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起因溯源
作为一项对中国社会影响如此之大的全民运动，“文革”虽然已过去多年，虽然后来遭全盘否定，但它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可谓深远，意义绝不容忽视。很明显是至今它仍被社会众说纷纭，虽然还会不时地被利用作一种欲达到目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政治工具，虽然至今还有人被它“余孽”且受之牵连……但又充分证明了:其实“文革”并没有真正走开。
无论有人怎样地又怕又恨，想使得“文革”真正被人们从心里彻底抹杀掉，但想说的是，它绝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今次再涉及这个沉甸甸的话题，并非是意图为被官方定位的“浩劫”翻案，只是抱着好奇心驱使，再来探秘“文革”起因，揭去蓄意的、别有用心的、以凡人之心度伟人之腹的有关“文革”解读，以使得彻底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如此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参与人员之众、对社会产生巨大震荡的一项社会运动，用唯物历史观的态度，时隔多年后再来回顾，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有关“文革”起因说，后来的社会、坊间流传有不同的版本。最有影响的大概就是权力争斗说。以官方解读，是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当时社会形势，由此发动的“文革”就打击了众多的老革命、老干部，且因为都“抓革命”了，所以社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几乎面临了频临崩溃的边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导致社会如此“浩劫”？
“文革”之前，先有在中国社会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即是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曾有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正是国内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全党上下正集中精力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那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开展这么一场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政治运动呢？ 从国内形势看，有认识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毛泽东却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的问题。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有了新的思考。他对怎样具体推进“四清”运动很少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而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使毛泽东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以致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
“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还是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天，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同志的来信毛泽东看到了，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已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象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注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泽东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得毛泽东甚为忧虑和为之不满。自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严重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得毛泽东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真正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于是，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当时的具体状况，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
以上客观存在的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形势以及隐约暴露出的资本主义倾向，还有大多数干部，甚至是党内高层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官僚主义问题，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问题等等，促使毛泽东感觉要用比“四清”运动更大规模、更深入人心的全社会运动的方式去加以解决。这才应该是形成“文革”思路及发动这项运动的最深刻原因。
也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他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住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它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它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所以，“这次运动（即‘文革’。笔者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点出了这个问题。再至于后来客观形成的打击面太广，我们可以从上看出，本来是针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但谁料最后斗争方向竟被转移。人们不解的是，究竟谁有如此之大的能量，竟而能够挑战毛泽东的权威？
但一场如此波及广泛的运动，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至于反对者所言的国民经济已频临崩溃是否确切，有那个时期经济建设的各项数据可以为证，人们如有兴趣，可以寻找了看。也就会明白究竟的。这就不是本文所要说明问题的范围了。
1967年8月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扩大到11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党内排名从第2位降至第八位。如果说是权力斗争，那么，从此时就胜败已分。大概再没有什么理由继续“文革”了。但事实呢？
所以，那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测应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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