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社会统治者对异己都采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策，但终究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纷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此乃前车之鉴。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容许民间有反对或不同的声在。
社会活动实际上可分为三类：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思想与文化活动，而以经济活动为主。所以国家建设以经济活动为中心无可厚非，但这三者同时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的标榜，虽不名不符其实，但毕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今天的社会里，无论谁说些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或讲的道理对国家和社会有无益处。无论谁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接受。一味地对异己进行封锁或打压反而起不到更好的效果，甚至坏了更重要的现代政治原则——言论自由与民主。执政者对舆论和异己地控制或打压如同“杀敌一千却自伤八百”，只会显得粗暴专横无且能。这实际上对所有人都不利，且适得其反。
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包容与理解，但也应有个尺度，而这尺度就是这个社会不能被践踏的主要价值观或主要信仰。你可以反对别人，而别人也有权反对你。这就是民主社会，无论你是否喜欢还是同意与否。
现代社会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国家行为就代表了社会的主体行为，而当权者制定的宪法则成了国家思想和行为——即主要价值观或主要信仰。当今社会影响最深的两大社会制度是社会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前苏联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了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社会制度。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但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点。
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扩大改革和深化开放。这就是中国当今的现实。无论你是否赞成政府实行的政策，你都无法逃避中国的社会。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无论今天的中国的政治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今天的中国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还在不断地改善和进步之中。因此大家对新的情况还是要有点耐心，同时还要给点理解和宽容，携手合作才能实现目标。
假若中国发展真只能有一条道——改革开放——可以走，政府也可以让民众讨论“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前进更有利”，更何况发展道路还不仅仅只有这一条。即使大家方法不一样，执政者也不必太过于对异己采取打击和压制的态度。一个新事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同样的，中国在社会发展中肯定也会碰到各种困难或挫折，甚至在阴沟里翻船，但这其实并不可怕，因此如果拥有多一种或几种选择也未必不好。即使别人的思想与方法跟自己的不一样甚至相反，执政者也不要过于紧张。
国家在实施行为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各方面相互制衡，西方现代政治在这方面就比较合乎民意，也很合理。专制制度已被世界各民主国家抛弃，所以倘若谁还在顽固不化，必然会让自己车毁人亡。无论是西方的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这都是社会制衡的需要。
中央集权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到现在仍被社会采纳。谁也不能否认中央集权对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当然也无法忽视它的危害性。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民主与集中制作为当今中国政治原则，不过在实施过程中只有集中却无民主。既然一党执政被宪法规定，社会只能接受，因此一党执政下充分发挥民主更显得需要。
毛主席说，党外无党社会必反;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谁都不是瞎子，谁也不都是聋子，而且谁也不一定比谁更聪明更有智慧。因为“人无完人，金无赤金”，所以中国政治也需要反对派，执政党不能太恣意任为而不顾及其它方面感受。
真正热爱中国的人要勇敢地接受这个国家的一切，不要因为她有瑕疵就武断地厌恶。谁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思想或主张最英明、最伟大，也最正确。因为一切最终都还得靠时间去检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包容与理解别人的思想和主张。“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终究比“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要美妙得多。
古人都说“人非圣贤岂能无过”。作为现代中国人，难道还没有古人的胸襟和境界?换句话说，就是完全地否定别人也是间接地否定自己。
谁也无法否认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代伟人，所以对他无端地指责与否定和完全地崇拜都是错误的。我们敬重毛主席，相信他、信任他、爱戴他，但不能神话他。因为人都会有缺点和弱点的，而作为他的思想和主义也不会例外。虽然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中国文革道路，但他的思想理论与改革开放政策也确实改变了中国，也让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与进步。尽管我们对于他“摸石头过河搞改革开放”的盲目与错误无法苟同，不过对于其人还是要给些尊重。
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中国人应该相互妥协、相互理解与包容。无论他是谁，只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理解和包容，无论他有怎样的缺点和毛病。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既是道德，又是行为标准，更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基本常识。人之所以是万物之首，最重要的不是有能改变世界的能力，而是因为有能改变自己的思维。谁都不具有“仅凭个人之力就能改造世界”的能力，都只能“合则互利”与“和则双赢”。因此“给别人出路也就是给自己方便”就显得特且重要。作为个体的社会人，谁没有喜怒哀乐之情?谁又没有困难艰苦与得意腾达之时?在生与死之间，人生很漫长而又很短暂;在爱与恨之中，生命虽坚强却又脆弱。“人生得意须尽欢”是古代智者无奈地追求，而“人生失意莫踌躇”也是对现代人在进行鞭策。个人能力与处境不同在社会中的遭遇也不尽相似，地位也差异。所以尊重、理解和包容别人，才能使自己更坚强、更伟大。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没见过哪个朝代真地被治好过。其实《论语》记载的是群弟子们记录孔子宣扬的“善言”。简单地说就是孔子教人们“怎样言与行”——好的就是善;不好的就是恶。
利与义的关系需要平衡，但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指引人们行善而只是宣传“不管白猫黑猫得到老鼠的都是好猫”。这样的社会舆论下谁还不为利争个头破血流，社会不混乱才怪。所以反对派的声音在社会中显得多么重要。
社会的主要的价值观或信仰是由智者们制定的，因为他们有权也有势。 智者取仁;小人趋利，这其实很好也不过分。如果智者们也趋利，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一个人良好的社会应该是执政的智者们施行“仁”，让百姓们在“义”中趋利就是一个好社会。倘若过分的是“官员和社会精英”即智者们把持和垄断“资源和舆论”捞自己的私利，却没让民众分享。如果社会中智者先富而百姓仍贫穷，那么社会腐败与分裂也就难免了。
在当下的中国，思想和社会阶层分裂严重，已成为社会常态。这不是社会自由追逐财富的结果，而是社会道德被破坏、善恶不分——”义”被丢弃的原因。社会分裂是因为现代中国人“言行不一”而导致社会“恶”性被放任且被纵容与传统政治追求相背离。
在中国西方的自由派思想虽有阵地却翻不起巨浪，是因为其宣传“私利”而不被传统思想左右的中国老百姓苟同。左右之争，才是中国政治角力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两大理论基石。虽说官方宣传邓小平理论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延续，是一大提高、发明，但老百姓和左派却并不买账。表面上看中国的社会政治风平浪静，内里却破涛汹涌、骇浪滔天。一不小心，中国这条大船就会船毁人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左右之争，即中国两大思想理论之争，一点都不亚于中东的宗教派系之争。
中国在政治目标上很明确——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但在行为实施中大错特错。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什么是得人心?还不是统治者施仁政，老百姓得利，过上幸福日子。中国政府在实现强国之路中与民争利，甚至在得利后并不对民众及时且合理地施行“仁政”，反而让人民与各阶层争利导致社会混乱、矛盾重重。
毛泽东太重视人民的“义”而邓小平太重视资本的“利”，但同时都对异己都大打出手，甚至消灭异己，使得社会根本不敢有反对的声音或反对的势力来制衡。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的文革为什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反感所在。
唯利是图不行，见利忘义不行，取义背利也不行，只有在“利”与“义”被均衡，社会才能正常发展，但这需要一个反对派来制衡。
中国仍需前进，但前进道路上仍不会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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