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逻辑之历史批判
当今中国最荒唐的逻辑就是所有的成绩都是改开“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功劳，相反所有的问题都是所谓的传统体制造成的。正确判断历史事实正是取得社会进步的基础。
一． 思想反动之解析
这是典型的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洋奴哲学把成绩归功于市场经济，权奴哲学把成绩归功于改革开放，两者结合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之所以统治中国的学术界和传媒界，正是现实中国两大既得利益集团也即资产阶级和权力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反映。
在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必然离完全事实和历史逻辑相去甚远，是一种典型的为维护其共同统治秩序的“扭曲操作”。这种偏离基本事实和历史逻辑的“扭曲操作”正是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和战略困境的思想根源，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实事求是基本精神，甚至背离了自己一贯标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真理价值判断的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对于真理判断的唯一性和完全性值得反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本身暗含部分孤立和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判断思维并且缺乏充分的系统辩证的合理内核，给予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进行扭曲操作很大的逻辑空间。现实问题是对“实践”的事实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正是由于对于“实践”的事实判断会因不同主体立场的不同形成各自的标准，同时受众客观存在不同程度的对于“实践”的信息不对称和认知能力缺失，给予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很大的扭曲操作的主观基础。完全正确的客观真理的认识本身存在现实困难性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需要实践积累和时间检验，给予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很大的扭曲操作的客观时空基础。
在持续系统的扭曲操作和精心误导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现实中异化为“存在即合理”的低俗的可以任意操弄的论证工具，最终异化为统治秩序的合法外衣即事实上“资本和权力的话语权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对于真理的扭曲操作并不限于这一真理判断标准，事实上两者甚至把一些历史事实和客观真理根据需要进行自利化解构，形成维护统治秩序的理论性和合法性解释体系。由此谬种流传迷信盛行，汉奸文化大行其道，崇洋媚外遍于国中。
二． 事实判断之理论分析
正确的事实判断唯有根据基本事实以全面和发展的眼光考察和思考，也即正确的事实判断是基于基本事实的动态的系统辩证的思考过程和结果。任何社会事实都包涵客观事实和人为事实两个层面。客观事实和人为事实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统一于主体的社会实践中，并且往往一般地较难区分而处于混同状态。客观事实反映了事物内在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趋势和必然性，构成了人为事实的现实基础且一般地不以人为意志为转移。人为事实是行为主体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主观努力的结果，是考察行为主体主观能力水平和历史功绩的真正事实标准。客观事实和人为事实共同构成了行为主体的整体事实。考察人为事实不但需要考察其本身，还需要进行历史纵向和现实横行的对比才能充分认识清楚。
这里举例说明。客观事实就好比是一棵野生桃树在完全没有人护理的情况下年产一百斤桃子的量和质。人为事实就好比是一个园丁对同一棵野生桃树的基础上进行嫁接、护理、浇水和除虫等人为努力和劳动后年产提高到一百五十斤并且桃子的质量有所提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一百五十斤质量提高的桃子并不是人为事实而是客观事实和人为事实的共同构成的整体事实，人为事实只是五十斤桃子的增量和桃子质量提高部分，不包含原本属于野生桃树的一百斤桃子的原生态的量和质。
作为整体事实的行为主体分为个人、组织和国家政权三个层面，因此以人为事实作为判断基础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三个层面的行为主体。对于具体历史年代的历史功绩评判属于人为事实判断范畴，改开年代也不例外。改开年代取得了毫无疑问的历史进步和伟大成就，但是是否真如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宣扬的那样完全是改开的历史功绩？上帝的归于上帝。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以中国的整体事实代替人为事实，而不是以“改开”本身的人为事实作为评判改开年代的事实判断的基础，这是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在改开评判问题上根本的逻辑错误。改开年代的客观事实就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内外资源和制度基础以及以此产生的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的可能结果。对改开年代人为事实判断必然要在中国整体事实中剔除中国客观事实部分，而是象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那样把原本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部分纳入自身人为事实之中。精确判断改开年代的成就，实际上就是以现在中国的整体事实也即现在的整体成就，减去在毛泽东时代延续到现在的可能发展成就，或者减去可能有更好的其他发展道路的可能成就。由此可以形成如下判断：首先改开年代的整体成就和“改开”的关联性并不大，至少并不如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宣扬的那么大；其次改开虽然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言存在着替代性的更优选择，至少理论上存在完全可能，现实中有部分例证；再次按照上述精确判断改开年代的原则，改开的历史功绩具体数值肯定存在变数甚至可能为负。
我们再看主体分析。虽然统称为改开年代，但是中国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包含毛泽东社会主义尚未被改开的部分、改开年代形成的新生的国内资本主义部分和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部分三个方面。改开主体表面上代表中国人民，但是在评判改开历史功绩时严格讲不能包括代表作为“改革对象”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延续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改开年代的人为事实本身部分，也有两大块和“改开”的真正主体无关。改开主体的真正的人为事实就是国内形成的新生资本主义部分。中国人民主体地位在改开年代的错位和缺失集中反映在中国每年企高的维稳费用和行政成本上。
至于改开年代的中国资源代价、生态代价、社会发展成本、市场两极分化恶果和唯GDP主义等经过充分的论战和批判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觉悟的共识。对中国人民主体总体言改开代价太大成本过高致中国于严重的战略危机和潜在风险中，是“吃祖宗饭，断子孙粮”。
由上分析可以清楚判断改开真正的自身的人为事实并不是“特别是”宣扬的那样巨大，而是人为事实很有限且代价巨大。改开“特别是”逻辑以整体事实代替人为事实，也即把不属于自己人为事实的客观事实部分偷偷纳入自己的名下。
三． 相关历史逻辑之分析
改开年代作为历史时代虽然庞大复杂，但是把“特别是”时代放在深远的历史视域内考察能更清楚地对其进行判断。笔者前文论述改开存在历史替代性和成就有限性正是基于历史视角对改开年代的考察。
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成立以来，已经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周期。现在中国面临的历史周期具备双重性质，第一重历史周期是中国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阵痛之“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变局”后进入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数千年的现代文明历史大周期，第二重历史周期就是中国进入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朝代历史治乱周期，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周期。改开年代虽然自称为“特别是”年代，但是在历史视域中只不过是不起眼的一个小片段而已。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具备很多现代文明的因素，但是作为在中国的一个政权实体仍然受到中国传统的朝代治乱周期的一般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改开年代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岂能例外？
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周期规律和基本历史事实。西汉在经历了约数十年的“文景之治”之后达到汉武中兴奠定了反击匈奴的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即位初期汉朝的财富积累非常庞大甚至连穿铜钱的线都烂掉也没有花。唐朝经过了数十年特别是“贞观之治”到唐玄宗才有“大唐盛世”。另外宋朝仁宗朝、明朝“永乐盛世”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都表现了基本相同的规律。首先在时间上在王朝政权的上升期达到社会盛世的顶峰一般经过约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其次在王朝的初期一般都进行了一定的政治治理制度的改良和初期的结构性政权震荡后进入了长期的重本抑末的休养生息的发展阶段；其三在中国广土众民的国力资源禀赋基础和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集体创造基础上，中国人都会创造出世界领先的伟大业绩。历史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劳动才是盛世的必然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正好处于中国传统王朝政权的上升阶段并逐步进入盛世阶段，只是在工业文明基础和全球化背景推动下呈现出更大的发展加速度。如果按照“特别是”逻辑，中国古代的封建政治制度也同样具备“特别是”意义的伟大进步？或者反观“特别是”的改开年代也同样和封建社会一样落后？无论正反对比都无可争议地证明 “特别是”逻辑本身的悖论和荒谬。根据这个中国历史的基本规律，正是由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加上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创造性劳动才是中国现在历史业绩的真正功臣。或者说只要保持稳定的局面中国人民会自然到达应有的历史高度，和所谓的改开和市场经济关联度并不大，这就是历史事实。由此观之，所谓的市场机制优势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人为制造的神话，最近的温州老板的集体跑路在事实上宣告了这个神话的破产。
“特别是”逻辑还喜欢和毛泽东时代进行对比并以此炫耀自身成就，事实上这种行为本身基本上反映了这些人的无知和浅薄，特别是很多媒体人和职业市场写手尤甚。根据中国王朝发展周期规律两个年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表面的历史业绩的人为事实范畴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基于人为事实的发展道路比较范畴没有必要的逻辑基础和实际意义，对比结果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至多供相对参考而已。反之只有在相同历史阶段基于人为事实的发展道路比较范畴才具备必要的逻辑基础和实际意义，对比结果有其内在必然的关联性且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具体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长此以往数千年现代社会的奠基阶段，当时注重积累牺牲部分生活消费是中国人民必然的进步成长代价，这和资本主义外部殖民劫掠式的野蛮血腥的原始积累不知要进步文明多少倍。中国的内外战争、历次政治运动和所谓的文革动乱都是中国近代以来获得民族独立和王朝初期政治震荡规律的政治代价和稳定基础。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赵匡胤都以不同方式应对和解决了王朝政权政治初期的政治震荡问题，相应地毛泽东以政治运动和文革方式应对这一规律也即骄兵悍将带来的政治震荡问题的以思想改造为主的方式相比要文明进步的多。
但是毛泽东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到时有两个范畴可以对比，也即在人为事实范畴相对意义的对比和行为主体的治国能力水平范畴。 人为事实范畴对比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拿两个年代的人为事实取得的相对历史进步程度进行对比，主要包括当期增量和质的提高的相对程度。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期增量的相对程度并不是以数字化的货币量的GDP的对比基础，而是以综合的实际物质财富的的为对比基础。质的提高的相对程度主要集中体现在自主原创技术取得的进步程度和社会综合治理质量、公平程度和民众幸福程度等指标上。另一个方法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以延续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再发展数十年到现在的可能的人为事实和现在改开年代的人为事实进行对比。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暂时的历史反复正是历史进步的代价和前提。但是这个对比在宏观逻辑上部分可以借助建立真正科学的公平的所谓数学模型来推算。微观层面可以借助南街村和小岗村近三十年来的对比作为参考。更有说服力的是一直未被改开的社会主义部分一直取得的巨大发展，特别是其在航天和军事工业领域的伟大的技术进步程度更以雄辩的事实反证了“特别是”改开逻辑的荒谬和现实可替代性。微观层面的发展道路对比对宏观层面的发展道路对比具备一定的侧面和程度上现实的借鉴意义。由于资料和时间的关系笔者这里就不充分展开了，但是历史现实已经充分说明对比的结果并成为中国人民现在觉悟和进步的坚实基础。两个基本方法的对比结论都足以说明毛泽东时代和改开时代行为主体的治国安邦艺术的差距。借用围棋的理论，毛泽东无疑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宗师级别的治国高手，改开者基本上属于治国安邦领域的人为培养的一般职业段位选手。同样地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所谓自诩为特别是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开精英们对中华民族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两者对比更深层意义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相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的发展具备更优的整体效率优势。
综上所述，洋奴哲学和权奴哲学人为制造的评判改开人为事实成就的“特别是”提法在逻辑基础是荒谬的，事实关联性也很有限。相反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创造性劳动才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最大的历史功臣。面对当今中国严重的战略危机、付出的巨大的发展代价和国家人民主体性缺位及两极分化危机说明，主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改开具备急迫的现实可替代性，人为制造的市场机制优势神话在事实面前已经彻底破产。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发展方式对于中国避免结构性社会问题和战略危机是具备更优整体效率的必然的现实选择，对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的地广人多资源少的中国言具备深刻现实基础之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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