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纪念辛亥革命想到了清朝末年。一想，不禁使人大吃一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都超过了清朝末年！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和清朝末年相比，两者没有可比性。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没有可比性，这是无可争辩的实情。本文的这一说法，只在客观地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并非说整个国家面临清朝末年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一切事业胜利的源泉和基本保证，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还造就了一批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中国已经踏踏实实地走向了世界，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国内外一切重大事件。中国的事业还将继续前进。
但是，我们不安地看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和不可思议的时刻。中国的道德状况也正在前进和堕落中挣扎。
一方面经济有明显发展，已经登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达到了300年来的最高点。一方面人民的道德水准严重下滑，中国农耕社会长期形成的善良水准被恶劣践踏，跌到了数百年来历史的最低点。中国现在的社会道德状况，在世界经济前8名的国家中是最糟糕的，甚至还赶不上某些发展中的小国家。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不能根治自己党内的腐败行为，以致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都超过了清朝末年。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本文可能会因为这么说遭到网站封杀，可我们还必须这么说，因为这是实话，是真话。我总觉得对中共中央讲话，要交真心，不搞虚伪，有话直说，不要拐弯抹角，或者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那样的风格不好。共产党是可以批评的，也需要批评。它也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前进的，这是事物的前进法则。有错误就要批评，陈独秀、王明被批判过，毛主席被批判过，后继者有错误也难免被批判。因为不批判错误党就不能前进。
问题是现在有没有错误？那我们先看一看社会乱象：
中国现时官员的贪污，在人数上，贪污的金额上，肯定超过清朝末年，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等数额之庞大更是清朝末年不能相比。很多学者如张召忠等都在文章中有具体数字揭露。
中国现时的淫乱风比清朝末年要严重许多。清朝末年，卖淫是公开的，有政府批准立案。但那只限于城市，卖淫嫖娼在广大农村是不能公然进行的。良家妇女被逼为娼人数也较少。中国民间一直坚守着性行为的道德底线，“男盗 女娼”从来不能登堂入室。中国现在卖淫嫖娼虽然政府是公然禁止的，但它实际上等于是公开的，其广泛性远远超过清朝末年。各个城市经常在发廊、旅馆、歌舞厅等地抓到“小姐”（卖淫女），累计起来人数不在少数。这些都是由良家妇女转化而来的，很多人原本就是清纯少妇长女。理发店就是卖淫窝，清朝末年没有。清朝末年，官员可以公开娶三妻四妾，但若要公然嫖娼，会被人不齿。现在中国的官员所谓“包二奶”、“养小密（秘）”已不是秘密，有“包”十几人甚至数十人的，不少贪官一揭发出来就有情人上百，山东一官员淫乱三百多女人，还不是数字最高的，江西南昌一贪官已经淫乱三百人，计划五年内要“睡1000个女人”，女大学生还要占三分之一。美国出版的中文版《侨报》以整版刊登了这一丑闻，这使中国官场的淫乱风成了世界性的风景线──丑恶的一景。这些人个个是共产党任命 的官员，共产党自己长期管不下来，不是错误是什么？难道还要老百姓来负责任吗？
舞台是闺房的样版。那些忸怩作态、搔首弄姿的舞台上的女将们，总是把台下的少妇长女窜掇到神魂颠倒──从打扮到男女关系。那些舞台上的女将们如今在作风上靠得住的没有几个人，很多人被“潜规则”了。我们本来不知道“潜规则”这些龌龊事，经政府批准发行的很多报刊杂志整天讲的就是这些玩艺儿，不谈正经事。我们才知道，很多重要角色是靠卖淫换来的。男人以嫖为乐，女人以卖淫为乐，这个人群之大，是不是远超清朝末年？
中国近几十年，钱字当头，滋生了一种“假”文化，为了钱，什么都可造假。假烟，假酒，假药，假高档、假优质的产品，充斥中国市场。食品的问题，在清朝末年是想也想不到的。不白的可以“增白”，不黑的可以染黑，不肥的可以增肥，不瘦的可以造假瘦。还有毒奶粉，地沟油之类层出不穷。这不是一起两起，不是一省一市，是全国性的，此伏彼起，总刹不住。吃的方面给人群造成威胁，防不胜防，叫人不寒而栗，这在当今世界的国家中，中国是仅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现在才这样。
在建设施工上，大量使用劣质材料，豆腐渣式工程比比皆是。商人赚了利，官员贪了钱，工程则前面修后面垮塌，此类事例层出不穷。修大楼，修桥梁，修高铁，都因腐败而使用劣质材料，已经出现了楼倒，桥塌，路陷的事故，将来是要等着大批死人的。早就该刹住了，可至今未能刹住，怪谁？
还有假文凭，假证件，假论文（抄袭剽窃），也在大行道。由于根治不力，前几年它们就侵入到教授队伍里来了，给中国发出了最危险的信号。以往不管社会如何腐败，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些大学里的教授们，总还保有一份清高。在学术上没有真才实学，他们是不肯卖账的。这一直是他们的优势，他们清高自诩，他们高傲自尊，他们从民国以来，守护着高校这方静土。最近二三十年来，静土不净，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有些教授，不像学者，倒像市侩，像掮客，像老板（研究生就直称导师为“老板”，这是学洋人的叫法。本文此处说的“老板”是中国式的点头哈腰的老板）到处捞钱。有人做学术论文要造假，评教授职称要托人情，居然没有人出来抨击这一丑恶行径，这说明了腐败势力的凶猛。现在又有消息说，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有人造假，问题就十分严重了。为什么刹不住？根源在上面。还在90年代的时候，就允许下面各地办突击训练班，授假职称，一些只有中小学文化的官员，都被授予“经济师”、“会计师”等，招摇过市。有了“职称”，便于提拔，许多官员就是这样爬上去的。本人所说，都是经得起到各城市调查核实的。对有些官员来说，腐败是他爹，腐败是他娘，谁来反腐败，就是反爹娘。
社会风气也搞坏了。现在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可是，“人民”们动不动就打架斗殴，为一点小事就会动刀子杀人。在篮球场上碰撞一下，一句“对不起”就可化解的矛盾，吉林居然能够引发将对方打死的案件，这就是道德缺失的典型。还有可笑的，中国的青年人现在体质差，尤其脊梁骨不硬，站不住，乘公共交通车辆要抢座。就那么几十分钟就站不得，腰杆撑不住，为了抢座，丑态百出，还厚着脸皮跟别人吵嘴、打架。前不久，两位老人为了争一个座位，吵了起来，其中一位还急出病来，抢救无效死亡。乘车让座，是最简单的社会道德文明，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就我们中国做不到。不肯让座甚至抢座、打架，这在发达国家是根本没有的。中国经济上升到二号了，文明程度恐怕掉到万丈深渊了。
过去，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人们较穷，但互相可以信赖。我举两个很多人经历过的例子。当时出门到外地住旅馆，多数是几个人住一个房间，贵重物品交柜台保存外，其他物品随身带，也能放心睡觉。在车站、码头、广场 经常与互不相识的人聊天，一混就熟。我们都干过这样的事，聊得很近乎，要上厕所了，跟对方打声招呼：“帮忙看一下东西，我上厕所”，说声就放心地走了。不会出事，人家不会拿了你的东西溜掉。现在如何？我没有亲身体验，据有体验的人跟我说，不认识的人千万别拜托，这就是时代风尚问题。
我们从前见有老人跌倒，上前搀扶一下十分自然。现在路上有老人跌倒，不能做好事，扶不得。谁扶，谁就是肇事者，谁就得负责医药费。这样的事发生多起之后，道德的滑坡效应快速扩张，有的跌倒的老人天良泯灭，乱咬帮扶者为肇事者，而许多路人也就不再管闲事， 没有几年全国上下都麻木不仁了。中国本来有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还出现过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现实典范，但是，这些东西都敌不过“钱”的效应。现在谁敢管闲事？你敢，拿钱来！
中国人越来越缺德了。“缺德”这个东西是不会老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的，不扭转它，它就会越滑越深。我们没有看见扭转的迹象，它就很自然地下滑了。证明天天有，以致最近出了一个极端恶劣的例子，在广东佛山一个叫悦悦的两岁女孩，在路上被卡车撞倒、碾轧了，无人施救，又被后一辆车碾轧，也无人施救。前后有19个人经过该女孩身旁，都不施救。肇事司机怕赔钱，天良丧尽，逃之夭夭。路人冷漠，已经到了忘记道德为何物的地步。 （最后是一位拾荒老妇救起送医院，因送医过迟，小女孩不治身亡）
从上海入关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见了母亲面就要钱，不满足要求，就从母亲身后连捅数刀。深圳一个所谓“白领”员工，嫌弃农村来的父母，将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山东一个中学生，向母亲要钱，未满足要求，持菜刀砍向母亲。这都是最近的事。同样的例子多不胜举。这在中国过去，是忤逆之罪，现在一切为了钱，父母的贫穷变成罪恶，那些空口讲“孝道”的学究们可以休矣！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应该从实际中来。如果考察一下实际，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答案。
第一、一级决策肯定存在问题，如果不是错误 ，也一定存在片面性。
很显然，如果本文以上指出的这些问题，仅是一两起个别事件，或者仅是一两个局部地区，或者仅是某一时段“偶而有之”，那么答案只能是二级决策层或三级决策层工作没有做好。现在的问题是具有全国性的，长时间的，恶性的，越来越严重的特征，答案就应该从一级决策层去找，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应该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他们有不可回避的责任。
全局性的、战略上的一级决策具有无穷的力量。一级决策不对头，任你在具体小决策上如何下力气都是扭转不过来的。当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采取了无数措施都无济于事。共产党一到，物价就稳定了，社会走向了安定。毛主席当年提倡计划经济，物资供应紧张，实行凭票供应，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蛋票、豆制品票等，多年间无论采取多少措施，总不见好转。邓小平一上台，来一个改革开放，不出几年，所有票证都不需要了，全中国人民最近三十来年所过的日子才是最放心、最舒坦的日子。这就是一级决策的伟大力量。
同样的道理，上面所举的问题如此之广，时间如此之长，程度如此之深，人民反映如此之强烈，中央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就是解决不了，可见还是没有捞到根子上，问题还是出在一级决策上。不承认这一点没有用，因为这是从实际中来的。
中央领导层不乏干才，许多实际问题也抓得有成效。应付国外反华势力的暗算，什么人民币升值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石油问题、还有水灾、风灾、震灾以及一系列重大案件等等，都是大问题，抓得好。但国内人心问题，道德问题，反腐问题，人民健康保障等问题也千万大意不得，也应该下大力气抓，要有科学的配套措施。“科学发展观”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也不应只喊孤立的口号，要形成有效的机制和措施。现在有些高级干部讲话爱喊空口号，要不得。“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百姓尚应如此，领导人更应该言出必行。
第二、法治不落实。这可分三个方面：
（一）重“立法”轻“执法”。
这主要是全国人大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纠正过去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错误偏向，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法治。这个主意并不坏，但是，极力持这种主张的，大部分是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是对中国国情、民情、党情、政情认识肤浅的官员。他们以为，既是“法治”，我就用“法”来治你，让你打官司，给你判决，你不服，我再判。这就是他们的基本思想。
要法治首先就要有法可依。为此，我们的人大常委会，从彭真到李鹏，到吴邦国，他们就率领一班人马，关着门制订法律文件。据说到今年，我国已制定法律240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大国来说，这也是完全必需的。但是，从实际社会生活来看，写法律比较容易，而要让每一个法律都能实行，却是很难很难的。他们在抓法律的实行上，注意力是很差的。所以，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却监管不力，很多腐败分子都是知法犯法，肆无忌惮。我们的各级人大，每年的“两会”，总是讨论提案、议案，没有认真检查法律执行情况，对法治不力现象，没有批评，没有抨击，问题多的地区、部门 和单位，没有人问责。说是“人民代表”，没有把人民反映极大的意见表达出来。有的高官，他手下一揭贪官一大批，他却照样升官，还爬到中央去了。反正，那是“法治”的任务，他平时管理不力是没有责任的。
党委书记就是管党的方针政策、就是管党风党纪、就是管党员的，党风、党员管不住，要你党委书记干什么？可好，现在正是党委书记们贪赃枉法者不少，指望他们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才真是忽悠老百姓。
（二）对执法过程的严谨性没有研究，放任自流。
我们有些官员以为，有了法律条文，就是等于法治。所以他们对基层的执法过程大而化之，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这是因为这些主事者们想问题太简单，他们对国情了解不深，对中国社会长期积累形成的恶习认识不透，对腐败警惕不足，结果使我们的法治受到腐败的严重侵袭变成了伪法治，现在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现在许多地方依然是有法不依，依然是以权代法，以钱买法，以情换法，错抓错判者为数不少，以法压人者屡见不鲜，给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大的不说，就说一个小例子。南京的彭宇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典型。一个老太太倒地了，彭宇去扶持，该老太先是感谢彭宇的救助，她的亲人（她儿子在南京警界是个官儿）到场之后，该老太改口咬定彭宇撞倒了她，要彭宇赔偿医药费。这至少是一个证据不足不能判定的案子（我的上高中的外孙就说，这个案子证据不足，不能判），有一个证据对彭 宇有利，法官出于不可告人的原因不予采信，最终宣判彭宇负有法律责任。据说彭宇，“惹不起，躲得起”，最后离开南京到别处谋生去了。
对这样一个证据不足的判决，没有任何一个上级法院出面维护法律的严谨与威信，就让该事件自生自灭，就让它遭到群众的唾骂与鄙视，就让它借靠法律逞淫威。其消极结果就是，人们再也不敢救助老人了，漠视现象遂一再发生。
执法的随意性随处可见。也有几起被救者东施效颦诬赖施救者，法院也支持诬赖者。另有两起诬赖事件，被确实的证据戳穿了，诬赖者却得不到惩治。这种随意性执法，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
（三）执法者腐败。
中国现在做不到司法过程杜绝人情世故。中国社会现在有一种生态，一个人触犯了法律，他的亲朋故旧会全部出动，找关系，托人情。尤其和官场有联系的人，必定有人找法官、找上司，送礼行贿，干扰司法。现在案件多，司法人员想保持清白很难，所以现在法官犯贪污罪的也不少，真是怪事。还有许多担负了惩治腐败任务的官员，办不下去，又不愿同流合污，搞得自己患了“抑郁症”，跳楼了，死了，干不下去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样的，真是屈死好人笑死贼。
我国在表面上学西方，照葫芦画瓢，搞什么法官帽，法官服，学人家狐假虎威的样子，很多人不注意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执法规律。
第三、淡化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最近若干年来，理论宣传阵地不能从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任由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侵蚀我们的党员队伍，尤其是高级干部队伍。毛主席的话不能“句句是真理”，有的决策也有错误。但如果因此全部否定毛主席，抛弃毛泽东思想，中国可能要走上万劫不复的深渊。毛主席的许多言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反对剥削压迫，反对欺压平民百姓。现今有些官员大权在手，不为最底层百姓着想，不为百姓撑腰，只管自己贪腐，谋一己之私利，连毛泽东的话都不敢提，那还不道德 滑坡吗？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反共势力就会猖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会大行其道。
现在共产党被削弱了很多，理论领导不力，思想教育废弛，各单位也布置了一些“学习任务”，但是都不联系思想实际，都说假话、空话，口不应心，官冕堂皇，应付差事，养成了很坏的学风。很多原本优秀的党员干部因为腐败被投入了监牢，从指挥员、战斗员变成了阶下囚。
人民群众中出现了思想混乱，很多事情的是非观念被颠倒了，好的变成了坏的，坏的变成了好的，因此怪象频生。
对社会这种道德的全面下滑人民是不满意的，正直的党的干部也是不满意的。最近广东就小悦悦事件，就深圳一公务员殴打父母的事件，进行了强力干预，造成了较大的社会震动。这是一个好现象。
中共中央最近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文化问题的决定 ，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教育，这是重大的讯息。广东抓悦悦事件在下，六中全会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上，这可能告诉我们，中国现在到了扭转道德滑坡的拐点，
不抓不行了。再不抓，即使经济上去了，社会“缺德”，还是叫别人看不起。19世纪欧美各国诬蔑中国人的言辞，现在又开始出现了。人家是老调新弹，什么中国人自私（包括不肯救助别人），不守纪律（尤指抢车，插队，不依规定办事）等，你没有理由反对。以前是侵略者诬蔑我们，证明被侵略有理，我们愤慨。现在我们不是被侵略对象，是我们要进入先进国家行列，而我们的社会道德确实不够水准，这就不是人家诬蔑了。
我国的当政者和我们的人民群众，大家都要行动起来，为反对腐败，提高我国的社会道德水平而努力。很快又要召开全国的“两会”了，真希望级别最高的两会能够克服片面性，为惩治腐败、解决社会道德下滑问题做点实事。
（20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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