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读书》又改组了,“汪党余孽”被进一步清洗了。这倒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当代中国,具有“公共性”(而非利益集团“党派性”)抱负的报刊如何才能在官僚和资本的重压下幸存下来。
2月25日,三联书店发布人事调整公告,称因原执行主编贾宝兰调离,任命三联书店总编辑助理郑勇接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前副主编李学军改任文化出版分社社长。而据坊间传言,除李学军之外的若干汪晖时代的编辑也都将离职,成为一次彻底的“大洗牌”。
继任者郑勇何许人也?公开资料显示,他是北京大学文学硕士,1996年进入三联书店,策划过“三联精选”、“三联讲坛”、“Home书系”、“闲趣坊书系”、“学苑话题”、“曹聚仁作品系列”等百余种图书。一个人被他所做的事所塑造,从这些书的基本内容来看,可以断定《读书》以后会更趋于文人趣味,淡出所谓的“左右”政经论争。想来这是三联领导想要的结果——这本“不安分”的杂志,至此可以说被完全“驯服”,可以让领导们放心了。
笔者早已多年不看《读书》。自从2007年后贾宝兰主政之后,《读书》在思想界的影响力早已日趋式微。衡量一本刊物的思想影响力,可以采取一个非常朴素的标准,即它到底引发了多少严肃的思想争论,如果它发的文章没人关注和讨论,那就根本谈不上影响力。以这个标准来衡量,80年代当然是《读书》的黄金时期,汪晖时期的《读书》也常常成为知识界的争论焦点,如其对于“三农”问题的讨论,对于世界格局变化的分析,常常发挥设置知识议程的作用。而后汪晖时代的《读书》在知识界讨论议程的设置上几乎是无所作为。
要理解这种“无所作为”,只要看一看知识界所关心的大问题,有多少在《读书》上反映出来。2008年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大震荡和政经格局重组,有木有?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有木有?中日韩三国矛盾与东亚区域整合的困境,有木有?国内关于唱什么打什么的讨论,有木有?“三农”问题的现状和新挑战,有木有?中国中产阶级在恶性土地食利资本主义之下的生存状况,有木有?
一本杂志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主事人员决定的。汪晖时代的《读书》能够设置讨论议程,就跟汪晖本人对当今世界秩序问题的敏锐把握有很大关系。而其继任者贾宝兰在这方面就差了很多。在其当政期间,贾宝兰引起公众注意的并不是其思想活动,而是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动物保护提案。在归真堂“活取熊胆”舆论事件中,贾宝兰的确是风光了一把。但是坦白说,所谓“动物保护”(实质是“宠物保护”),从根本上是一个城市精英阶层议题。那些衣食无忧的精英人士在蓄养宠物的过程中对宠物产生了感情,将其推而广之,才产生所谓“动物保护”的议题。所以才有了高速公路上拦卡车“救狗”,肆意侵犯他人财产权这样的事情。而当贫穷的卡车司机因丢失所运的狗而被雇主勒令赔偿十几万元时,那些宠物保护人士根本就无动于衷。《论语》里纪录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人,不问马。而今天的宠物保护人士们对宠物的爱早已超过了对穷人的感情。这种宠物保护的情感本身应当被“问题化“,作为中国当下阶层分化的一个例证而提出来讨论。而贾宝兰却浸淫其中而缺乏反思,恰恰证明其思想缺乏深度。一个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趣味十足的主编,是很难敏锐补充新问题并加以问题化的。或许正因主政《读书》缺乏思路,贾宝兰未能培养出自己的拥趸,在其为自己的政协委员地位被夺而在网上鸣冤叫屈时,无论左右派都是一片嘲讽之声。
当然,三联领导当年搞掉汪晖,让贾宝兰来主持《读书》工作,本来就是不希望《读书》棱角过于鲜明。从这个方面来说,贾宝兰还是比较好地实现了领导的意图。在她主持下,《读书》变得四平八稳,知识界左、右派的文章都有一点,但相互之间不争论,主流是体制内广泛接受的一种所谓“改革派”腔调,而思想上比较接近汪晖的其他几位编辑也都很难设置议程。实际上,不是三联没有能力通过《读书》在知识界设置讨论议程,是三联自己放弃了设置议程。理由很简单:过于尖锐的讨论会惹政治上的麻烦,同时也未必会增加企业的利润。至于一些知识界人士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批判汪晖以及汪晖主持的《读书》的声音,不过是被借用来造势罢了。
至此,我想起2007年汪晖离职时某些人群弹冠相庆的景象,仿佛汪晖一走,“认贼作父”的《读书》就会“拨乱反正”,回到80年代的那个虚幻的“共识”里。他们肯定也不希望《读书》搞成风花雪月的文人趣味,而是成为自由的旗手、民主的先锋。但他们忘了,无论是汪晖,还是他们,都深深镶嵌在当代中国“去政治化的政治”之中。官员与老板们对于太尖锐的“左”与“右”其实都不放心,《读书》只有奔着风花雪月文人趣味去了,才能真正做到人畜无害。
《读书》又改组了,“汪党余孽”被进一步清洗了。这倒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当代中国,具有“公共性”(而非利益集团“党派性”)抱负的报刊如何才能在官僚和资本的重压下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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