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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道路作为对30多年改革工作中“十大错误”的纠偏，作为科学改革的初步回归，既有对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端的改革，也有机制、体制的创新。例如：
在经济方面，他们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大量公租房，既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又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的投资、消费、就业的多嬴，使国有资产6年来增长了6倍，公有制经济占到了40%以上，成为重庆人所说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驾辕的经济”。建立健全这类机制、体制，便使公有制和市场机制多了一个结合点。市委、市政府坚定地承诺，十二五期间要将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将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
在政治方面，重庆在打黑反腐中，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举，结果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举报的。重庆人说这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把这一套规范化、制度化，便使社会主义的民众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重庆考核政绩打分，关键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由于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就扩大了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范围。
在文教方面，“唱读讲传”包括“红色卫视”的开办，使工农兵的形象逐步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红色文化逐步占领更多阵地，这本身就是对附庸资本主义文化的科学改革。重庆大学生坚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工农兵，并逐步形成制度，也是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冲击。
在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也进行了大胆创新。要通过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多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题，大量建设公租房，对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城市住房面积人均15平米以下的困难户实行低租分房，每平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满足中低收入家庭每人20平米的住房需求。3年内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让人人都能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实事上逐步获得大体均衡。2010年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重庆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当选的。在重庆生活的群众幸福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网络上甚至有人把重庆比作当年的延安。
由此可知，重庆道路的贡献，首先在于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以广东道路为代表的这场改革发展方式失误、弊端的存在;证明了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进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改革的错误和危害;证明了我国正逐步变成“中美国”或者如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危险的存在。其次是在于它得到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赞成、支持。再次是在于重庆道路和广东道路之争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因此，作为两种力量斗争的焦点，重庆道路已成为我们让邪改派既特别恨又特别怕的一个法宝;成为人民群众以较小风险、较小代价实现拨乱反正大转折的一大法宝。如果人民群众这样的一个殷切希望破灭了，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决不会容忍对重庆道路的全盘否定的，是决不会让自己的江山被邪改派夺去的。济南事件，使全国大多数人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前最怕的就是重庆道路影响的扩大，因为这条道路既最得民心又最难从正面公开否定;进一步认识到了反对和赞同重庆道路，实质上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一定范围的反映。《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共识网总编，著名右翼学者周志兴在济南事件后发表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谈他当年在重庆曾向这位人物提问：“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这位人物回答：“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了鼓励走重庆道路，最有利于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最有利于揭露邪改派的丑恶嘴脸，最有利于用科学改革战胜邪路改革，最有利于为“科社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进入高潮)创造前提条件。
要支持走重庆道路，坚决同否定重庆道路的行为作斗争，我们当然要依靠党内的健康力量，但最根本的是依靠中下层干部尤其是革命群众。因此，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批判广东道路、支持走重庆道路的斗争，实现真共产党人的斗争和民众民主运动的结合，是使我们从生死危机中挽救党、挽救革命的有利举措，必须作为一件大事特别注意抓紧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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