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主张值得借鉴，但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已经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尽管新自由主义始终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但其标榜的“自由”已远不是一般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的公平规则下的双向和多方自由，而是具有话语霸权的国际垄断资本的自由，即任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国横冲直撞牟取暴利的自由。而相应地，资本引进国只能是“被自由”：被开发、被掠夺、被动荡、被危机了。在全球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和全球发展灾难。新自由主义不仅无助于中国梦的实现，而且还会与之渐行渐远。
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缺陷
作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即 “三化”——完全的市场化、绝对的自由化和彻底的私有化。这是一种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需要的理论。其包含以下内在的逻辑缺陷：
其一，市场万能的极端性。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是完全的市场化，主张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甚至不管最好。然而，由于竞争会导致贫富的两级分化、竞争主体的趋利性会无视外部性等，市场机制在公平分配方面往往又是失灵的，因而，必须辅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以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多年来，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争论。由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高功效市场需要坚强国家行为”。
其二，绝对自由的虚伪性。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以个人自由为前提，无视自由所依赖的“物质资源”，事实上只能是“生产资料私有者”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是具有话语霸权的垄断资本垄断高额利润的自由，而没有物质基础的人们只能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有平等地接受资本剥削和奴役的自由。
长期推行自由化的结果也恰恰证实了新自由主义绝对自由的虚伪性。从国际上来看，资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完全自由流动，其实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暴利的自由，而穷国成了自由的牺牲品。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强行为其所谓的“自由”开路时，不惜动用独裁、压迫、反民主手段乃至暴力。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案例。
第三，唯私有才效率的神话性。新自由主义认为，企业私有乃是实现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甚至把私有化吹捧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反对公有制。其实，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私有化和国有化一直是在交替进行着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私有产权神话”。美国著名金融家迈克尔·赫德森于2007年1月撰文《私有化的神话和现实》，对私有化的 “优越性”作了有理有据的质疑。他指出，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谈的“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的观点缺乏依据。而且，私有化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团，根本谈不上“能惠及所有人”。
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资本扩张性质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使得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尴尬境地。于是，新自由主义乘势重新崛起，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大力推行而日渐兴盛，并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之所以推崇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扭转当时国内效率低下、经济停滞的局面，同时更是为了增强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力，特别是加大与前苏联对抗的筹码。
1990年，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系统化，形成“华盛顿共识”，并用于指导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与改革。由此，新自由主义从一般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比如，“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敞开国门，降低或取消各种贸易壁垒，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扫清制度障碍。但西方发达国家本身却从来没有完全实行过这样的自由化，相反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甚至滥用反倾销和特殊保障措施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要求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其政治目的就是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以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统天下;“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或放松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投资和金融的管制，任由“看不见的手”掌控这些国家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而就发达国家自身而言，凡是有利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运行的国家干预、有利于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政府调控、有利于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政策措施，全部予以保留并不断加强之。由此可见，“华盛顿共识”表面上以维护和弘扬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自居，其实质却是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世界，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并通过“三化”把公有制化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化掉、把遏制资本扩张的力量统统化掉，从而达到用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世界的目的。正如迈克尔·赫德森的分析：“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家推动的，目的是要瓦解俄罗斯的工业力量——并以此消除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作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私有化成为冷战的终结者。” 总之，新自由主义不仅是资本霸权的理论工具，更是资本扩张、资本奴役劳动的意识形态，是试图用资本主义规制世界的政治纲领。
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范式的实践后果：从虚假繁荣到金融危机
以“华盛顿共识”的诞生为标志，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球蔓延并一度呈加剧之势。结果是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里，哪里就不再自由了。拉美国家多年来作为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失业率剧增、贫困化问题凸显，尤其是民族工业遭受重创，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同时，政府调控无力，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不仅如此，金融自由化还导致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人民苦不堪言。1992年初，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的 “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经济稳定化。结果在实施“休克疗法”的十年里，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作为世界上曾经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已今非昔比了。1997年3月首发于泰国的挤兑风潮，挤垮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均受重创。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的同时，欧美国家却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而东南亚这些国家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从而激化了国内的矛盾，造成人心涣散，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导致国家政权不再稳定，危及到了各国的国家安全。
新自由主义的借鉴与反思：通过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
批评新自由主义，不等于否定市场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关于加强财政纪律、减少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关于反对国家过度干预、提高行政效率并把政府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等主张，无疑具有合理性，是值得各国在改革实践中借鉴的。应当反思的是把这些主张极端化，即市场万能论、私有产权神话、无约束的单向自由。特别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以拯救全人类为名而行掠夺全人类之实，警惕西方敌对势力把推行新自由主义作为“西化”和“分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具。事实上，随着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日益加深和不断显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也都在深刻反思并不断抛弃新自由主义。
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是继续前进的起点。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中国要在建党和建国这两个“一百周年”分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就是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践充分证明，这条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关键就在于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符合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实际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制度是根本保障。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最终要落实在制度自信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牢牢把握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本质，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总之，在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的基础上，面对国际局势的云谲波诡和国内形势的纷繁复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自信和冷静，一定要在继续深化改革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削弱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确保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经济安全而不是丧失其独立和安全;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高度警惕 “全球一体化”的陷阱，而不能有意无意地深陷其中;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不能造成两极分化。一定要通过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而不能走改弦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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