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临颍县南街村竖起了一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无论全社会如何“解放思想”，南街人都继续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改变，继续坚持走毛泽东所指出的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不改变。
多年来，随着南街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光顾，那里逐渐变成了“红色旅游”的圣地之一。
十月金秋，南街一游，至今已快一个月了；然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事先，为自己安排了四天行程，因健康原因，第四天的计划没能完全实现。我没能看到南街村的：方便面生产线、巧克力生产线、啤酒生产线、……等等，也没能数清南街村现在到底有多少家企业。
南街村的基本情况，蔡金安不久前曾两次发文（图文并茂），进行了很好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另外，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澳门记者眼中的南街村”一书中，对南街人及南街村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理想、目标、…..等，进行过更为详尽的介绍，差不多解答了人们能够提出的任何问题。
南街人数十年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变；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人不动摇；因为他们有一个由真正的共产党员所组成的“班子”，“班长”就是王宏斌。王宏斌所带领的南街村的领导班子，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为自己的最终追求目标的；这是南街村区别于其它许多在单干大潮中，坚持集体道路不解散的生产队的独特标志。
实际上，在大约30年前，如果随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继续发展，当“分工”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全国的大多数生产队来说，倒退为个体农民的“单干”，几乎就成为了不可能。这里所说“分工”，即随社队企业的产生而产生的不同“内容”，如：农业机械化作业队伍内部的管理员、机修工、拖拉机手、电工、辅助人员（农工、菜农）、电影放映人员、广播人员等不同分工，学校（幼儿园）里的校长（园长）、教员、管理人员、勤杂工等不同分工，卫生所的所长、大夫、护士、会计、出纳等的分工，其它各企业内部的更为复杂的分工，……等等。
可惜的是，30年前，在我国的大多数农村，正是“分工”的萌芽刚刚开始发生，还没有发展、壮大的时期，一场“寒潮”冻死了尚弱不禁风的嫩芽。否则，在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都会发生像南街村一样的“农村城市化”的变化。
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坚持集体道路不改变的生产队，尚存几十个（也许多达数百个）。这些生产队的经济都在持续、快速地增长，村民安居乐业，且始终是周边农村学习的榜样。
但是，在许多被强制单干的生产队（现在叫村）里，两极分化严重，出现了新一代的“地主”，新产生的“贫下中农”不得不再次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几年前，我在“插队四十年所见农村之变迁”一文中，讲述过当年下过乡的地方在单干前后发生的“变化”。）
南街村，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单干”后的生产关系，却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基本国情，是在两条不同路线指引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南街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曾误入单干的歧途，但他们迷途知返，在“班长”的带领下，很快拨正了航向。
南街村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商业。在供给制占大部分的南街村，人们没有太多的购买需求，那里的商店，几乎很难满足旅游者的购物欲望。外来人若想购物，要去北面挨着的县城。
南街村的干部没有每四（或五）年一轮的“任期制”。那里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要健康允许，会永远干下去。在那里，劳动是人生的第一需求（否则，可以选择离开；这一点上，是绝对自由的）。南街人认为“任期制”会导致领导班子没有长远打算（或长远规划），不利发展。
南街村正在发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应该是正在解决中的。南街村产品已经创立了自己特有的品牌，但是，在北京还没能见到“南街村”商标的产品。离开南街村后，我仍然带着一系列问题：
南街村的方便面厂到底有几条生产线？有多少条已经投产？北京人何时能吃到南街品牌的方便面？（他们的方便面既便宜，又没有添加剂：3元每 250克 ）
南街村是否生产没有“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呢？因为在那里没能见到纯正的巧克力。希望有一天，南街巧克力能在北京打出自己的品牌。
南街村的酒厂有多大规模？生产能力如何？何时能具备“燕京啤酒”的规模，让北京人尝到它独特的风味？
……。
总之，四天之行，问题多多，无法一一弄清。而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是：如何使全中国的农民都能像南街人一样过上“衣食无忧”、“以劳动为人生第一需求”的日子呢？
虽然已经离开了南街村，但来自五湖四海，相聚南街的许多朋友令我至今难忘。其中，有些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共产党员、大学教授；有些是可以舍弃金钱利益，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无私奉献的非党志愿者；还有一些是大学毕业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乡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共产党员，但愿意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 山的 夫人，与旧社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但是，她追随孙中山，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抛弃了个人和家族的一切私利。从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候起，她就逐步地转变为一名无私的共产主义者。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但宋庆龄却毅然投身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中，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她在毛泽东时代，一直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她永远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宋庆龄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在开国大典的前夕，毛泽东会亲自到车站去迎接她的重要原因。）
与宋庆龄的伟大相比，那些暗藏在共产党内的叛徒、内奸（汉奸）们，是多么的渺小！是多么的可耻呀！
在南街村的参观结束后的一项活动，是听取了来自北京的 杨思远 老师的报告，并参加了报告后的座谈会。 杨 老师在报告结束时，提出了两个讨论题：1. 如果王宏斌不在了，南街村道路是否可以持续；2. 南街村的分配方式（30%工资、70%供给，有大锅饭成分），是否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其实，这两个问题，在“一个澳门记者眼中的南街村”（：金运）一书中已经有了n处解答。在此，仅将记者和王宏斌的两段对话摘录如下：
1. ……。（问：王书记，问一句不恰当的话，如果你坐车出了车祸撞死了，南街村这条路子还能不能走下去？）
我们这里有句土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不但我坐车可能会出车祸，凡坐车者都可能出车祸。至于说我被撞死之后，南街村会不会按这个路子走，我首先声明，南街村这条路绝不是我王宏斌的路，而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路，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垮台，我们会一直坚定不移走下去。
也有人建议我们利用村规民约或其它一些制度来保证南街村这条路子的连续性，我们认为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宪法、党章、法律可以修改，村规和民约就不能修改吗？要想保证南街村沿着这条路子永远走下去，只有一条最可靠，那就是信仰。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子孙后代，人人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条路子才能永远走下去，而且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光明。
上面的对话，是谈到“实行个人承包”问题时，王宏斌回答记者的插话，见该书141页。
2. 问：王书记，社会上一些人把南街村的分配方法看成是“吃大锅饭”，请问：南街村存不存在“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
答：南街村目前实行的是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办法，这并不是吃大锅饭。从工资这部分讲，它本身就体现了“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们三大班子成员的月工资都是250元，厂（队）长级的月工资300元左右，技术人员的月工资300～500元，最高达到3000元，一般职工的月工资150～200元，这既不是平均分配，更不能说是吃大锅饭。
供给这一部分，有吃大锅饭的意思。咱农村有句土话：碗大勺子有标准。我们实行供给制，主要是想通过“按需分配”这种形式，对广大职工村民进行有形的共产主义教育，让大家亲身感受到共产主义的美好，进一步激发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最终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目前我们实行的供给制，始终把握这样的原则，就是让每个职工、村民既是南街村劳动成果的创造者，又是南街村劳动成果的享受者。如果谁想做特殊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只图索取、享受，不愿付出、奉献，那么他就没有资格享受集体的一切福利待遇。从实践效果看，我们实行的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办法，调动了职工、村民参与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并没有产生“养懒汉”的负作用。
（摘自“一个澳门记者眼中的南街村”一书，第146～147页）
杨思远 老师在报告中，分析了几十年来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谈到了对南街村的印象，也谈到了他这些年对我国农村问题的关注。他提出的希望人们讨论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大多数来过南街村的人都曾经考虑过的问题（也是澳门记者金运曾“紧追不舍”的问题）。但那天晚上，一些旅友不是在考虑两个问题的解答，而是对提出问题的 杨 老师产生了非议，认为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南街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走得好好的吗？怎么能“有问题”？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也走得好好的吗？毛泽东去世后怎么会出问题？
其实，南街村确实是出过问题的，不过已经被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解决掉了。如果看过金运写的书，大家就会明白的。不论南街村的现在或是以后，都还会有问题，关键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解决问题。
红色旅游结束了，讨论尚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离开南街村后，仍然心存疑问。读完金运的书， 杨 老师提出的两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实，金运的书中还有许多地方从不同角度对 杨 老师的两个问题进行了说明。）
从金运对王宏斌的采访结果，以及 从杨思远 老师报告的内容看，这两个人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并无矛盾。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出发，联系实际，去解决问题。他们的不同之处，是王宏斌用正确理论指导了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同时也为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榜样；而杨思远作为一名教师，向学校的广大师生，同时也向整个社会传播着正确的理论。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肯定南街村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却对杨思远的报告怀有偏见？
因为王宏斌要做的事，除为普通农民指明方向以外，还要能够与方方面面进行沟通，他有一套对付传播中的歪理邪说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手段；而 杨思远 老师，除向一般的知识分子传播正确理论外，还要直接面对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正确的理论始终是在同歪理邪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那天的报告会，时间有限，杨思远只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大多数听了报告的人，并没有弄清他所讲述的内容和其中的道理。
为什么会有人听不懂？很简单：这些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不够，并因此难辩是非。空喊一些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是很容易的，但毛泽东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不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就无法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无法认清修正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是非难辨，就会敌友不分，就容易上当受骗；文革期间的“武斗”，就是这种情况，使走资派“渔翁得利”。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叫做“打左灯向右转”），借改革开放之名，打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旗号，把我国引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又高喊着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口号，扭转了社会主义的方向，重建了剥削制度。
想当年，“全党一致”同意开除刘少奇出党；后来，又“全党一致”同意为刘少奇平反；孰是孰非？
实际上，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届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上都是糊涂的。华国锋没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胡耀邦、赵紫阳甚至于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知道了！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结果也已经看到了。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得到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产生在百年之前，难道真的是“没有用”了吗？矛盾至今没能解决。
高层领导人尚且如此，底层的“弱势群体”又能如何呢？如果有更多的向王宏斌一样的共产党员和南街村那样有觉悟的群众，要想在中国重建剥削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中国的“国情”恰恰是：缺少南街村那样的党员和群众。这也是多年来许多去南街村参观学习的人，想学南街村，但根本学不成的道理。
客观地看：毛泽东时代所造就的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所产生的惯性，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而在歪理邪说误导下的“特别是”以后，重建剥削制度对生产力所产生的破坏的惯性，一直持续到现在。前者，曾经被宣传为“成果”，后者又被已经深受其害百姓（对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了解），误以为是党政领导的不作为。下面，仅对这前、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说明：
1983年，山东德州地区改革开放“成果显著”，我到那里参观，看到了工农业生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当时的地委书记告诉我们：德州农村这些年是比过去有了非常的发展，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中集体力量兴修水利的结果；这些水利工程，现在开始见效益了；但是，随着单干的持续，这些水利工程，总有一天会年久失修，未来堪忧。
1990年时，得知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已经多次被炸。原因很简单：已经变得自私自利的人们，为了争水：“我用不到水，你也别想用！”情况如下（摘自互联网“百科名片”）：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十年余。它以浊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段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县（今林州）。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林县人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 2米 ，宽 3米 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1990年后，红旗渠水源减少工程老化极为严重。 7月6日 凌晨4时，红旗渠总干渠青年洞上游蚕沟渠段被炸，红旗渠灌区管理局及时组织复修。 8月22日 凌晨4时28分 ，红旗渠总干渠盘阳段两处渠墙同时破炸，炸毁长度 33米 ， 60米 严重裂缝，盘阳村遭到渠水袭击，损失惨重。中共林县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及县人民武装部领导赶赴现场，分头做群众工作，组织救灾。红旗渠灌区管理局及时组织抢险，昼夜不停，冒雨奋战， 9月3日 恢复通水。此事件为建国以来罕见的爆炸破坏水利工程案件，在沿漳河三省（山西、河南、河北）三县（平顺、林县、涉县）反映特别强烈。事件震动全国。
红旗渠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的实践，不但破坏了生产力，还造就了一批新的罪犯！毛泽东时代，一直在改造罪犯，使他们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特别是”的年代，却是在制造罪犯，使他们转变为十恶不赦的破坏分子。
南街村坚持了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现在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有犯罪；而在全国范围内，犯罪率激增（某些大城市内，犯罪率早就超过了美国的纽约）；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呀！
1993年以后，我国经济发生了问题，通货膨胀率持续增长，国内媒体宣称：到1993年截止，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结束了。倒推20年，是1973年呀！那是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呀！
1995年以后，通货膨胀、三角债、国企破产，……，我国经济真正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帝的飞机又敢来我国闹事了，政府也已经没有了直接应对的办法。“20年不打仗、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歪理，延误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拉大了与国外的差距，连军工企业也差点全军覆没。“中国适合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的骗术，已经使国家沦为为帝国主义国家生产低端产品的附属国（现在已经被国际上称为“中美国”）。
1998年，江泽民开始着手应对“台独”问题；1999年，美国炸毁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他又迅速采取措施，挽救了已经濒临破产的最后一批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
江主席阅兵时，其实惨不忍睹；远不及2009年胡锦涛阅兵时的“风光”；可是胡主席的“风光”，源于当年江主席的警醒（敌人打上门了，必须采取措施）。
虽然手中多了几件兵器，又开始有了自己的空间站，许多国人还因此而沾沾自喜，自以为国家是多么的“强大”、了不起；但实际上，近30年来，我们和人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拉大了（毛泽东时代确实是在不断地缩小差距）。“追及问题”属小学数学，20年的差距得多少年才能追上，大家都会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是毛泽东早就说过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正义力量的存在，国家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总会解决，但不可能在三、五年内的短期内解决。已经卖掉的国企，就相当于为人家“下蛋的鸡”，能轻易地还给你吗？东海、南海的主权，如果你不强大，人家能乖乖送回吗？打仗？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在“享受”养老金了，大多数已经“断子绝孙”；一些人的儿子才刚刚当完兵，孙子辈还大都没有生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即将面对“老龄社会”的庞大负担，还不得不承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拿什么抗敌？
覆水难收的道理，谁都明白；放出去的“魔鬼”很难再收回瓶中。新一代地主、资本家已经产生了，叛徒、内奸（汉奸）到处都有；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了一些，但还不够强大，个体农民的大多数仍是“一盘散沙”。中国正处于一个“是非混淆”、“道德沦丧”的怪圈中。
怎么办？那就是，各尽所能，努力学习，弄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把大多数人团结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此前提下，逐步使占人口大多数的个体农民重新走上集体化的共同致富道路，这是王宏斌和他的同志们，带领南街人走过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在工业领域，应继续“反腐倡廉”，把已经被走资派占领的阵地一点点地夺回来。雷锋精神必须提倡，黄、赌、毒必须严禁，改造妓女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必须重新进行一次，文化革命也是必不可少。总之，要做的事情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前提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把更多的人集合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才可能有正确的实践！
一篇署名“中行”的文章“左派同志应主动提高各方面素养” （，20111118）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我们也可以反问：如果我们不学习理论，或者理论基础不扎实，如何判断打着马列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符合马列毛和社会主义呢？如果我们不深入学习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就只是一个好看的招牌，只是一层皮，谁都是可以拿去用的，难道中国最近30余年的这个“社会主义”，还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教训吗”。
“中行”的文章中，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建议同志们、朋友们都去读一读。其实，阶级敌人的脸上是不贴标记的，他们的手中不一定拿枪，他们往往看起来比谁都“革命”，他们不但善于伪装，还善于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只有真正掌握了革命的理论，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几年前网上的一篇文章“谎言诱导下的社会变革”，也值得大家一看。
最后，希望大家能读一下“林里夫：政治经济学讲义（完全稿）”（，20111114）。读明白了，就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的路应该怎么走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坚定的理论基础，就会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的高瞻远瞩。
虽然离开了南街村，但在那里认识的来自五湖四海（浙江舟山、上海、无锡、山东临沂、河北涉县、石家庄、邓州、广州、北京等）的朋友们，令我难忘。南街村的那次讨论会上，我没有发言，因为一言难尽。离开南街村后，写了这篇文章，算是给同志们、朋友们一个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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