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极右派去年极力反对将共同富裕写入十八大报告的努力化为泡影，紧接着组阁梦又破灭后，标志着他们改旗易帜的幻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仍在处心积虑地制造事端，寻衅滋事，以求达到他们复辟变天的目的。
中国目前发展的道路有三条：一是重新回归一九七八年前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一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一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高举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既反对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反对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称作封闭僵化的老路，到底是否正确，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而把右派们倡导的复辟资本主义称作改旗易帜的邪路，则是恰如其分的。
因为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始人邓小平的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可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导致了公有制企业的大面积破产，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业已失去。两极分化空前加剧，直逼国际警戒线，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今天的中国正在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飞奔。一旦中国滑向了资本主义，不仅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否定，紧随其来的则是国家的分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剧重新降临，民族的灾难接踵而至。因而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即使从维护社会稳定和避免民族灾难的基本要求出发，也要采取措施，将社会的发展重新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在十八大报告中就要明确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大将共同富富裕写入政治报告和人事的变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知道，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意味着发展的成果要由劳动人民共享，而不能由少数人独占。这样就把过去少数人瓜分的发展成果中的一部分拿过来分配给劳动者。这种分配方式的适度变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于是，那些打着改革开放旗帜，为既得利益集团发言的右派们便坐不住了。他们纷纷行动，处心积虑地反对，以便使中国仍然沿着以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轨道前进。胡德华的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从胡德华的发言看，他主要对习近平的两个论点进行反驳。
一是在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过程中，“竟无一人是男儿”。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
我们认为习近平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全党深思，为什么拥有光荣历史和几千万党员，开辟了十月革命胜利道路的苏联共产党，在党和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竟然没有热血男儿出来为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而斗争。这种状况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教训?通过对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反思，更能够使我们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才是习近平讲话的本义。
而胡德华却歪曲了习近平讲话的原意，说既然苏共已经蜕化变质了，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了，为什么还要求人民去捍卫这样的共产党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胡德华引用了毛泽东在九评中关于苏共存在特权阶层的话，随后又以久加诺夫的话作注脚。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讲话中，以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竟然没有一个血性男儿挺身而出，捍卫党和国家利益的严峻史实来警醒全党，引发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建设的深入思考，而胡德华却将此引申为习近平要求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去捍卫已经变质的苏共。这种张冠李戴的诡辩手法，正是历来新老机会主义者的惯用伎俩。
这非但不能说明他的观点，反而又与他下面的观点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从他引用毛泽东关于苏共存在特权阶层的观点来看，他对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持肯定态度的。既然肯定了毛泽东的判断，就必然也会肯定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国内的反修斗争。文革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可是胡德华却在下文中全盘否定了文革，将文革说得一无是处。这样也就否定了当年的反修斗争。而反修斗争是建立在毛泽东对苏联和中国修正主义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既然否定了反修斗争，毛泽东对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和存在特权阶层的判断也就失去了意义，那么他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至于他引用久加诺夫的话，有断章取义之嫌，久加诺夫是说在坚持苏共领导的前提下，来改革苏共存在的问题，而决不是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而胡德华则是要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这是与久加诺夫的观点背道而驰的。
二是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问题。
习近平说，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前三十年奠定发展的基础，后三十年的成就是在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两个三十年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发展历史的一个辩证看法。
在如何看待前后三十年发展的问题上，当前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左派主张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右派主张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将两个三十年结合起来，既反对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反对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胡德华的主张显然属于右派观点，也就是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胡德华否定左派的观点自不待说，但是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多少令人有些惊异。因为过去他们还是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而现在他们却公然撕破了伪装，直接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手划脚地进行批评，则是令人有些意外的。这或许是现在右派的势力已经很强大，自恃无恐，得意忘形，才肆无忌惮到这种程度的缘故;也许是右派在十八大后遭受重大挫折，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于是图穷匕首现，披挂上阵，拚力一博，希望能够挽回一些损失罢了。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关系呢?
应该说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是互相联系的。前三十年打下基础，后三十年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两个三十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程。
当然，如果比较这两个三十年，还是具有重大不同的。
前三十年，通过互相组、初级社、高级社和和平赎买的方式，我们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六年后，我们借鉴但不照搬苏联模式，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又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探索中有成就，也有曲折。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旧中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解决不了的工业化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用了仅仅三十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我们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制裁下，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搞出了“两弹一星”，取得了以抗美援朝为代表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其效用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受益无穷。在国际上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一九七一年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一九七二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七八改革开放后，我们确实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如果我们对三十余年的历史进行系统回顾，又与前三十年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后三十年是施小惠而不及大义，谋近利而祸及长远。
农村改革，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垮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酿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城市改革，导致国企大面种破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业已失去，广大工人沦为雇佣劳动者;涉及民生的住房、教育、医疗改革，成为新时期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将人民口袋中的财富洗劫一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广大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开放了二十八个产业，其中二十一个产业已经被外资控股，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国务院通过新三十六条，又对硕果仅存的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国企，进一步股份化(私有化)，业已进入实施阶段;以土地流转为口号，又在农村开始了以资本为驱动力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我们不仅要问，中国改革开放要走向何方呢?
现在反思改革开放，不是反对改革开放;纠正改革开放的失误，不是否定改革开放。回想起当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是否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上，也出现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在反思和总结中，毛泽东一方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方面又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错误。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当着农村形势开始好转，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业已建立并已初见成效的情况下，党内竟然有人不顾这一史实，要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同时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建议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认可和支持。后来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反对单干风，才纠正了这一错误主张。结果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有错必纠，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令人感奋，敬仰不已!
将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称为封闭僵化的老路是不确切的。
试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制裁和禁运，到底是我们不开放，还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封闭市场?我们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向苏联引进的一百五六十项大型工业设备，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是不是封闭?中国同时又和一些民主国家建交，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广大亚非拉国家独立后，有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这是不是封闭?在文革中期，七十年代初，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通过“四三方案”，引进西方大批工业设备和生产线。这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这是不是封闭?
至于改革，那个时候往往叫革命。我们看到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仍然是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之路。通过和平赎买，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路。
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从中国国情出发，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济领域，他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在政治领域，他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求全党要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在文化领域，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其中有成绩，也有失误，关健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发现问题，纠正错误，而不是否定这种探索的方向。在如何搞好社会主义企业问题上，产生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被毛泽东称为鞍钢宪法。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史上的伟大创举。
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仅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必须同时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健全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现实，不是已经证明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光辉吗?
请问，这能说是僵化的吗?
至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责任在苏共方面。现在有人居然说是中国共产党反修引起的，似乎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与苏联共产党争论就能够维护中苏关系了，这真是痴人说梦。当时毛泽东说，在意识形态上中苏可以争论一千年，这实际上就是说不要因为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影响到中苏之间的关系。而历史史实是苏联首先撕毁了合同，中止了协议，将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方面。当时赫鲁晓夫不仅要搞修正主义，对中国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也表示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意图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大的卫星国。这才是中苏关系恶化的本源。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还是希望修补中苏关系的。可是苏联新的领导人竟然说，苏联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与赫鲁晓夫时期就是一个微小的差别也不存在。这个时候又发生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煽动政变，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件。当周恩来为此向苏共提出抗议时，勃列日涅夫却以醉酒为辞，巧言塞责，结果又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那些将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注意到，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路线是不同的。前三十年采取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路线，发展是以增加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和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为目标，而不是仅仅为了赚钱，采取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发展战略。而后三十年采取的是依附型的发展路线，是以赚钱而不是以赶超为导向，仿照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建立了不少低水平的加工线，采取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结果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换来了三、四流的技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提高，而国内市场反而被外资大面积占领。前后两个三十年在发展上的差别就连台湾的李敖都看出来了。
这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比较鲜明地体现在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发展上。
我国的航天工业走在世界的前列。神州系列宇宙飞船，能够将宇航员成功地送入太空。神州十号宇宙飞船又一次成功地发射和收回，标志着我国的航天工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是反观我们的航空工业却举步维艰，自己研制的大飞机难以翱翔蓝天。就连我们空军装备的国产先进战机，也是进口的外国发动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采取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个是自主研发式，必须掌握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一个是合作开发式，也就是依附型的发展路线。
难道是我们自己没有研制大飞机的能力吗?
从一九七0年立项，到一九八0年研制成功的运十折翼蓝天的悲剧就是一个缩影。
上海研制的运十飞机，是一九八0年九月份开始试飞的。可是在运十试飞的五个月前，当时有一位处于决策地位的领导人就宣布了它的“死刑”。一九八0年四月八日，他在会面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桑福德·诺伊斯·麦克唐纳时，详细询问三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议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之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
原先我还不相信这件事，直到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他的年谱时，才确信这是真的。我猜他的本意，是想通过与美国进行航空合作来巩固中美关系，同时也想走一条捷径，通过与美国合作研制飞机，来迅速掌握国际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这是典型的以市场换技术的范例。结果我们看到，竹蓝子打水一场空，我们放弃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运十大飞机，通过合作研发来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能够换来技术。尽管今年年初运二十刚刚试飞成功，可是我们的航空工业却被耽搁了三十多年。
至于这位领导人说的运十下马的原因就让人感到非常蹊跷。
“花钱很多”。运十研制才花了五亿多元人民币，而像这样的大飞机在国外研制至少也得花费十几亿美元，这能说花钱很多吗?
“把握不大”。运十当时肯定不如美国的波音飞机，但是，当时西方对我国运十研制成功给以极大关注。路透社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一位副总裁看了飞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国内国外都曾经有人说运十是抄袭了波音707，美国波音总裁看了飞机后说，运十不是波音707的翻版。因为机翼的翼型，机尾布局、机头、座舱和飞机的电子设备等，与波音707大不相同。美国《航空周刊》也载文评论：“运十不是波音707的翻版，更确切地说，它是该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10年之久的锻炼……任何说中国人全盘照搬波音707的人，都不了解今天的中国。”这能说“把握不大”吗?这可是业内人士的评价啊!更何况还是竞争对手!
“办法不对”。那怎么才算对呢?和美国人合作才算对吗?合作的结果又如何呢?这是有目共睹的。把自己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历经十年时间研制出来的大飞机“枪毙”掉，却要与美国合作研制飞机，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后来把责任推到了沈图身上，一个小小的民航局长，他有左右运十决策的权力吗?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文革期间批判的洋奴哲学，“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论调。
“要停下来”。这才是最终目的。如果说前三个讲得是运十下马的原因，那么这就是结果。从前面的分析看，运十下马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个结果也就必然是错误的了。
由此我们看到，发展路线的不同才是航天工业与航空工业出现两种结局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忧心地看到，共产党已经基本上将经济权交给了市场，也就是资本来进行运作，中国近年来经济上出现的不少问题主要还是市场经济盲目发展造成的。计划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出现了问题后才产生的。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虽然存在缺点，但是其优越性也是明显的。我们能够用三十年的时间，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基本实现工业化，就是计划经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可是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将市场经济神化了，将计划经济矮化了。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在经济上出现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说，皆是党和政府放弃经济权的必然结果。前任政府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现任政府在继续前任的基础上，仍不进行反思，还在高喊市场能够解决的要交给市场，政府小型化，建立服务型政府，真是爱发言却不得要领。
有人却置经济上的问题于不顾，对文革怀着刻骨的仇恨。空话边篇，善于表演，表面亲民，逢场作戏。他们的这种戏法早已被不少人揭穿了。就在他们离任的时候，网上的负面评论如同潮水般涌来，不可遏制。可是他们在任时却对政改颇为热心，每年都要为此大声呼吁。在共产党已经交出经济权的情况下，他倡导的政改，实质上就是要共产党以交权与政府的名义放弃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
现在在宣传舆论领域，党控制着传统媒体，可是互连网却基本上由右翼势力控制，背后是资本在运作，以至们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不利于右翼势力的讲话，在网上竟然搜不到。总的来看，在宣传舆论领域，还是呈胶着状态。
现在党内外的右派，一再鼓躁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迫使共产党交出政权，“还政于民”。同时通过鼓躁军队国家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在共产党已经放弃经济权的情况下，一旦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军队，那么，实际上就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随着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失去，整个国家必然因为核心凝聚力的丧失而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日子又要来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又要重演了。
我们看到，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三条发展道路：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已经露出了本来面目，他们不仅反对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居然也公开反对一九七八年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就是打出了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言书。根据时局形势的发展需要，他们有时说得明确些，有时说得隐晦些，但是目的是不变的。这样就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的意图。胡德华的发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严峻的现实正在使广大的工农群众逐渐觉醒，右派打着改革开放，谋富于民的幌子，来欺骗和误导人民的戏法已被识破。他们的组阁梦灰飞烟灭，反对共同富裕的企图又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在进行着垂死挣扎，居然违反常轨地将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公开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穷途末路的幻影，黔驴技穷的哀鸣。
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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