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后，左右两派为什么对如何看待两个时期特别是文革和改革展开了“生死之争”呢?这是在于他们都认识到，争执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前途。那么左派搞好这场大讨论，解决“两个不能否定”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就是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文革和改革。
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
这些年党的文献反复强调的、在党内外广泛流传从而成为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便消灭了，并且今后也不可能再产生出来。这个观点的要害，是从根本上排除了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即复辟资本主义或者说和平演变的任何可能性、危险性，因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标志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不仅消灭了而且绝不会再产生，怎么还能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呢?可见这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提供了最大的依据。
铁的事实证明，“阶级斗争熄灭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搞好“姓社标准”大讨论》一文引用大量资料，说明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在人数、资本额、雇工量、剥削程度上都远远超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认为他们不属于资产阶级，用四川话来说，“你只能去哄鬼”;用马列毛派的重要人物喻权域的话来说，“这是开世界级的大玩笑”。
这个新资产阶级是谁培植出来的?毫无疑问，是党内资改派。正是他们使改革变成了补资本主义课的资改，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私营企业主爆炸式地大量产生出来。而培植新资产阶级的走资派，自然属于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在阶级性上属于党内资产阶级或者叫官僚资产阶级。那个随着中国逐步变成附庸资本主义而从党内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党内买办资产阶级，则成了资产阶级中最凶恶的集团。
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并且，“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因此，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应划为新资产阶级。
我们当然承认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是一种脑力劳动，二是进行剥削的一种活动。但是如果因此就把私营企业主每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收入都说成这种管理创造的，那不就等于说成千上万工人都是被资本家白白养活着的饭桶，等于说过去的地主、奴隶主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资本家们都因为进行一些管理活动，便成为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了吗?阶级划分的根据，是人们在现实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一个人，不管他以前是不是工人、农民、干部甚至共产党员，只要他现在用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来剥削工人，并且这种剥削成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他就是私营企业主，实质上就是资本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等等，使私营企业存在的环境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但是特点再多，外部影响再大，私营企业主的阶级地位仍然要由私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所决定，而不能由外因所决定。私营企业作为民族资本即使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这也属于它的外在表现，不能以此来论证生产关系的内在性质，证明私营企业主不属于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在私营企业主中，确实有少数人虽然也以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主要收入来源，但能一贯将这些财富的大部分捐助公益事业尤其是资助“反帝反修，救党保国”事业，他们显然不应划入新资产阶级范畴。
如实承认了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承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才能看清用生产和需要这一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去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真正的主要矛盾;用以GDP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社会主义为纲];用“不问姓社姓资”取代“兴无灭资”;用改革取代革命;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制位;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用资产阶级的强势群体地位取代工农大众的强势群体地位等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和表现。这样认识改革，才能做到一方面不用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有做法，否定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前提下，发挥商品经济有益作用的改革成绩;另一方面，如实承认改革开放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背弃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培植和纵容资产阶级属于重大错误。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是正确认识文革的根本前提
这是在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才会如实承认打倒走资派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剧变时80%多的群众不赞成抛弃社会主义，瓦解苏联，却由于70%多的高级干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使自己不但是管理者而且成为所有者，从而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我国，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召开了和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的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极右分子、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搞“宪政”即实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多党制的变天动员令。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听说当场任何有一个人包括中高级干部站起来反驳。此类迹象清楚地表明我国也存在着发生苏联那种惨剧的可能性。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总理40多年前就看清了。他在1971年同访华的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话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美中友好协会会刊，1971年第3 期]
由此可见，右倾机会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确实是主要危险;走资派在阶级性上确实属于党内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确实不可避免;防止走资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确实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天大的事情;文革确实是一场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那种“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林伯野将军指出：“人们的立场不同，认识也不同。站在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文革，结论必定是糟得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有高度觉悟的人看文革，结论必定是好得很。同样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们，由于觉悟有高有低，其结论也会有差别。因为人们的阶级觉悟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过程。所以还要提高觉悟，才能认识正确。如果因为受到冲击、受到寃枉，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不赞成文革。如果从个人所在的单位或地区这个局部出发，看到这个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会对文革不满意、不赞成。如果只从文革的某一时段出发，只看到缺点严重，看不到后来已被纠正，也会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只有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才能对文革有正确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
毛主席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深情地说过他坚持继续革命是因为：“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话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象毛主席说的这样去看问题，自然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为什么象被刨了祖坟一样歇斯底里地反对肯定文革的成绩?要害就在于，肯定了文革10年也属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便意味着既毫不畄情地坚决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又使切切实实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保证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新型的、科学发展的文革应运而生;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稳等问题很快都会得到解决;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更是随着高福利的恢复而自然消失;随着工人农民社会地位的大提高，平民百姓的收入马上便可大幅增加，特别是为新中国打家底做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将立即得到每月千元左右的补贴。这样，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搞了几十年的和平演变就将会泡汤，他们自然会以千倍的仇恨，万倍的疯狂拼死一博。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坚持群众路线
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认清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我们只有懂得人民群众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压迫才能懂得革命，懂得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便会懂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也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只有明确了这一基本目的，而不仅仅是把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手段或者说权宜之计，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的正确方向并得到积极贯彻。
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真正实现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就实质而言，我们所说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我们所说的认识，是人民群众的认识。因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应当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其核心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60年5月，毛主席在河南郑州阅读一篇新闻稿时说：“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讲了，你的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毛主席在这段话之前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毛主席是怎样把人民作为“决定的因素”呢?这集中表现在他关于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并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及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中。
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和发挥群众运动的重要作用。在苏联和中国，都有人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民主，为什么在苏联得逞了，在中国却没得逞?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根本性的一条，是毛主席当年实行群众路线，搞了全国人民群众的反和平演变大演习，搞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革命运动。习总书记所说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苏联没搞过象文革这样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群众路线确实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证明一个执政党，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有多数人的支持。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忽视用群众路线救党保国的观点。当然，我们在当前特别需要格外重视党内健康力量的作用，对此决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最根本的力量是人民大众。不断升温的毛泽东热，神州大地到处涌动的红歌潮，大多数民众对共富模式的肯定，特别是去年的“九月爱国运动”、今年湖南的“新五四运动”，都从不同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湖南爱国群众进行的一场围剿汉奸茅于轼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斗争，为开展反对走改旗易帜邪路的群众街头运动闯出了新路。如果说“九月爱国运动”重点是“外争主权”的话，那么湖南这场运动的重点则是“内惩国贼”，就是说它是一场以反汉奸为主同时结合支持推广共富模式的群众街头运动。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同志强调：“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群众路线能够救共产党。”群众路线救共产党，无疑包括两个方面：党内健康力量要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人民群众要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力。缺少哪个方面，都救不了共产党。当前的阶级斗争、道路斗争、路线斗争比以前更复杂、尖锐，因而也更需要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都重视和坚持群众路线。这样，我们便一定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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