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镇的规模越来越膨胀，前些年距离集镇还很边缘的村落，如今已经陆续纳入了集镇的范畴。于是一群被乡下人誉为新的“街上人”也就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我们附近就有一个小村庄，总共也就十几户人家，百十来口人，居住在距离集镇二里远的一条主公路北边。他们原来的土地就和那些习惯里称作“街上人”的土地或穿插或搭边相连着。平日里干农活的时候，两下的人一边各自在自家地里干着活，一边相互高腔大调地相互说着自己不为对方所知的种种见闻。中间歇工的时候，两下的人们更是凑到一起，坐在田埂上，一边说着无边无际的闲话，一边相互让着对方吸自己带的劣质纸烟或者让对方抽几口自己那根如今已经很稀奇少见的烟袋。也有不少人在这样的交往中成了朋友的，结了儿女亲家的，或者成了相互间儿女找对象介绍人的。那时候，悠闲恬静的农家生活，就在一年四季各种庄稼的相互循环流转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滑溜着。
然而，这几年集镇建设的步子越迈越大，新的街道随着一茬又一茬领导的变更，变戏法一样地迅速向集镇周围扩展着。最早是街上那些还有少量土地的农人，在没有了土地后成了纯粹的或者说职业的“街上人”。慢慢地，一些靠近集镇的村庄，也就一点一点地和“街上”搭上了边，并且自己的土地也慢慢就成了新的街道。再后来，什么招商引资来的外地工厂一夜之间就落脚在自己的土地上，这些村庄的人们很快就和街上人一样没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摇身一变成了地道的“街上人”。我们附近的那个小村庄，在此形势下，土地很快就没有了，这些时代靠土地赖以生存的农民，就被拥进了“街上人”族群中了。
当然，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不会白白让别人盖上房子或者办成工厂的，那也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于是，土地的价格一年一个样，有时候甚至是一月一个样。前些年一份两间房的地基也就三五万块钱已经顶天了。眨眼间，这两年的一份宅基神话般一个劲儿滋滋飙升，很快就涨到了一份宅基地二、三十万了。村里人后悔啊，为啥原来的地就那么低贱地卖给了别人?按现在这地价，简直就等于白送了!可惜的是土地是有限的，卖完了就不可能再生。先前精明点的人家，或者原来自己家的地靠路边多的人家，抓住了机会自作主张出卖自己的责任田，囊中的钞票自然就比别人家鼓囊一些。而那些责任田位置比较偏远的人家，或者最先被开发成街道的人家，只能叹息自己晦气，兜里所得的钱也相应就少了点。在没有了土地断了一切经济来源以后，不少人心里就发了慌，思前想后，总觉得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就瞄准了自己原来被政府带有强制性贱卖的那些工厂用地了。于是，一起起民众就隔三差五到乡镇政府吵闹，大呼政府当初骗了自己，那么贵重的土地咋就几千块一亩让那些外地人买去办了工厂?更有一些人在稍微懂得一些土地政策的人背后稍加指点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原来一亩地按国家的规定，竟能够卖到两三万元不等的高价呀?可为啥当初政府里那些当官的欺骗咱们说一亩地就只值几千块呢?
矛盾纠结就此展开，政府里新调来的官员没办法了，就只好推说那是上一届政府领导的事。可现在的老百姓，随着不断和政府之间矛盾纠结的过程参与，增长了不少见识。还有些人格外留心电视上报纸上宣讲的有关政策精神，没有谁是那样好糊弄的。再加上个别自身有点文化功底又脑子灵便的人，私下里专门找来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学习研究，他们和乡镇干部论辩起来，那水平也真不比干部们差多少，这样问题就越来越难办了。当你还没有把问题往上一届领导身上推的话说完，就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起你来：“咋，过去的政府和现在的政府难道不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前一届政府留下的问题，你们这一届凭啥不给解决?你和他就不是一个政府?”遇到这样的能辨之士，当领导的当然也知道自己那些推卸责任的话站不住脚，于是就慢慢由态度强硬搪塞转为委婉妥协。随即，通过其他渠道来安抚群众化解矛盾，就成了地方政府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和有效方法。可是不管领导如何费尽心思，也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因为群众心里想要的是钱，达不到这个目的，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六月飘雪花他们也不听。矛盾就这样长时间胶着着、拖延着、挤压着。随着地方领导的频繁调动，许多问题也就你推他推我也推，最终成了一个困扰每一任领导的集体烦心病。
这几年，不知从哪里引进了这样一种极端做法，老百姓似乎摸准了政府的软肋，发现政府啥都不怕就怕老百姓进京告状。一旦有谁真进了北京，就会出现一级压一级地责成地方政府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与措施，都得把进京告状的人接回来的现象。这样，那些进京告状的人简直就成了没人敢惹的太上皇，地方政府前去接访的人员，不仅帮他们结算在北京吃住的花费，而且连来往车费也全部报销。据说，对个别特别难以驯服的，私下里还要施以经济上的安抚。必定这样的做法都是扬汤止沸般的治标不治本，绝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政府安抚得了这些上访百姓一时，可绝对不能保证他们永远安坐在家不再出去。于是，过不了几天就又会有人偷偷进京了，政府就继续派人去接访。说实话，每一年地方政府花在这上面的费用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土地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当家卖出的，但更多的则是他们自己做主卖掉的。至于有关土地的政策法规啦等等，在如今的农村基本就是一纸空文。地方政府没把这些政策法规当回事，老百姓更不可能把它们当回事。盛行在农村的土地自由买卖现象似乎在说明，我们国家土地国有化的基本政策早就名存实亡了。这中间，更有一些地方上有钱有势之人趁机以极其微小的代价大肆圈占土地据为己有，他们或在自己圈站的土地上开办小型加工场，或种植苗圃，或用作它用。这些人已经成了新时期农村爆发出来的名副其实的新兴“地主”。在新开发的街道上或者在原街道的空白处，这些有头脸的人们，或强行或曲线地把原来属于政府或集体的沿街道土地强行征过来进行房地产开发，然后从中谋取暴利。如今在地方上的确有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一个个腰缠数十百万千万甚至更多不等的资产，几乎没有哪一个是通过正当渠道依靠自己劳动所得。他们获取的巨额利益，无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和地方上的不法官员沆瀣一气巧夺豪取过来的。老百姓都心明如镜，每一座房产的后面都暗藏着开发商和某些官员们利益均沾的黑幕。由于利益诱人，许多人纷纷参与其中。政府官员为这些人开绿灯，赢得所谓的合法手续，这些人把一切所得与官员们分享红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红红火火，乐此不疲。
而那些因无土地而成了“街上人”的人们，不少人一时间也怀揣着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等的原本属于国家的土地被自己卖去后赚来的钱财，在地方上也风光无限起来。他们一个个成了一夜之间催生出来的小暴发户，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晃，吊儿郎当，吃喝嫖赌，尽享富人们一掷千金时的一时之快。虽然他们兜里的钞票在一天一天减少，可他们却一点也不紧张，依然得过且过地过着自己的“好日子”。这些人“生财有道”，如果哪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兜里的钱少了甚至没有了，就趁着酒意，再有人在他们面前或恶意或无意地撺掇几句，于是就用手把脸一摸啦，毅然决然浑身充满浩气与正义地再次进京告御状了。地方政府里的大小官员们便又开始慌得上下跟着他们奔跑，直到让他们心满意足不再上访为止。
失了地得了钱的人们中，也有一些安分守己的人为长远而考虑的，他们就在集镇上做起了小买卖来。可是一个小集镇，没有太多的流动人口，往往是前来淘金的人多，而金矿资源太少，何况如今村村都有数不清的小商店，店主们每时每刻都在脚垫着等着人们前来购物，自己能够赚点烟酒钱，这更使得街上的生意愈发冷清难做。大家感到在小集镇上赚点钱也真是很不容易的事，于是许多人在投资不赚钱甚至赔钱的状况中，就只好终止了自己商业发家的梦想而坐吃山空了。在今天这个物价不断飞涨的大气候里，钱不能生钱的结果是更加怕人的。说不定哪一天这些人真的就花光了自己囊中有限的银两，生计问题也随即成了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到那时候，这样的担子还不得由政府来替他们担着?而这类人与极个别挣足了钱，几代都不忧吃穿花的“先富之人”比起来，他们才是绝对的大多数啊!
过去人们大喊大叫的“三农”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再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固有问题了，它带来的是许多永远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今后的生计该咋办的更新更严峻问题了。必定我们的国家如今在社会保障上还达不到让所有人都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的水平。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如今只能在自己户口本上“户别”一栏里，保留着“农业户口”这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称谓了。他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田间地头干活搭话坐地闲谈了，更不可能在吸烟闲聊之间就了结了自己儿女们的婚事了，甚至连腾出一片地来开辟成自己小菜园的可能也没有了。
沉淀在基层的诸多问题，是相当复杂而尖锐的，如果不及时采取正当合理的方法加以解决，它带来的潜在危机是巨大的，希望我们的各级政府能引起高度重视。
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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