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实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背弃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道路，以改革的名义主张走十八大报告所说的改旗易帜邪路的“邪改观”的要害，是“补课”[搞一段资本主义]。因此，要使更多人对“邪改派”群起而攻之，击中他们搞补课式改革这个要害，粉碎其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重演的罪恶阴谋，当前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必须让更多人认清补课式改革的危害
为了便于使广大平民百姓知道这些危害，这里概括出“邪改派”的五大罪状：
[一]用改革取代了革命。在新中国的前27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如何搞社会主义，进行了极其艰辛、复杂的探索。这当中尽管发生了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三分错误如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等，但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在探索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方面，创造出了运用社会主义大民主即人民直接民主的群众运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是对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最伟大贡献之一。“邪改派”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虽然仍旧提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实质上是在抽象肯定的同时具体否定了它的不少基本原理;通过宣传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虽然仍旧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实质上否定了它的制度特征，从而把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硬说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大讲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便随着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消灭了并且不会再产生，虽然仍旧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但实质上否定了它专政职能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不仅培植出新资产阶级而且使它在政治上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倾向最集中、最根本的表现，是否定了毛主席提出并经全国党代会通过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另一条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便把经济建设甚至把GDP放在了纲的位置上，把四项基本原则变成了不仅服务而且服从于GDP这个纲的目。这样，就把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变成了可用可不用的一种手段，甚至变成了可说可不说的一句套话。所以在人民群众中相当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没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党的领导没力量，马克思主义太抽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邪改派”便极力把社会主义革命演变成革社会主义命的补课式改革，把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用反“左”为主取代了反右为主。他们通过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取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通过不仅搞产权私有化、政府职能最小化而且搞完全市场化即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全盘西化倾向的影响迅速扩大;通过宣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一切向钱看观点，使商品交换原则广泛侵入政治生活领域。这样，便逐渐把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马列毛派当作了“僵化”、“左倾”势力，从而不仅把什么是真正的左倾和右倾这样一个对于党内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而且否定了毛主席关于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的科学论断。苏东剧变和中国出现补课式改革，都证明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必须把反右作为主要任务。而这些年不仅突出地、持续地强调主要是防止“左”，而且极其荒谬地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事实上，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与用反“左”为主取代反右为主相联系，他们还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对国家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甚至把敌人还是人民这样一个对于社会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这样，自然会造成茅于轼之类公开的汉奸卖国贼到处耀武扬威，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则受到打压的局面。
[三]用精英民主取代了民众民主。新中国的建立使工农大众一步登天成了国家主人。那时工人、社员确实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当代表的确实占70%左右;由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确实都相当高。这和改革后30多年间对老板敢说半个不字便可能炒你的鱿鱼甚至罚你跪倒在地;人代会成了“干部代表会”、“富人代表会”、“精英代表会”;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用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取代了群众最满意的事情。总起来说，新中国前27年特别是五十年代狠抓的党风政风、收入分配、社会治安，都属于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事情。可以说，那时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世界人民公认我国属于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并非胡编乱造。可是近30多年，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却成了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
为了使“补课”得到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支持起码是减轻反对的程度，“邪改派”便大幅度、持续地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使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逐步变成大股东即大老板;使新闻出版，科技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等领域的“精英”以多种名义通过各种渠道也迅速暴富，甚至采取让干部[包括不少红二代]下海、让军队经商办企业的伎俩，拉拢、赎买、腐蚀、演变干部队伍。这正是党的十二大时便说三年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但30多年却越反越腐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如老百姓所说：“象毛主席那样真反腐败，一年便会大见成效。怕就怕装装门面，做做样子。”
中国已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文章列举的事实都可以证明，这里不再重复。问题在于两极分化实质上是阶级分化，它是随着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新资产阶级被培植出来并逐步上升为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逐步沦为雇佣劳动者，必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即建立和维系资本统治的需要，只要搞补课，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当中，群体事件的增多实质上是被剥削、压迫的工农大众的不满和抗争。例如，通钢工人、大庆工人、深圳工人、贵州翁安人民的斗争等等，就是这样。这种抗争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也会越来越多，所以“邪改派”特别是西化派也将越来越不得安宁。
[五]用半附庸化取代了独立自主。从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时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始，我们在27年里面对旧社会留下来的烂摊子和帝国主义的封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使工农业总产值以7.3%的这一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平均产值一倍以上速度增长，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是近30多年来，我国却逐步陷入了半附庸化的险境。这不仅表现在28个主要产业被外资掌控了21个;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的债券，基本上“打了水漂”，更根本、更危险的是，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相当大的部分已被美帝国主义控制。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都是其经济顶层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经济主权。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说：“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所掌控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当美元主导着中国90%以上基础货币的发行，这意味着九十年代以来，外资掌握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商业先机和超额利润，而本土企业只能作为第二、第三梯队的跟随者，为其抬轿子。……当年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处境重新发生在当代中国本土企业的身上。……只要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趋势，只要美元主导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及其基础货币的流向结构，只要美元拥有了进入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的渠道，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那么，美元资本事实上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控制着各类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趋势和波动程度。”[求是理论网，2013年6月2日]半附庸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中国的物价越来越高，美国的物价越来越低。中国的物价为什么高?著名经济学家朗咸平认为，这是在于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同时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在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时，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全部以涨价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美国的物价为什么低?这是在于中国把通过税收得到的资金作为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这样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美国人买起来自然很便宜。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多么残酷的剥削，半附庸化给中国造成多么大的灾难。唯其如此，美国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他们极力推行的“中美共治”，则要使中国在经济附庸的基础上进一步变成政治上的附庸。
必须认清“补课论”产生相当大影响的基本原因
十八报告在党中央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基础上重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邪改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甚至附庸资本主义的图谋，之所以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质上变成了“补资本主义课阶段论”。那么“补课论”为什么会在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劳动群众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呢?
一是因为它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绝对化，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认为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那末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实质上搞点补课也是有利的。正因为这样，时任中共中央农村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才敢于公开宣扬：“为了保持政策口号的延续性，回避极左派的‘文革’式攻击，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过渡性口号。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这种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使中国逐步附庸化，即逐步演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甚至附庸资本主义的图谋，便使不少人跟着跑了。
二是因为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与否和群众对错误路线的认识，比战争时期自然会长一些。虽然解放前的旧社会如毛主席所说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但中国毕竟没经过比较全面的资本主义发展阶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残酷性、反动性会有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再加上原来的大、中资产阶级虽然数量不是太大但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而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便容易右，所以身在右中不知右，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真正理解、积极投入，或者说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危害性认识不到位的人，都相当不少。并且，“邪改派”采取的是到天津但开始时只说到廊坊之类欺骗手段;他们的反动本质有个逐渐暴露的过程，群众对亊情真相的认识便自然也有个逐渐明确的过程，所以对错误路线的检验，和平时期自然要比战争时期的过程要长得多，情况也复杂得多。上述因素和条件，都会被“邪改派”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上加以利用，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近30多年来，有些人正是利用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中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逐渐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成了补课即搞资本主义阶段的。
历史事实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决不应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据此，他认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式资本主义”，是不妥当的。建国初期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毛主席这个主张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建国后不失时机地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我们党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变革，不但社会秩序没有发生太大动荡，而且生产还持续增长，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足以证明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正确的。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且，美国这类囯家，则是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完整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在《论俄国革命——评尼•苏哈诺夫的札记》一文中对俄国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走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作了论述。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和亚洲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事实上，中国、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证明马克思关于这类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是正确的。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由国际国内条件所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即附庸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日本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还是走不通。这样，便产生了全世界包括美国都承认的“中美国”这一怪胎。当前，西化派正极力通过鼓吹“宪政”来推行西化式政改，用三权分立、多党制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妄图把中国全面变成美国的新型殖民地，这必然会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大大激化。
怎样使更多人击中“邪改派”的要害?
[一]切实搞好“姓社标准”大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应不应当把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核心是坚持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为主、计划经济为主];在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三个有利于”，作为社会主义或者说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显然，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根本谈不上肯定新中国前27年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探索;谈不上在承认三分错误的同时肯定那个时期的七分成绩;谈不上肯定改革中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的成绩，并承认改革工作中所犯的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错误;谈不上区分真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用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要看到，我们对120周年最好的纪念，是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救中国。不搞清“姓社标准”，无疑也讲不透这一点。所以，马列毛派的战友和广大群众，务必充分重视和参加这场大讨论，掀起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实现大转折打下思想基础。这样，使多数人接受并坚持“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主体地位，便是邪改而决不是社改，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决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情况就不一样了。
[二]切实使更多人认清只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才能解决当前的“老大难”问题。例如，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结合新的实际创造性地执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才能真正恢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农民在工农联盟中的地位;才能真正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增多、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就业艰难等问题;才能真正推翻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的“新三座大山”;才能真正使下岗职工这些对新中国有特殊贡献、理应得到特殊照顾的功臣每月增加千元左右的补偿;才能使普通的工薪阶层工资增长三倍[这不是瞎忽悠，把前面所说的财政部对美帝国主义的出口商品补贴转用到这里即可基本解决]。这样，就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正确解决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自己之类问题，关心国家大事，使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不因自己的感情受到损害而怨恨人民群众。这个问题抓好了，才是真正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这个胜利。
[三]切实把清除汉奸卖国贼作为突破口。这是在于，汉奸卖国贼不仅最反动而且最露骨，所以打击他们最容易突破;爱国主义口号最得民心，最能吸引所有爱国者参加斗争，最有利于争取多种政治派别加入统一战线，从而形成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抓紧进行反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维护人民群众正当权利等等斗争的同时，务必抓住全党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机会，发出“真走群众路线，首先清除汉奸”之类呼吁，大力推动对“邪改派”派特别是其中的西化卖国分子的清除;务必抓住在反腐斗争中“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机会，喊响“要是真反腐，敢打大老虎”的口号，促使大汉奸兼大贪官在今年落网进而迅即扩大战果，把我们的群众斗争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四]切实推进民众民主。为此，我们应当不惜千方百计、不怕千辛万苦地去给平民百姓办实亊、做好事，做群众信任的、有大事就找你商量的人;极力推动网络民主、基层民主和人民群众维护正当权利的斗争，并大力发展既能给群众带来实惠又有利于使他们增强集体意识、爱国意识的合作经济。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象去年的“9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那样的街头斗争，是马列毛派和人民群众、体制内外两种力量、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好途径，是社会主义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坚持和发展，是当前最有利、有力、有效的斗争形式之一，不仅不能动摇，而且要搞得更好。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在于近年的实践已初步证明，在“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为人民”方针基础上，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逐步形成的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除奸，整党正本，民众民主，共同富裕“24字方针”和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当前实际确定的以革命人民为主体，以体制内外的马列毛派为主导，以上下配合为途径，以“9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那样坚持文斗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大民主运动为基本形式的工作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我们坚信，坚持这一工作方针和路线，使新型的、科学发展的民众民主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直至有成百万人参加并坚持持久战之日，便是“科社复兴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之时。这个时刻一定会在十年之内到来，让我们用不屈不挠的斗争去迎接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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