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的建议已有很多，例如：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今后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一是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经济的主体作用;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在减消对微观经济不必要的干预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和计划导向能力;三是着力改善民生，逐步解决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建言》，7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林岗指出：“不能把当前中国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市场化不够，而是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甚至某些领域还存在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纠正。如市场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严厉执法、加大监管，调节收入分配，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环球时报，2013年8月4 日)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及曹雷认为：“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要克服的重要矛盾与风险就是：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克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的负面影响，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的危害。……具体说来，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生产力和交换力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科技、品牌和服务的自主创新;体现在生产力源泉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所需的资源、环境和人才;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制为主导的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国民财富的储存和分配要有利于国内劳动人民;体现在对外经济依存度层面，主要是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汇的储备度。”(乌有日刊，2013年8月9日)
夏小林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直面财富分配状况和劳资关系这两大基础性问题。那种国企私有化的主张则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组织上要提高统筹解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谋划、决策层次。由党中央统筹制定指导性文件，其它各方按分工制定实施方案。”(管理学刊，2013年7月30日)
卢麒元说：“激活存量货币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使用税收手段。必须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了。……必须进行财产重新登记，这相当于公布财产，这就是反腐败。要将房地产年复式增殖水平控制在3%以下。如果征收8级超额累进物业税，收高额房地产投资所得税，房地产年复式增殖率控制在3%是毫无问题的。这就能将资本从房地产中迫出，大大加速资金周转效率(解决V的问题)，其他行业才能恢复正常发展。”(新浪微博，2013年6月24日)
经济学家李树泉认为：“当务之急是倡导班柯(一种超主权的统一的世界外汇货币)代替美元，终结美元霸权，逃出美元白条陷阱，通过法律程序，开征35%的托宾税(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 ，把热钱困住，关门打狗。修改银行法，夺回货币发行权，用主权财富基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造福中国人民。深化国企改革，从雇佣劳动桎梏下解放工人阶级，重建自主联合劳动基本经济制度，给下岗工人评反，给农民工落实政策，同工同酬同待遇，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造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死与共的阶级。”(《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的几点意见》，2页)
著名学者孙锡良强调：“我们天天谈论惠民生，而真正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还没有一项触及到这些核心问题，要触及也还是晴蜓点水一带而过。政策的着眼点还是做蛋糕，至于这些蛋糕是供哪个群体吃并不明确。今天的中国，真正的惠民生不是快，而是公平合理。否则，蛋糕无论做多大，最终还是要出现社会危机。真的出大问题了，想做蛋糕恐怕也做不成。”
(本人博客，2013年7月31日)
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指出：“改革必须遏止地方政府公司化”(乌有日刊，2013年8月13日)。这就是说，要改革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公司化竞争。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和地方政府负债来催动金融与地产结合的“GDP竞争”有关。市场的恶性竞争就是完全把政府当成一个公司主体，这样恶性竞争产生的风险就会更大，但这个风险各级地方政府不会承担而都交给中央承担。不改革这种体制，便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弱，经济无政府主义更加严重。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写道：“不难理解，一个国有企业，想要形成和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如果没有行政权力机关和相关的法律、条令的支持与干预是很难想象的，或根本不可能。例如矿藏资源，如果没有国家法令规定为国有，并由国有企业去开采经营，而相反地任由私人开采，势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与不公平的局面。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一定的国企垄断或‘行政垄断’是完全必要的。因此，企图在反对‘行政垄断’的名义下来贬损和反对国企垄断的主张是不可取的。”(乌有日刊，2013年8月30日 )
青年经济学家杨斌说：“中国应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视为鼓励公众参政议政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机会，应探索发挥公有制优势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参加监督管理的途径，改进公众对垄断性、公益性国企感到不满的任何问题，包括服务质量、红利分配、官僚主义、高管的特权待遇等等。这样不仅能让群众感到可以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还能亲身参与解决问题，建立‘民众点菜’的实惠民主。”(，2013年9月10 日)
大于网友认为：“实行‘五大福利’是最实在的群众路线。这些福利指的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分配住房，统一安排工作和养老制度。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拥护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干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实行这些福利是分不开的。”(强国论坛，2013年7月30日)
著名农学家蒋高明提出：“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就是恢复村集体，农民能够有自己的组织。……村集体消解之后，首先，村里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也就无人负责和管理了，村庄的环境恶化也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其次，村里的集体意识淡漠或者说被破坏了，传统农村是宗族式的，村人之间有着互助互帮的集体意识，现在这种意识几乎没有了，很多事情都商业化了，这其实是破坏了乡村适宜的人文传统;再者，农民无法形成有效力的农协组织去参与市场竞争，农民在市场面前是弱势的，必须有自己的农协组织，才能与资本分利，有了合理的收入，农民才会留在乡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绿叶，2013年7月30日)
北京市农研所原所长张文茂说：“真正的要害在于谁主导城镇化。城镇化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我们恰恰要反对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要研究和培育集体经济，特别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就是想办法加强乡镇的统筹功能，绝不能像某些自由化的学者所说，乡镇功能还得进一步弱化，共产党要从基层退出。加快发展镇域经济，包括在产业布局上，都不要集中到特大城市里来，要在县城和重点镇有计划地布置产业，这样才能更多的在本土吸纳农业转移的劳动力和人口。”(书店网，2013年4月2日)
负责人范景刚说：“目前要警惕以城镇化为突破口变相搞私有化。现在一些人提出经济主体经营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土地制度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的变相说法。以前一些人试图搞土地私有化，但是没有撼动，这次是以城镇化的形式乘机搞私有化。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都是作为综合配套措施来准备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同上)
秦的网友认为：“要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农村城镇化的前提。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它和集体化并不矛盾。中国现在有八千个左右村子搞集体化，它们本身就是城镇化。比如南街村、华西村，是不是个小城镇，是不是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河北省的周村人民公社更是这样。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光辉灿烂前景在于农村的社队企业。这是因为它既搞工业又搞农业还搞农产品深加工，形成了产业化，使城镇化有了多方面的条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集体化，有了这个，才能真正解决好有人办事、有钱办事的问题。有人办事，是指有一个好支部、好带头人为老百姓办事;有钱办事，是指一个村子有自己的企业，就有钱更好地解决村里的福利、教育、医疗等问题。所以，应当根据毛主席当年强调的先集体化、后机械化，把集体化放在城镇化前面。实践证明，这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同上)
著名囯际共运史专家周新城写道：“必须警惕和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两张皮的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强调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在具体安排实际的经济改革工作时，却往往按照新自由主义办事。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允许存在了。” (中华魂，2013年9月15日)
军队学者昆仑岩建议：“要正确处理权力行使与权力约束的关系。政府出台重要的经济政策、法规和改革举措，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和投资，国有资产、资源和财富的变更与处理等，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党的经济方针政策，并提经党委集体研究同意，提交人大专题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政府的用权行为，必须接受党和人民监督，接受司法机关监督和裁处。”(环球时报，2013年5月17日)
施坚持网友说：“反腐败动真格的，就要建立全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全国统一的不动产数据库。事实证明，不动产数据库是让腐败干部落马的格外有效的工具。现在科技发达，建立全国不动产数据库，应该不是难事。抓好这一项改革，将给那些把财富化为不动产的贪官以沉重打击。”(红歌会网，2013年7月25日)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现在有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甚至歪曲马恩原著。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并予以对照，戳穿他们歪曲篡改原著的真面貌。还要同学习党史、国史紧密结合起来，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办得更好。要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毛主席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谬论。” (红旗文稿，2013年9月17 日)
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少将朱和平最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丢失，就会丢了老本，政亡人息。”
人民解放军鹰派将领、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强调，要“限制国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政治新闻类网站;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全面清理和扫荡，夺回网络舆论的主导权。条件成熟时，也要建立中国的自己网络战部队，反击外部反华势力网络进攻”。(红歌会网2013年9月24日)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韩德强说：“中国今天有无数问题，但是，根源却在于我们一百多年来接受了西方的原子论思维方式，拜倒在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裙下，无政府主义泛滥，欲望放纵，家庭破碎解体，社会两极分化，人心一盘散沙。所以，我更关心思想文化上的正本清源，更关心把颠倒了的世界观、历史观、是非观端正过来。“(大学网，2013年8月18日)
《解放军报》强调：“我军向来不怕跟‘看得见的敌人’交手，今后也要学会跟‘看不见的敌人’过招。对于抹黑、诋毁、污蔑军队形象的，不仅要及时回应，还要适时反击，坚决与错误的意识形态、腐朽的思想文化做斗争。”(2013年9月6日)
《北京日报》最近的文章直接地点明了当前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的目的，那便是从思想上维稳，进而救亡图存，因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
马宾、李波、恽仁祥等2993位同志的《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呼吁书，对七个重大问题提出了认识和建议：国家和民族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有高度忧患意识;改旗易帜的严重错误，是产生深重危机的根本原因;重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克服危机的关键;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继承发扬优良革命传统，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斗争;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红歌会网，2013年7月11日)
尽管这些论者各自具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他们的建议也不是十全十美，但只要我们本着只要你批评得对，我们就改正;你提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意见办的原则正确对待，对于我们防止和渡过可能发生的大危机，都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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