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声网：红色89后：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红色89后

首发民声网（www.mshw.org）

  当前谈到毛泽东，个人崇拜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的确，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时代确实被演绎到了极致，并在文革期间达到高峰，然而，就目前解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现象，大部分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即认为毛泽东是超凡魅力的领袖，以其非凡的个人魅力赢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中国人民则被认为是他的忠实追随者，而其追随者在追随领袖的过程中被领袖的超凡魅力所折服，从而产生对领袖诸如敬畏，献身，恐惧，崇敬等情绪，尤其是产生盲从的信仰，也即是说追随者是非理性的。从而很好地解释了毛泽东可以很容易地利用群众对其的崇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多次政治运动，而丧失了理性的群众很容易地被鼓动到政治运动中去。但是这种解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是非理性的，那又如何解释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派系斗争呢？因为假如群众都是“着了毛泽东魔”的非理性人，那其追随者参加政治运动应该是随机的，而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大到省市，小到机关单位，都会有派系斗争，如保皇派和造反派，因此说群众被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并被毛洗脑了，这种说法只能去哄小市民。　　

  本文要回答的是，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如何产生的，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有什么质的区别？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解释个人崇拜在毛泽东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所起到的影响。　　

一、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历史根源　　

  虽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显现出来，但是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陕北就已经可以发现个人崇拜产生的踪迹了。埃德加·斯诺1936年达到陕北跟毛泽东会见时就已经发现年仅43岁的毛泽东已作为“能够死里逃生、大难不死”[１]的人在红区闻名了。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群众（农民）对毛泽东的认识跟他指挥中共军队成功经受住了长征残酷考验有很大关系[２]，在经过了难以想象大多是不毛之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存活下来的人，大多都坚定地相信毛才是他们的“真命天子”，相信他像先知一样可以带领他们走向胜利，走向可以展望得到的幸福未来。而到了延安，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更是通过某些正式安排而得到了强化。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的政治领导地位正式得到官方的确立，并且也使“毛泽东思想”被奉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大会上，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在大肆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刘少奇，他公开赞扬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３]，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４]。因此，刘少奇在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政治人物在对领袖权威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是个人崇拜产生离不开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回顾对毛泽东崇拜的历史，无论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或者是合作化，大跃进年代，抑或是文革时期，农民一直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力量，而巧合的是，毛泽东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之处，正是在于他把农民看成是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力量，从早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可以看出毛对农民是寄予厚望的，因此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就相信依靠农村和农民可以夺取革命的胜利，而贫苦的农民也相信毛泽东是他们的“大救星”，到了建国后的历次经济政治运动，毛泽东在城乡发展战略上对农村发展有明显的倾斜性，因此农民对毛泽东崇拜便以日益以明显的形式被用来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而相比起来，毛对于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则小很多，正如斯诺所说，毛泽东的非凡在于他对农民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５]。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个人崇拜的历史根源是农村社会的与世隔绝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小农的分散性，他们虽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很难形成全国性的联系，从而不能形成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６]。因此马克思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因此他们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马克思关于个人崇拜的经典解释，毛泽东本人在晚年也深刻地认识到，要想让人民克服三千年来崇拜皇帝的传统四苦难的，并深深地陷入两难境地中，既想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但是离开了个人崇拜又使得整个文革运动难以为继，从毛泽东“重要的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毛对农民的局限性也早有认识，因此毛泽东在晚年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原有的官僚体制。

二、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许多学者都喜欢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可以归因于集权主义领导者的个人权力主张。因为集权主义者要把他在政治上有碍于他绝对权威巩固的人都去除掉。这种套模型的说法看似有理，其实却说不通。纵然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根本性质却不同。　　

  首先，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围绕人民革命公认的领袖人物形成和发展的，毛无论是革命胜利前还是革命胜利后都在群众特别是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实践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而斯大林的权威在众多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还排不上号，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威望都在斯大林之上。斯大林之所以能够获得那样高的威望，主要是通过党的机构来取得其政治主导地位，并冠之以列宁的名义。　　

  其次，毛泽东个人崇拜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与群众运动紧密相连，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革命后的年代，都是通过动员群众进行社会变革来保持这种一致性，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则完全是在革命后的现象，通过自上而下对群众实施权威式的官僚统治，并且这种个人崇拜有助于加强官僚体制，而相反，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则一直被毛泽东用来打破苏联发展模式，打破官僚机构的利器。　　

  最后，对斯大林的崇拜与俄国旧传统的复活和稳定是兼容的，是跟官僚体制的稳定息息相关的，而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是反传统的，并且无助于官僚阶层统治的稳定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对毛泽东的崇拜理解为是对斯大林崇拜的翻版，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两者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和政治功能都是不尽相同的。　　

三、   毛泽东眼中的个人崇拜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晚年确实有意地纵容了群众对其的崇拜，他在1965年会见斯诺时就坦承这种崇拜的存在，并且认为个人崇拜是其政治资本，并调侃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人对他个人的崇拜”。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晚年要有意地培养这种个人崇拜呢？因为毛泽东需要这种崇拜来帮他打破现有的官僚体制，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日益集权的党和官僚化的国家机器统治着政治上沉默的人民，他个人的作用在整个官僚体制的作用下越来越被放小，而同时人民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表达，党也越来越有被腐蚀修正的危险，因此树立对毛泽东的崇拜显然是为达到打到“党内当权派”的政治目的而精心设计的，毛踢开了正规的党委和官僚机构，想与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联系，而广大农民也也因为要求变革社会的不平等而热烈响应，因此整个社会矛盾就被暴露出来，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就更甚一步了，因为借助毛泽东的权威他们可以实现自身的利益表达，而毛泽东也借助群众对他的崇拜来与政治对手进行周旋，并试图以他个人权威重新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组织来代替这个日益集权和腐朽的党组织——红卫兵。　　

  既然个人崇拜作为一个政治工具能够有效地鼓动广大群众起来造反，并且群众也愿意借助向毛泽东表忠心的形式来表达、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毛泽东晚年又为什么要强调对个人崇拜的降温呢？　　

这就要分析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想了。其实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想一直都在试图超越苏联体制，如果我们回溯下建国后的历史，一五计划完成后，毛泽东就开始怀疑并试图打破苏联这种高度集中，官僚精英化的党政体制，大跃进的试验就是毛试图从经济上摆脱苏联发展模式，开辟中国发展的模式的探索，而当时的中共高层却对苏联模式的热情依然高涨，毛泽东开始警惕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实是有利于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并开始怀疑这种体制下的党能否真正完成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转变，因为苏联模式强调官僚和精英的权威，并且这种权威一旦形成之后将使得党成为新的剥削者，重新剥削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因此晚年毛泽东开始越来越把对“社会主义的信任”从党转移到广大群众中，强调相信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认为广大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更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决性，并且可以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官僚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然而，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更有活力的政治组织来取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70年代又不得不恢复到文革以前的形式来重建党的权威，不得不重新借助原先的官僚势力来稳定全国的局势，并且个人崇拜的作用已越来越与他的战略部署相距甚远，正如施拉姆支出，个人崇拜降温的决定，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后来认识到，对他的“天才”的盲目崇拜和死记硬背从他的“思想”中抽取一些格言，并不能真正地解放中国人民，也不能使人民的觉悟革命化。[７]并且盲目的个人崇拜也还违背了他关于文革的部署，那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的办法”，因为盲目的个人崇拜会导致把一切政治权威和政治智慧都归于毛泽东一个人的迷信影响下，从而群众会对政治和革命越来越缺乏热情，这一点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因此一旦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党内的最高权力，并打到了“修正主义分子”之后，那么这种崇拜就该降温了。　　

毛泽东无疑是代表底层人民说话的，特别是农民，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解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农民翻身做主人，这个主人只是体现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种思想上的束缚，农民把毛泽东视为人民的“大救星”，赋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甘心接受他的领导，这种解放只是部分的解放，如果农民的利益仍然要寄托在一个“大救星”之上，那么这个风险无疑是巨大的，一旦这个救星陨落，那么又有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呢？马克思的经典阐述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为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８]　　

最后，毛泽东的这句话或许最能够体现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９]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为了网上浏览更直观，更通俗，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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