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一种倾向，以为仅仅学习资产阶级法制就可以推动和平建设时代的进步，以为有了法制就可以丢掉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带头作用。实际上，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小米加步枪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式装备，之所以能够以一穷二白的东亚病夫在朝鲜战场与全球最强的十八国联合部队对峙，就在于我们党先锋模范作用这个法宝。法制不如党的先锋模范作用有效，正如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有效一样，都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中心决策不如分布式决策有效。
就激励主体的经济行为而言，计划经济是中心决策，市场经济是分布式决策。
就限制主体的危害社会行为而言，法制是中心决策，我党先锋模范作用是分布式决策。
生产社会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的历史。生产社会化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计划经济中，决策周期长，决策指标难以周详，要把偌大的一个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收集上来，经过分析判断，作出决策，再把决策由中央贯彻到企业，其周期之长，往往落实的决策已经过时，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而市场经济是各个经济主体自己决策，决策指标很简单，就是一个利润。
在法制社会中，对于危害社会的经济行为经过立法加以限制。但其立法过程很复杂，首先是已经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经济行为，立法程序长还不算，而且是一粒老鼠屎毁了一锅汤，几个公司干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所有公司都得增加依法审计监管的成本，搞得公司法律成本越来越高。2001年美国发生安然丑闻，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2002年美国通过萨本斯法案，对公司内部控制提出新的法律要求，对会计规则有新规定，其后几年各公司依法将计算机系统改写，财务操纵规程流程改造，大学会计教科书改写，税务局、交易所等都作出相应调整，结果出了2007年华尔街又次贷风波。这个案例证明法制往往防小人不防君子，而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制永远追不上华尔街金融创新的突破。这就是中心决策的法制在限制危害社会行为的效率低下。而我党先锋模范作用在非常有效，指标很简单，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利益，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当年支部建在连上，所到一地，无需法院传令和警察执法，自觉为群众打扫庭除，知道什么行为符合民族和国家利益；战斗中与指挥部失去联系或遇到以外遭遇战，知道应该保存实力还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这些中心决策难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行为主体在现场就可以解决，但需要的是党的领导而不是法制。
美国有很多痛苦GDP，底特律公交车落后，因为市政需要汽车公司的税收，落后的公交迫使民众必须开车，增加汽车公司销售。城市建设要把旅店建得远离机场以增加商业区人流，增加城市繁荣，但是，这些繁荣的GDP是痛苦GDP，不增加实际经济效益。美国这种痛苦GDP的例子数不胜数。中国经济建设要避免西方痛苦GDP的老路，必须以党的领导才能分布式地将侵害公众利益的经济行为防患于未然。
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企业、团体、集团、地方各级政府由以及政府各个部门。在市场经济激励下，每个主体都有一个指标，主体利益最大化，这是分布式决策。但是，在防止这些主体侵害公正利益方面，靠法制是很困难的。2008年金融海啸，明显是华尔街劫持了全球经济，至今没有法律制约。试想如果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有党的先锋模范作用防止这些经济行为主体侵害公众利益，国企和党员法人都时时刻刻想着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私企外企要有立法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如此才能有效防止经济行为主体作出虽然不违法但是危害公众的决策。
高效、可持续、稳定社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法制，更要依靠我党的先锋模范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的领导，就是要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运作，给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注入道德灵魂。
西方法制的弊端和计划经济的弊端一样，都是中心决策模式难以适应今天社会化的大生产。
我党先锋模范作用和市场经济的优势一样，都是分布式决策模式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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