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中 生 谈 茅 于 轼
济 南 一 高 中 生
前 言
如今全国爱国进步群众掀起批判汉奸、卖国贼茅于轼的红色浪潮。作为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我们进步青年也不甘示弱,与爱国群众呼应声援。我写了评论文章《高中生谈茅于轼》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与爱国群众组织的壮观的反茅运动相比较,我的这篇评论文章根本算不上什么。希望读者看后多向我提意见,帮助我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共同宣扬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社会主义大业推向胜利的高潮。
“我国贫富差距不大。公有制让老百姓饿肚子”
“五四运动的目标错了”
“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我觉得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
“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
“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国家的尊严,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
看完了以上这些言论,说实在的,您有什么感觉?
告诉您,这些言论全部出自于茅于轼。
茅于轼,所谓“著名主流经济学家”,也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由于多次发表卖国汉奸言论而广受批评,也曾因为经常发表污蔑攻击开国领袖毛主席的文章遭到“全民公诉”。近期又因为各地演讲事件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毫无疑问,茅于轼这位“精英”这已成为各界爱国网友和我国相关维稳单位的关注焦点……
“毛泽东祸国殃民、丧尽天良、十恶不赦……”洋洋洒洒的文章。那些内容不想再这里复述,无外乎又是拿当年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事,旧瓶装旧酒、老调重弹。只不过老茅的言语更加恶毒和有侮辱性而已。
坦诚的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又有谁的一生没有错误?但是,谁又敢抹杀毛泽东功绩呢?毛泽东呕心沥血地指导和建立全国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重工业打下了牢固基础,轻工业也于7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起步,人民生活水平即将有大的提高。茅于轼为什么一字不提呢?茅于轼说毛泽东“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但现在亿万人民尤其是80后、90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怀念又算什么?茅于轼为何刻意混淆“个人崇拜”和“人民崇拜”的区别?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之好,吏治之清古今中外罕有。人民一心团结,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建设。举国上下包括毛泽东及其家人没有“特权”,没有“精英”,茅于轼为何又只字不提呢?
想必读者也有同样的疑惑吧。
其实答案一点也不难找。老茅的后台大老板是美国福特基金会。众所周知,美国社会被有组织、势力强大的集团支配着,政府成了他们当中的掮客和裁判。茅于轼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就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赞助的……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二战前。但是真正起重要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所以把它列为20世纪后半期的基金会中的第一家。1936年老福特的长子埃兹尔·福特捐资25万美元成立福特基金会在底特律注册。宗旨是:接受和管理资金以用于科学、教育与慈善目的,表面上声称“一切为了公众福利,此外无其他目的”。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中国有个俗语:“拿人家手软,吃人家最短”。看看茅于轼及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无时无刻不在充当着美国利益集团的马前卒和炮灰,聒噪什么“普世价值”,向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疯狂进攻。
还有一点答案,就是老茅曾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过。那时候老茅可不像现在这样风光:邻居也看不起他,走到街上也是人人喊打,红卫兵揪着耳朵批斗,也尝试过“喷气式”。通过茅于轼现在的言行,看的出他对于中共对于人民不是太服气,不然也不会说出什么“毛泽东祸国殃民、丧尽天良”之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可是,茅于轼先生现在的劲头为啥当时不表现出来呢?有本事就应该在“批斗大会”上当着同事、家属、红卫兵、党委和人民警察的面大喊呀。看来老茅也不傻,玩起了“韬光养晦”。
我国50年代曾安排茅于轼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开过火车,后来又安排他当了技术员、工程师。看上去也实在是没有亏待他。可是茅于轼是一点也不懂知恩图报。不说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多拉快装,反倒是现在倚老卖老,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大放厥词,标榜自己是社会“精英”,对工农群众创造的共和国历史指手画脚、品头论足。
看他前后不一、厚颜无耻的表现,也大概能肯定: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对他的批判还是比较中肯的。
“他(毛泽东)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
“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使人痛苦,然后死去。不但自己用尽办法叫人痛苦,而且动员全国人民互相斗,互相制造痛苦。……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
“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
这位茅先生的言论按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也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毒舌”、“喷子”了。见了毛泽东就要喷上两口,与之沾边的一切(计划经济、第三世界理论、打土豪分田地、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成了“欺骗”“痛苦”“悲惨”的代名词。
网民“远方”说:“毛泽东幼稚,毛泽东鼠目寸光?哈,茅老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可以信口雌黄,可以将一个世界公认的巨人秒杀!有能耐直接说你要推翻GCD!”
网民“虹梯关人”:原来你是怎么(注:应为“这么”)恶毒的一个垃圾!
网民“邱冠瑛”驳斥茅于轼的文章,在其评论的最后说:“茅先生活了84岁了,到现在还不懂得独立思考,更不懂得科学思考,只知道按美国人的意志当美国人的传声筒。如果茅于轼思维能力尚存,可真是中国人的悲哀啊!阿弥陀佛!但愿茅于轼先生不是中国人。不过,我怎么看茅于轼先生也不像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会对中国恨之入骨,中国人不会时时刻刻希望搞乱中国”
网民“437890”发表文章,其中说:“茅于轼,不许你造谣污蔑工人!”
要是只有网民的声讨,也不会让老茅最近这么生气,以致于发表大作《拥毛派说我是卖国贼、汉奸,这是对我的公开污蔑》。原来,茅于轼一行人走到哪里演讲,人民就跟到哪里,在会场外敲锣打鼓,拉起横幅,声讨他做汉奸、国贼。单看横幅上的字样,就能瞧出茅于轼老先生是多么招人恨。“警惕茅于轼串联煽动推翻共产党,把中国变成叙利亚”、“抗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然违宪行动”“河南爱国群众声讨汉奸茅国贼”“红色热土岂能玷污,三湘父老情何以堪”“茅老贼祸国殃民”、“茅于轼是反民族、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狗汉奸”。对此,参与抗议集会的长沙群众说:“茅于轼你真不该惹湖南人”。
茅于轼先生的长沙之行遭受到几百人的抗议,实为尴尬。他于今天4月25号在沈阳以“讨论非公经济”名义公开进行“反党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演讲,结果遭到党史学者王新年的当场质疑,实为不顺。以前曾在上海演讲的他还遭遇过扔鞋,“在理工大学演讲的时候也有四五个人要对我动武”,茅先生自己补充说。
老茅的几次串联不是有群众抗议就是有学者质疑,还面临着武力威胁和电话骚扰,看来这老头子在红色土地上也不好混。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老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已经到了丧心病狂发了疯似的大肆污蔑、歪曲、否定的地步,那也别怪我国众多智慧的网民采用同样的手段“还治其人之身”了。最近,老茅就被网民挖掘出“父亲是中国大汉奸汪精卫的三公子”的身份。这条消息在各大网站上疯狂转载。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公开投敌,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与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抗。他还美化自己的投降,说是拿领土和主权换取日本对伪政府的扶持是“曲线爱国”,是为了“和平”……
有人考证茅于轼有可能是汪精卫的三儿子,因为不仅二人长得像,而且还有不少交集:汪1929年在南京得第三子,后传言夭折。碰巧茅于轼也生于1929年的南京,且汪精卫小妾也姓茅,1929年后生第三子后消失。汪和茅于轼大伯茅以升是天津大学校友,茅于轼对汪精卫感情深,称赞这位曲线救国、做日本人傀儡奴隶的卖国贼汪精卫为“英雄”。
1929年的南京城内,人口不到10万。甚至更少,当时国民党宁汉合流刚迁入南京,所谓的黄金十年还未开始,又刚经历过国民大革命的战火。以南京大屠杀看,1937年的南京,常驻人口也没到15万(南京大屠杀是里面很多士兵)。而1929年,以10万高数算,再以当年人口出生率算,当年南京的同龄人不到2000人。当年南京城内人口往多算10万人,正常算5万,按照当时出生率,他的同龄人最多1000-2000人。再除去一半女的,他的同性别同龄人最多500-1000人。如果再算上夭折的,当时婴儿夭折率是千分之三百,也就是30%,存活下来的有350-700人。也就是说当年与茅于轼的南京同龄人只有350-700人。这还是按照南京人口最大化算的……
看到网友的推理,读者大概若有所思吧?不过,茅于轼到底是不是汉奸汪精卫的三公子,没有科学的检测我们也不能下完全的结论。这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茅于轼自己心里明白了。
我们对于年过八旬的茅于轼老先生的这一番荒谬的论调,也实在不应该多么惊讶。毕竟,站在什么阶级上说什么话。老茅从一开始就站到中共和群众的对立面上,成天又拿着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扶持基金,所以我们还是别指望他狗嘴里能吐出象牙。
(完)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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