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放松管制，最早始于1960年代前后的美国。20世纪下半叶，美国银行法律和监管体制经历过多次重大变革，亮点集中在19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逐渐放松金融管制，银行开始跨地区设立 分支机构，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坚持多年的地域限制和分业经营限制被打破。 索罗斯说：“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出台对信贷放松管制的政策，以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市场的自我修正能力的过分信任，导致了美国市场的信贷泡沫越来越大，并最终引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美国九十年代在金融业的放松管制方面也迈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两个步 骤。取消了对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上对地理和产品两个方面的限制。虽然早在1987 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开始允许商业银行 经营与其银行业务密切相关的公司证券的承销和交易同时规定此类收入不得超高其 总收入的5%(这一比例以后被逐步提高)，在此后也陆续为JP 摩根公司经营证券 业务和花旗银行收购经营保险和证券业务的旅行者集团开了绿灯。
1994年国会正式通过了《瑞格尔尼尔法案》(Riegle-Neal Act)。这一法案正 式结束了关于跨州经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所有限制。而打破产品上的限制则经历了 更为复杂的过程。
真正从法律意义上彻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是在1999年11月国会正式通过了GLB 法案。 GLB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最核心的两个条款， 即禁止国民银行和州 成员银行设立以经营证券业务为主的附属机构和禁止国民银行和州成员银行与证券 经营机构拥有共同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和董事的规定，这就意味着， 隔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防火墙被拆除 了，但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另外两条(16条和22条)依然有效，因而，与 欧洲的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所不同，美国的银行不能直接来经营证券和其 他业务而必需通过另一个法律主体进行。因此，GLB 法案在废除了银行证券产品混 合经营的禁令的同时，创造了两个新的公司形式，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和金融子公司(Financial sub- sidiary)。前者用以取代原 先的银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并赋予其非常广泛的业务范围，可经 营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商人银行(这里主要指直接投资)等业务;后者则是由国 民银行设立的经营金融性活动的子公司，其业务范围比金融控股公司略窄，不包括 保险业务但经联储和财政部(货币监理署)批准可经营商人银行业务。
在此监管框架下，多数金融机构经批准都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子公司的形式开展跨地 区跨产品跨行业的多种业务。虽然许多金融机构将会根据其自身具有的特点和优势而找出一个特定的市场定位(某些地区或某类产品)，但所有机构的潜在经营范围 却被扩展到几乎不受限制的地步。正如GLB法案被称为“金融现代化”法一样， 实际上这确是美国现代金融史上的一次大解放。它意味着在美国实行了近70年、对国际金融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终于走向终结，以“猫”“鼠”双赢走进了金融发展新纪元。
赌场资本主义的特点
在过去的工业资本主义那里，人们通过勤劳工作、创造发明而致富，而现在这些品德在金融资本主义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成功的因素，例如勤俭、节约、勤奋努力等美德，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抛弃。与产业资本密切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荡然无存。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从前有个“美国梦”，即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这个梦现在不再现实。金融资本主义不需要传统意思上的勤劳、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
金融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明显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例如华尔街)往往是“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其逻辑就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因此，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来拯救美国的金融业。
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当然，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那么多年了，这个思想还只停留在思想。要把此思想转化成为政策和法律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金融业用其巨大的财富力量在背后作梗。即使是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促成美国政府推动这个立法进程。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不产生就业是当代金融业的性质决定的。首先是全球化。金融资本最具有流动性，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并没有意图来扩大国内的投资，拯救实体经济;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它可以获取远较国内高的收获。
其次是当代金融业的技术性质。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电脑化的行业。从其所雇用的员工的结果来看，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那些毕业于著名大学的优秀分子，也即金融工程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雇用的大量雇员。因此，华尔街在不断制造着富翁的同时也在解雇大量的员工。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最近抱怨说，失业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危机”。这表明如果金融资本主义照此发展下去，其越发达，就业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金融资本天然的反民主特质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的话)，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只有当一切货币化了的时候，它们才可能成为“流动性”的一部分，才可以进入金融交易的过程。金融资本要求各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要求开放资本账户，要求用货币来量化财产的价值，等等，这一切都不难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金融业也不需要传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权力的干预。相反，在很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需要政治权力来帮助推进事物的“货币化”进程。这典型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和专制政权之间的精诚合作。在一些专制国家，私有化运动远较民主化国家来得有效和彻底，在那些地方，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推动了私有化运动，私有化又推动着“货币化”，最终又服务于资本与权力。
诚然，并不是说没有政府认识到货币化的弊端和恶果，但几乎没有政府能够拒绝金融投机为其所带来的“快钱”(短期内的经济景气)，并美其名曰“生产效率”。这方面，美国表现得最为显然。因为政府需要大量的钱，就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让金融投机大行其道，在国内和国际兴风作浪。对美国来说，因为其金融系统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通过其金融业的投机，把其他国家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转移到美国来。有这么大的好处，美国政府是不会对金融业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管的，尽管金融业这样做也在其国内制造很多问题。
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在《赌场资本主义》著作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比喻，它形容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和风险性。斯特兰奇和其他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如一个巨大的赌场，它具备了赌场的所有要素：赌徒、赌具、赌资、筹码和赌场的规则，它也像赌场一样充满了投机和风险，少数赌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则是满盘皆输。
金融资产阶级的特点
金融资产阶级历来就有，在亚当斯密时代，人类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有大量关于银行家的批判，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银行间的记载也很多。银行和股市在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的两大主要形式。尽管一直存在金融资产阶级，但金融主导，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时期，其中三大标志事件，一个是金融放松管制，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互联网企业的兴起。互联网企业靠是人气，必须有一定的关注度才能盈利，因此很难像传统企业那样一步步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必须高举高打，因此诞生了一批私募资本阶层，这是传统工业时代没有过的现象。
金融资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加贪婪，因为金融资产阶级更希望赚快钱，赚大钱，金融资本也更加冷血，因为他们一切只以金钱来衡量，严格计算投入产出比，金融资产阶级赌博性更强，传统的工业资本堵的只是商业趋势，而金融资本什么都敢赌，金融资产阶层几乎毫无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的产品不直接面向社会，而且都是轻资产公司，不会像传统产业那样拥有动辄几万的员工，金融资本阶层渴望被关注，传统产业资产阶层只希望人们关注他们的产品，而企业老板本人则往往非常低调，而金融产业，严格说没有核心产品，他们只能打造明星，或是明星老板，明星交易员，明星分析师，或是直接傍上明星企业等，由于有出名的需要，因此这些人更喜欢在公共事务领域发言，更喜欢向做全民明星，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招揽到更多的客户，接到更多的业务。金融资产阶级的掠夺性更隐蔽，虽然这些人为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但这些人往往喜欢给自己披上成功人士，慈善家，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的外衣。金融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欲望更强烈，但他们不喜欢像传统产业资产阶级那样用钱来收买政客，而更喜欢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控制力让政客主动就范。
高连奎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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