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消灭国营企业是为了消灭中国工业
一.不管公有私有，要害是中国必须拥有
二.私营营不出来才有了国营
三.国营变私营是另类死刑
四.内奸“智囊”的灭国毒计
附录一：“两个西方皮包公司将前苏联航空母舰工业连根拔起”
附录二：“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一.不管公有私有，要害是中国必须拥有
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大军舰大炮弹全靠进口。战争一爆发，外国立刻不卖了，钱再多也买不到，只能干挨打。抗日战争前中国空军的飞机全靠进口，而且困难重重——当时最好的选择是德国的飞机。但德国人不卖，现役的BF109不卖，和BF109竞争失败的HE112不卖，甚至过时的HE51也不卖(但是HE112和BF109都向日本出口了)。
当时中国能从美国买到的是双翼飞机霍克2，与日本的飞机技术上整整落后一代，唯一的优势就是拥有机载无线电系统，但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又属于保密装备，出口型不允许安装机载无线电系统。等抗战一爆发，西方国家立刻不卖了，连霍克2这样的垃圾也买不到了，钱再多也白搭。
1937年7月时中国空军仅有战斗飞机305架，3个月就消耗殆尽，到1937年10月22日只剩下81架作战飞机，天天逃警报都来不及。从此中国天空彻底门户洞开，日军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随心所欲狂轰滥炸。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无不尝够了挨炸的滋味。
当时中国不仅飞机如此、重武器如此，要害工业装备物资皆如此——日军占领了中国全部沿海港口城市、切断了中越交通、切断了滇缅公路、封锁了中国东、西、南的全部海陆进出口通道后，中国工业几乎瘫痪，号称“一滴石油一滴血，一条轮胎一条命”。
只有对中国1840年以来挨打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领教够了挨打挨炸的滋味、特别对松沪抗战的“血肉磨坊”罗店、对南京大屠杀、对重庆大轰炸等惨痛历史刻骨铭心的中国人才能认同一个结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要害工业和要害资源，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用什么代价
——如果你领教过“血肉磨坊”罗店、领教过南京大屠杀、领教过重庆大轰炸、领教过抗战时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造成的中国人的惨重伤亡，你最在乎的必然是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先进武器和先进工业，而不会是制造这先进武器的先进工业靠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公有私有，要害是中国必须拥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让中国不挨打就是好经济——你会先入为主断言：哪怕造不出飞机大炮也不要国营企业、宁可中国挨打也不要计划经济吗?
根据历史，从中国生存的角度出发，任何“国营”“民营”、“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之争都必须服从一个大前提：确保中国对要害工业、要害资源的绝对拥有。
衡量任何争论、任何变革的起码标准是不得危害中国拥有要害工业和要害资源。这是旅顺大屠杀的教训，是南京大屠杀的教训，是重庆大轰炸的教训，是1840年以来用无数中国人的脑袋换来的教训。
谁反对这个标准，谁就是企图让中国挨打。谁要推翻用无数中国人的脑袋换来的教训，谁就必须押上自己的脑袋。
二.私营营不出来才有了国营
按“改革精英”们的说法，中国私人企业、市场经济本来发展得好好的，只因为“计划经济”、“公有制”之类“极左”捣乱，硬把好好的私人企业共了产，变成了国营企业，这才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灾难。换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国的国营企业根本就不需要，是国营企业损害了私营企业、妨碍了私营企业而不是相反。这纯粹是弥天大谎。1949年之前100多年，谁禁止中国靠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要害工业了?想靠市场经济规则、靠私人企业发展中国要害工业的人多了去了，结果一事无成，要害工业一个都没发展起来。
还以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为例：1936年国民党以蒋介石50大寿为由发起“献机祝寿”活动，筹集了一笔钱。当时负责航空事宜的宋美龄却把这笔钱放到美国银行里吃利息，理由：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达不到外国的水平，飞机更新换代速度太快，向外国买飞机没多久就过时。结论：造不如买，早买不如晚买——把钱放在银行里生利息、等需要时再买最先进的最合算，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战争一爆发，军火价格暴涨;国际一封锁，中国有钱买不到;好容易买到一点还运不到——原先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如意算盘结果却是最吃亏。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条件下，中国已经失去了靠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的历史时机——制定游戏规则的是国际垄断资本，操纵游戏规则的是国际垄断资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大鱼吃小鱼的只能是实力雄厚的国际垄断资本。中国私营企业跟在国际垄断资本后面打下手拾遗补缺还可以，但想搞独立的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的门都没有——你势单力薄，靠市场经济连迈进门坎的实力都凑不齐。即便勉强迈进门也是一露头就被打掉——你既不制定游戏规则又无力抵御游戏规则，人家玩弄“市场规则”把你消灭在萌芽状态易如反掌。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大环境里，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结论必然是“什么也别干、给人家当奴才当小工最合算”。
根据中国人多年挨打的历史教训，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既然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公有私有，要害是中国必须拥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让中国不挨打就是好经济;这问题，那问题，中国没有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才是最大的问题;既然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条件下，中国已经失去了靠市场经济规律发展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的历史时机;既然靠私人企业、靠市场经济根本发展不起中国的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既然市场经济、私营企业靠不成，那就只能靠计划经济、国营企业
——逐一分析中国现存的要害骨干国有企业，有几个是把现成的私营企业国有化共了产而来的?基本全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干起来的：靠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弄不出来，靠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才创造了出来。不是国营企业撬了私营企业的行，而是国营企业补了私营企业的缺，是私营营不出来了才不得不求国营;市场经济解决不了问题才不得不求计划经济。这才是历史真相，这才是客观规律。
毛泽东时代之前，中国航空工业为零。坦克工业为零。潜艇工业为零。导弹工业为零。大口径火炮工业为零。雷达工业为零。汽车工业为零。精密机床工业为零……凡涉及高、大、精、尖(高级、大型、精密、尖端)的工业几乎全为零，完全称得上“国防工业的沙漠”、“不毛之地”——抗日战争时，中国军队面对日军性能其实很低劣的坦克都只能靠人拿集束手榴弹去拼——没有反坦克炮。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那些“零”全部不复存在。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系统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和一切要害工业体系(全部是国营企业)。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一个地建，而是一个工业系统一个工业系统地成套全面建设。尤其象中国“一五”期间那样整个工业成体系地大规模成套引进建设，世界历史上似乎没见过，今后也未必再有——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哪个国家会如此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向别人复制转让自己主要的工业体系。苏联当时肯这样做，关键的关键是抗美援朝——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也是包括毛岸英在内的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历史性独一无二的特殊优惠(那些歪曲诅咒抗美援朝、污蔑诽谤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文匪“精英”们当然永远不肯承认这些)。
更关键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几乎从零开始教育培训锻炼出一支完整的国防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军。看成就，固然要看“硬件”，但更要看“软件”。没有“软件”，“硬件”等于废铁。没有合格的国防科技人才和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即便得到先进的技术、买到现成的工厂也造不出先进的产品。涉及国家安全的要害产品、核心技术，这种工人技术养成上的差距就是致命的差距。而这是绝对不可能引进的。人家决不会卖，即使卖也学不来。要克服这种差距没别的办法，只能也坚持不懈，也靠几代人慢慢积淀。
中国和印度都在六十年代初引进了前苏联的米格—21。中国得到的技术资料还是残缺不全的。但中国不仅吃透了米格—21，从米格—21发展出整套歼—7系列，而且超越米格—21，花样翻新搞出了歼—8和FC—1(枭龙)。而印度迄今仍然没吃透米格—21，想改进设计还得请外国人帮忙。要论“开放”、“与国际接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印度比中国得天独厚多了。但致命问题是基础不扎实：没有象中国那样成体统地培养出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所以尽管外部条件虽优厚，却始终“消化不良”。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文盲充斥，高精尖技术力量几乎为零，国防工业的“硬件”是沙漠，“软件”也是沙漠。毛泽东把无数文盲变成了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这才使中国从而既具备了迅速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能力，又具备了独立研发新产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中国引进苏联的米格—21，便消化制造出歼—7，进而又发展出歼—8、FC—1(枭龙);引进苏联的图—16，便消化制造出轰—6;引进俄罗斯的苏—27，便消化制造出歼—11;引进法国的SA321“超黄蜂”，便消化制造出直—8K、直—8KA;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便消化制造出直—9WZ。不仅引进，还自行开发研制出运十、歼—10、歼轰-7(飞豹)和教—8。毛泽东就这样硬是把中国从“国防工业的沙漠”改造成可以栽种能“长”出各种先进武器的“果实之树”的国防工业的“良田沃土”。
赫尔曼.沃克的小说《战争风云》里有这么一句话：“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力量是个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它需要物资、人力和时间，不管政治领袖们做出什么样夸夸其谈的宣告。”——要害工业是尖端技术密集的产品。一个国家的尖端技术能力不可能一步登天，只能日积月累，厚积薄发。艺术之家的艺术代代相传。技术之国的技术代代相传。
1949年以前，中国靠市场经济、靠私营企业拼命了上百年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要害工业体系;1949年后靠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几个五年计划就做到了。这一切到了“改革精英”嘴里完全来颠倒了过来
——明明是靠私营企业市场经济做不到、靠国营企业计划经济才做到了的事，硬给说成了国营企业计划经济剽窃了私营企业市场经济的成果，恬不知耻借此叫嚷“国退民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改革方向”……如此颠倒黑白，简直一群无赖。
三.国营变私营是另类死刑
茅于轼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2dz0u.html)“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事实恰恰相反，私人企业才是“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据美国人的统计，绝大多数私人企业存在不到三年就倒闭了。所以美国企业至少要存在三年以上才有资格申请政府的优惠贷款。私人企业绝大多数生存不了几年，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做企业做到倒闭，难道还不是“做不好”?环顾西方国家，每个幸存的企业背后都不知有多少失败者。而回顾中国以来建立的国营企业，即便把被“特别是”消灭的国营企业也算在内，淘汰率可有这么惊人?如果不算“特别是”，那中国国营企业可以说成功的比淘汰的多。由此可见客观规律是：“私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茅于轼所谓的“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纯粹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如此?因为国营企业的生命力与私营企业不是一个数量级。国营企业是有组织状态的企业，私营企业是无组织状态的企业。国营企业有后盾，私营企业没有。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里，无组织状态的弱肉迟早被吃掉。在国际垄断资本占绝对优势的世界大丛林里，无组织状态的企业迟早被淘汰。
在这个世界大丛林里，国际垄断资本凭借自己的雄厚实力和垄断地位通过操纵玩弄市场规则“合法”消灭一盘散沙的中国私有企业轻而易举，但用同样手法消灭有组织状态的中国国营企业就不那么容易。
国营企业不管有多少问题，却没有生存问题——只要没有内鬼捣鬼，国际垄断资本靠操纵玩弄市场规则难以“合法”地消灭中国的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不管有多少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缺点：说没就没了——轻而易举就能被国际垄断资本靠操纵玩弄市场规则“合法”搞掉，不论是大鱼吃小鱼还是收买瓦解解散破产。国营企业能确保中国拥有自己的要害工业、掌握要害资源，私营企业不能——有国营企业就有中国要害工业;没有国营企业，中国要害工业就跟一个个具体的私营企业一样，说没就没了。
(国营企业不管有多少问题，至少有两点比私营企业强：偷税漏税和制造假冒伪劣的积极性不会超过私营企业。原因：国营企业老总搞偷税漏税和制造假冒伪劣的好处不是自己的(至少不全是自己的)，坏处则全是自己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则正好相反。)
中国的要害工业从国营变私营将会如何?死定了——“私营营不出来、所以有了国营”原因何在?在全球化的国际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靠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发展要害工业的客观环境已不复存在。一是建立不起来，二是维持不下去。就象在高原上种菜，蔬菜能生存环境根本就不存在，怎么努力也种不活。一定要种就必须种在温室里。如果等蔬菜长出来后把温室拆了，那长出来的蔬菜也必定死亡。在恶劣气候下要种植蔬菜就必须用温室保护。
在国际资本主义占压倒优势的条件要建立要害工业就必须用国营保护。一旦国营变私营，企业立刻没了保护，立刻孤立无援，立刻要在大鱼吃小鱼的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支配下被实力雄厚的国际垄断资本财团玩弄于股掌之上，三下五除二被消灭掉。
如果是编竹筐、打铁铺之类低技术、小工业企业被消灭关系还不太大，没了就没了，今天这里没了一个，明天那里还能起来一批。但要害行业核心工业则不同，发展起来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日积月累坚持不懈，而土崩瓦解彻底垮掉用不了多久，而且一旦垮了，整个工业的脊柱或基础就垮了，连锁反应一垮一大片，甚至一个工厂就能导致一个行业全面崩溃。
比如附录一的例子：“两个皮包公司，两个虚假的合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违约金”，“就把苏联海军的一代杰作‘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彻底‘做掉’了。
甚至可以说，这就相当于把苏联海军几十年发展的积蓄，苏联航空母舰工业在尼古拉耶夫船厂几十年的巨大投入，甚至整个航空母舰工业都给连根拔起了。”“这不仅是一艘航母的终结，更是俄罗斯航母时代的终结，是工厂及全国为之奋斗了近三十五年伟大事业的终结，是伟大强国骄傲与威严的终结。”(见附录一：“两个西方皮包公司将前苏联航空母舰工业连根拔起”)
不仅前苏联被西方国家如此涮惨了，中国也同样如此被人家戏弄了个够，被西方国家玩弄“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下端掉了一个行业——运十下马后跟麦道公司合资搞DC客机，这边刚上道，那边立刻玩了个麦道公司与波音公司合并，把DC客机项目取消，整个中国的大型飞机努力从此前功尽弃，被人家一下子来了个连锅端，几十年都翻不过身来，任凭波音空客两大公司主宰。
如今中国大飞机项目虽然重新上马，但不但已经损失了几十年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而且许多要害技术迄今被人捏住脖子——曾经担任国产ARJ21支线飞机副总设计师的周济生曾向媒体透露，大飞机制造零部件中最起码有50%以上需要对外招标。“这其中包括了飞机的发动机、大部分的机载设备和系统。”中国航空工业对国外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不是中国有条件不惜工本重头再来，中国的大飞机工业会比前苏联的航母工业还惨。
这一切充分证明，一旦陷入私有化、市场经济的陷阱，原来处于有组织状态、靠山强大有恃无恐的国营企业立刻孤立无援，立刻会成为压倒优势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案板上的肉，立刻就要任人玩弄，任人宰割，轻而易举被国际垄断资本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技术娴熟、得心应手地操纵玩弄“市场规则”，“合法”地干掉。
要毁灭整个要害行业不一定非搞垮总装厂不可，只要搞垮其中某个要害辅机厂、工具厂、设备厂、材料厂就足够了——越是现代化高科技越需要全方位的精密配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老鼠屎能坏一锅汤，一个要害零部件材料被私有化搞垮、扯了后腿，就足以搞垮一个行业。
只要毁灭了中国的要害工业和对要害资源的控制，中国工业被一扫而光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没有了要害工业，没有了要害资源，中国的一切工业不过是圈中等着挨宰的猪，人家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是刀砍还是枪毙、是清蒸还是红烧全凭人家高兴。
即便没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围剿，中国私营企业的性质本身也决定其生命力强不到哪儿去。
国营企业可以轻而易举用“为国家利益”来凝聚员工，而私营企业要凝聚员工则只能靠老板的个人魅力、小恩小惠、权术手腕和任人唯亲。这一套对小企业、低技术、简单再生产之类还凑和，要应付大规模、高科技、高度复杂、需要严密配合的行业就不灵了。
国营企业因为生命力顽强，本质上有条件允许老总犯错误。领导路线正确时，能允许犯错误就能允许改正错误，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因此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国营企业有条件不断改进工作，积累经验和技术，变得日益成熟强大。
而私营企业能有这种幸运的则不多——丛林世界，优胜劣汰，强敌环伺，任何错误都可能致命，任何决策失误都可能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王安公司的老板王安在PC兼容机问题上一次决策失误便导致了王安公司的烟消云散——如今世上还有几人还知道王安公司是当年的电脑巨人?柯达公司只不过在转向数码摄影的速度上慢了一拍，结果就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导致了今天的破产。实力雄厚的西方公司尚且如此，实力远不如人家的中国私营企业要生存谈何容易?
细细一算帐，以下任何一项都不影响国营企业的生存，却足以让私营企业的万寿无疆梦破灭：
1.决策人一辈子出现哪怕一次重大的决策性失误;
2.后继无人，儿孙不争气，变成纨绔子弟;
3.不会用人、没有个人魅力、不善小恩小惠、不懂权术手腕、任人唯亲弄巧成拙;
4.沾黄、毒、赌;
5.包二奶、养小三、闹婚变;
6.分赃不均窝里反;
7.建立不起严密的制度;
8.决策人年迈、生病、精力不济、突然去世;
9.人力不可抗拒的意外天灾、人祸、战乱;
10.用人不当，家贼难防;
11.吃官司;
12.得罪势力集团;
13.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4.老客户老关系突然垮台;
15.墙脚被挖、众叛亲离、孤掌难鸣;
16.人流、物流、现金流、情报流中断失衡;
17.市场变化超乎寻常;
……
如此名目繁多复杂严峻的问题，任何一个差错都足以让私营企业垮台。要处理得面面俱到点水不漏，意味着不能犯任何错误。而凡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企业实力足够强大，经得起错误的冲击而不至垮掉。而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没有这种实力，实力强大得经得起犯错误的私人企业永远是少数，永远是西方实力雄厚的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换句话说，势单力薄的中国私营企业迟早是死路一条。
如果底线是“必须确保中国拥有要害工业要害资源”，那么生命力顽强的国营企业和经不起风吹草动的私营企业该选哪个?不言而喻。不问青红皂白，一定要把生命力顽强的国营企业变成脆弱不堪、迟早死路一条的私营企业，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消灭国营企业，消灭中国的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最终消灭中国的全部工业——“市场即战场”，要消灭敌军就必须使敌人处于无组织状态，就必须先打垮其组织体系，使敌军都变成散兵游勇一盘散沙。
要消灭中国工业就必须使中国企业处于无组织状态，就必须先瓦解中国要害工业体系的组织结构，使中国企业都变成势单力薄乌合之众。“国企私有化”不过是打垮中国工业的组织体系、使中国企业全部处于孤立无援的无组织状态、各个击破、最终一网打尽的第一步。不能直接消灭国营企业，那就分两步，先变成私营，再玩弄“市场经济”“合法消灭”。这才是国营企业“民营化”的本质——另类的死刑。
四.内奸“智囊”的灭国毒计
如果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那搞体制改革最关心的必然是结果——是否确保了中国拥有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改革精英”们恰恰相反。他们只对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感兴趣，对国营企业私有化之后的命运、到如今是否还存在毫无兴趣，对中国是否拥有要害工业毫无兴趣——多少国营企业私有化后灰飞烟灭了，譬如北京“七六八”，当年是国营工厂，如今呢?对此“改革精英”们关心过吗?过问过吗?统计研究过吗?根本没有。他们对国企千方百计存心找岔——国企不赚钱是“没效率”，赚钱是“垄断”，总之死活都有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整天高叫“出卖国企”，对国企被出卖后的命运根本没有丝毫兴趣，显然期待的就是国企卖后完蛋，说到底就是要不择手段找借口把国企消灭掉——难怪“改革精英”连对犯了罪的资本家也要保护，碰都不准碰，否则就是“是打击犯罪，还是整死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不能整死，难道国营企业就可以整死?为什么“法律精英”大喊大叫谴责“整死私营企业”，却从来不谴责“整死国营企业”?资本家犯了罪硬说不是罪，还口口声声“把专政矛头直指广大民间投资人”、“ 他们可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相信党和政府、受政策号召投资兴业的良民呐!”——同样的话为什么从来不用在没犯罪的国营企业身上?
经过三十多年的“特别是”，人们对“改革精英”的无赖伎俩已经非常熟悉了——什么都是假的，要消灭中国才是真的。
大喊大叫“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民主”，“民主”是假，推翻政权是真。一旦通过“民主”推翻了政权，再也不管那里老百姓的死活了。
大喊大叫“国企私有”，“改革”是假，消灭中国要害工业是真。一旦通过“私有化”消灭了国企，再也不提中国是否还拥有要害工业了。
对他们来说，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要害工业不重要，一切工业必须是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才重要;中国有没有核武器不重要，核武器必须由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来制造才重要。
中国挨不挨打、受不受侵略、挨不挨屠杀不重要，当个“民主国家”才重要;宁可遭受南京大屠杀，也要当个“民主国家”;宁要遭受南京大屠杀的“民主”，不要已经六十多年不受侵略的“独裁”。
所以这么多“改革精英”才会倾巢出动疯狂上演消灭国企大合唱——连陈有西这样一个只懂卖嘴的讼棍居然也跳出来当假行家，对国营企业的命运指手画脚、叫嚷“撤销铁道部”、“卖掉70%国有铁路”
——你这个卖掉70%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你对铁道知道多少?象兰新铁路、青藏铁路、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成昆铁路这些铁路哪个是“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产物?私有化了谁经营得了?
一旦破产倒闭，是不是新疆西藏就不驻军了?就放弃了?看来“改革精英”对消灭中国已经迫不及待急不可耐了，所以才会跳出来大叫“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
“改革精英”们说国企这毛病、那毛病，偏偏从来不说中国要害工业不存在才是最大的毛病。他们大闹“国企私有化”根本不是确保中国拥有要害工业要害资源，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以“改革”的名义消灭中国要害工业，进而消灭中国的全部工业。
他们就是要让中国人再尝尝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重庆大轰炸的滋味，尝尝没有要害工业的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人挨炸的滋味。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为中国谋利益，而是一群被外国基金会收买的内奸。
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鹤为主组织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号称“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论坛专家意见和建议。论坛与各省、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经济研讨会”。
而这个最高级的“智库”的一大半成员却通过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从美国福特基金会拿钱(见附录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学术委员会的七个成员中，“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承认特约研究员或理事的有4个：吴敬琏、樊纲、林毅夫、易纲，占57.14%。在48个成员中，公开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关的人有25个，占52.08%。
——堂堂中国最高级的经济“智库”一大半人却是为外国基金会服务，这样的“智库”岂能为中国谋利益?这样的“智库”搞出来的“国企私有化”究竟要满足谁的需要难道还不清楚?
“国企私有化”是内奸“智囊”的灭国毒计。国企私有化意味着消灭国企。消灭了国企就消灭了中国对要害工业要害资源的拥有。消灭了中国对要害工业要害资源的拥有，就能最终消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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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两个西方皮包公司将前苏联航空母舰工业连根拔起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06097.shtml
众所周知，苏联建造所有大型水面舰艇的造船工业都集中在乌克兰，如乌克兰著名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所以，苏联的几代航空母舰都是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出来的，“库兹涅佐夫”号也不例外。刚刚下水服役时还在乌克兰，转眼间，乌克兰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还好苏联解体之后，当时新成立的俄罗斯国防部部长脑子很清醒，以他所兼任的独联体国防部长的名义，下令让刚刚下水服役的，甚至还在试航中还很不完善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马上驶离黑海，闯出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进入北大西洋，加入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序列。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艘航母是从乌克兰嘴里抢出来的。这条命令再晚下几天，这艘航母的命运可能就要做另外一番解读了。
但是工程已经完成将近70%的“库兹涅佐夫”级二号舰“瓦良格”号，命运就没有它的首舰那么幸运了。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了。乌克兰显然不需要这样一艘航空母舰，而财政极度空虚的俄罗斯没有能力支付这笔巨额的费用把“瓦良格”号造完，除了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家解体所导致的苏联整个军火工业体系的彻底崩溃。
据说关于“库兹涅佐夫”级的二号舰“瓦良格”号的命运，俄罗斯和乌克兰曾经谈了很长时间。乌克兰肯定不需要这样一艘航母，但是把“瓦良格”号拆毁也确实很可惜，所以，乌克兰希望俄罗斯能拿钱把这艘航母买回去，它起码还能挣一笔钱，养活船厂的工人，但双方围绕船的造价问题相持了很久。
就在争执的过程中，时任俄罗斯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和时任乌克兰的总理以及后来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共同去视察这艘船，看看到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到了尼古拉耶夫船厂，在见证了苏联几代航母下水的老厂长马卡洛夫的带领下，他们察看这艘航母。在视察的过程中，切尔诺梅尔金和库奇马就问他，这艘航母全部造完需要多少钱?还需要些什么条件?老厂长这个时候就说了这样一句话：“瓦良格”号不可能再完工了。
于是，大家就问他为什么不能再完工，还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它造好?老厂长只说了这样一番非常耐人寻味的话：“缺什么?我缺苏联部长会议、缺苏联党中央、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缺国防工业委员会、缺9个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缺700多个相关的工业8000多家相关的配套厂家。一句话，我需要我们伟大的苏联、强大的苏联还存在，你们谁拿得出来?”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还是乌克兰方面，再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继续质疑下去。因为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些条件永远不可能再实现了。总之，一句话，舰运即国运，国运兴，舰运兴;国运衰，舰运衰。
遭遇国家解体厄运的，远不止“瓦良格”号，苏联海军的第四代巨型核动力航母、已经完成建造近30%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命运更加悲哀。如果“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这一代航空母舰造出来，苏联海军的航母发展之路可能就真的要修成正果了。但是，曾经一度强大的苏联解体了。苏联的突然解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争执，使得“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躺在零号船台上，只完工了30%的一代巨舰的命运就成了一个最大的未知数。
关于这艘巨舰的命运，结果是这样的，这艘巨舰最终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船厂，在老厂长马卡洛夫的亲自组织下彻底拆毁了，并且以极低的价格当废钢铁卖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俄罗斯付不出钱，乌克兰拿不到钱，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西方国家开始出面打破这个僵局。
首先到尼古拉耶夫船厂来的是一家挪威的造船公司，它向尼古拉耶夫船厂下了建造6艘大型商船的订单，这些商船很大，以至于只能在尼古拉耶夫船厂的零号船台建造。同时订单很急，要求马上就要开建，而且订单下的定金也很丰厚。为此，就要空出船台来造商船。船台怎么空出来?造了30%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还放在船台上，总不能直接把它推到海里去吧?
就在船厂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另一家美国废旧钢铁回收公司找上门来，由副总裁亲自带队，说要收购废旧钢铁，而且开价一吨450美元，这个价大大高于当时国际废钢铁的收购价格。还有比这天上掉馅饼更好的事吗?还有别的选择吗?一边等着要零号船台，一边急着要废钢铁，而且开高价，一边佣金丰厚，一边收购价格很高，甚至连定金都给了。尼古拉耶夫船厂上上下下，已经没有别的任何选择了，毕竟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做出了唯一可能做出的选择，把这艘完工30%的苏联海军第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彻底解体。
就在解体工作基本结束，但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西方的两家公司都变卦了，挪威船厂那边通知尼古拉耶夫船厂，由于市场环境影响，原来的订单取消，违约金照赔。美国收购旧钢铁的公司派来了一个新的代表，说不了解国际市场废钢铁的行情，开的价格过高，继续卖也可以，价格150美元一吨，不是450美元。
最后，尼古拉耶夫船厂也没有别的选择，航母已经解体，150美元一吨也得卖。就这样，两个皮包公司，两个虚假的合同，在付出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违约金的情况下，就把苏联海军的一代杰作“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彻底“做掉”了。甚至可以说，这就相当于把苏联海军几十年发展的积蓄，苏联航空母舰工业在尼古拉耶夫船厂几十年的巨大投入，甚至整个航空母舰工业都给连根拔起了。
建有9艘航母的海上大国，如今仅剩下“库兹涅佐夫”号孤独地守望着辽阔的海上疆域。在内讧和外强的双重阻挠下，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苏联航母一步步从低谷走向巅峰，又从巅峰瞬间坠落。“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的最终陨落，标志着苏联几十年航母梦的彻底终结。见证了苏联几代航母下水的尼古拉耶夫船厂老厂长马卡洛夫这样哀叹：“这不仅是一艘航母的终结，更是俄罗斯航母时代的终结，是工厂及全国为之奋斗了近三十五年伟大事业的终结，是伟大强国骄傲与威严的终结。”
附录二：“中国经济50人论坛”
http://www.50forum.org.cn/%5Cindex_about.asp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论坛专家意见和建议。论坛与各省、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经济研讨会”
“论坛与多个国家政府、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近年来，和美中经济合作30人论坛共同连续三届举办了“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和瑞典环境科学院合作发布了《低碳经济发展：中国与世界》研究报告。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阿根廷、波兰等国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互动式学术交流活动。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勒班等专门与论坛成员会面并座谈。近两年，台湾经济学界也多次邀请论坛成员共同研讨两岸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等课题。”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7：吴敬琏、樊纲、刘鹤、林毅夫、易纲、许善达、吴晓灵 http://www.50forum.org.cn/%5Cindex_about.asp
天则经济研究所成员4(占57.14%)：吴敬琏、樊纲、林毅夫、易纲
http://news.sina.com.cn/c/ 2007-02-12 /110112296823.shtml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名单
2007年02月12日11:01 大洋网-广州日报
共列49人。除一人已死(董辅礽)，剩下的48人中被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布有关联的共25人(占52.08%)
1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2 曹远征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3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4 陈锡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5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6 范恒山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
7 郭树清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8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9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10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11 江小涓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12 李剑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3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14 李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15 梁优彩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
16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17 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18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19 刘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20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21 楼继伟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
22 马建堂 青海省副省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23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天则所理事长)
24 盛洪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天则所所长)
25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26 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27 宋晓梧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副主任
28 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
29 汪同三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30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31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32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33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天则所理事)
34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35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36 肖捷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
37 谢多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
38 谢平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39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40 杨伟民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41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42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43 张曙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44 张维迎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45 张祥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46 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47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培训部负责人(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48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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