许多药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劳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尝百草是什么人的事呢?就是医生的事。所以神农由于尝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医生做皇帝。更推到轩辕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缝做皇帝；有巢氏教民营宫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历史看起来，都不是专以能够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干、有新发明、在人类立了功劳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组织政府。像厨子、医生、裁缝、木匠那些有特别能干的人，都是做过了皇帝的。从前有一位美 国 教授，叫做丁韪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游玩，遇到了一个农夫，和农夫谈起话来。那个农夫便问丁韪良说：“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韪良反问农夫说：“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那个农夫便指田边所挂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那个农夫的思想，以为只有一根铁线便可以通消息、传书信，做这种铁线通消息的人当然是很有本领的，有这样大本领的人当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一般心理，都以为是大本领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国自尧舜以后，那些皇帝便渐渐变成专制，都要家天下，不许人民自由拥戴有本领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现在四万万人用投票的方法选举皇帝，如果给以充分的民权，人民能够自由投票，丝毫不受别种势力的干涉，同时又有尧舜复生，究竟是选举谁来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选举尧舜来做皇帝。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心理，不像欧美人对于皇帝的那样深恶痛绝，因为中国皇帝的专制没有欧洲皇帝的那么厉害。欧洲在两三百年以前，皇帝专制达到了极点，人民都视为洪水猛兽，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对于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东西像政府一样，也是一齐要排斥。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便也应按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有发展。中国要分开权与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工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现在欧美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专门家。譬如练兵打仗便要用军事家，开办工厂便要用工程师，对于政治也知道要用专门家。至于现在之所以不能实行用政治专门家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的旧习惯还不能改变。但是到了现在的新时代，权与能是不能不分开的，许多事情一定是要靠专门家的，是不能限制专门家的。
一辆汽车的主人雇佣车夫为他驾车。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能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那一种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现在欧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学者，都说政府是机器，法律是机器之中的工具。民权政治的机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没有改变。我们拿现在民权政治的机器来看，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这好像始初的发动机一样。现在还是用机器来比喻，机器里头各部的权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哪一部是做工，哪一部是发动，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机器说，现在最大的船有五六万吨，运动这样大船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力量有超过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个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样开动，便立刻开动；要全船怎么样停止，便立刻停止。现在机器的进步，到了这种妙境。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候，如果一种机器发出来的力量到了几百匹或者几千匹马力，便不敢用他。因为马力太大，便没有人能够管理。通常说机器的大小，都是用马力做标准。一匹马力是多少呢?八个强壮人的力合拢起来，便是一匹马力。如果说一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个人的力。
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像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欧美从前不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只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下的机器，就是因为机器的构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机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现在，机器很进步，机器本体的构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机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极大马力的机器。我们要造政治的机器，要政治的机器进步，也是要跟这一样的路走，要有构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机关，同时又要有管理这个机关很周密的民权方法。欧美对于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根本上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
劳动者 2011年10月24日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