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所说，确实犯了三分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说：“革命小将、红卫兵是赤胆忠心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奋不顾身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们对毛主席的话并不能完全听懂，毛主席的深意他们更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向毛主席提出他们的要求，甚至做出违反毛主席意愿的事情来，毛主席又不能给他们泼冷水。毛主席要革命群众团结，有些群众却闹派性、打派仗。毛主席要文斗，许多地方搞武斗，搞了‘全面内战’。毛主席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运动中却来个‘打倒一切’，伤害了许多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严重破坏，等等。”(大地微微暖气吹，2013年9月21日) 但是，毛主席同时肯定文革取得了七分成绩。这里把它归纳为“十大功绩”：
一是炮打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狠斗了一批走资派，并且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赵紫阳公开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八九风波”使中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与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显然有很大关系，这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事实。像赵紫阳这样的走资派，并不少见。当代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和赵紫阳相比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个客观现实，怎么能说毛主席的晚年思想是左倾僵化呢?怎么能说这种坚决反对苏东式和平演变的继续革命理论会使中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呢?朝鲜、古巴至今没有搞补资本主义课式的改革，几十年了不是并没有像一些人叫喊的那样出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局面吗?所以，认为补课式改革使中国得以避免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是违背基本事实的。胡耀邦、赵紫阳当时都挨了批斗，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却都作为总书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在走资问题上栽了跟斗。这显然证明文革有很强的预见性。“今夜雨夹雪微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胡耀邦》说：“美国布热津斯基的文章回忆道：有一次在马克西姆餐厅与胡耀邦共进晚餐，让我感到震惊的不是菜单和菜式，而是胡耀邦明确告诉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行多党制。我非常震惊和赞赏胡耀邦能够看得那么深远。”假如确有其事，也证明胡是走资派。网上还说：“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斗这样的走资派，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任务吗?
二是掀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潮。这对于维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旋律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根本性、历史性的作用。
三是使工农大众的民主权力不断得到扩大和提升。那时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0%以上;由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相当高。
四是使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得到推进。例如，冲破苏联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照搬苏联的“一长制”进行的改革，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三结合);使鞍钢宪法得以产生并贯彻落实，便促进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是使我国成为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那时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法律与生活》杂志2013年8月30日载文，说山东省蓬莱市公安局老民警刘铁成回忆道：“文革期间，刑事案件一年没有几起，若发生了杀人案就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是那时的十倍以上)，警种齐全，二三十个科、室、所、队仍是杯水车薪，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
六是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都得到大发展。那时科技战线很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等等。这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红色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国人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岁。2013年3月29日，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的马和励在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到1980年间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务收费模式的推行，农村和城市的医疗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很多穷人负担不起高质量的医疗。”台湾著名人士李敖说：“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多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会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会有1亿到1.5亿人饿死。”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据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称，整个民国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万到700万之间，就是说民国时代饿死的人将近2亿。这些，比山东大学教授孙经先经过反复核实所证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因灾死亡的200万人左右;比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所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材料，因缺粮致死的是103.9万人”，显然都多得多。
七是使经济建设得到极大促进。重庆木材厂的杨师傅在接受釆访时说：“我们八点钟上班，但是工人七点多钟就到了，没有谁是八点钟才走到工厂的。生产方面只要一声令下，大家拼命整。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没得哪个人去计较报酬的。中午12点下班回去吃饭，吃了饭马上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晚上我们是6点下班，下班后学习1个小时，7点回家吃饭。有很多同志7点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车间参见义务劳动抢任务。我老婆当时就是这样，吃完饭碗都没得时间洗就跑去抢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是不记报酬的。甚至为了保证生产任务，女同志给小孩喂奶都是在车间喂。你问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因为我们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我们义务劳动是因为我们爱国、爱厂。那些教授说工人是懒汉，我告诉你，要是他们敢到工人中间来这么说，没得哪一个跑得脱!” (工人网络宣传队博客，2013年9月18日)那时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连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都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第一。”2012年12月16日向阳红网友在中华论坛说：“毛泽东时代28年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理，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的总和。”那时的投资效率也比现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间，每投资100元利润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资100元利润仅2.7元。
八是使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
九是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群众性的义务劳动能够经常、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十是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主席创立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积极帮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从此取代台湾的国民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同当时世界上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大大改善了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提高了国际威望。
这“十大成绩”显然都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们都是驳不倒的铁的事实，都是绝大多数人共识。同时，这足以证明文革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把文革这场全国绝大多数人参与的群众运动否定到“十年浩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文化沙漠”、“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程度，是不是最大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不是制造了最大的冤假错案;是不是暴露了极少数人最大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网络名士秋石客说：“抓纲还是抓目，这是判断左派是否成熟的标志。当前理论战线的纲就是重评文革和反思改革。文革和改革是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细节问题。汉奸卖国贼是因为否定了文革搞改革才大量出现的。文革是左右斗争的核心，文革不正本清源，左派就永远压在五行山下。” (红歌会网，2013年9月5日) 一枝清荷网友说：“我们的党以及一些群众曾经都在拥护的、参与的，被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上理解成那个样子，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吗?历史不是精英论断出来的历史，而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应当把是非对错，交给人民去判断，交给时间作结论。”(书店网，2013年5月22日)
对于文革的必要性，周恩来总理40多年前就讲清了。他在1971年同访华的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话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美中友好协会会刊，1971年第3 期)
由此可见，右倾机会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确实是主要危险;走资派在阶级性上确实属于党内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确实不可避免;防止走资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确实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天大的事情;文革确实是一场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那种“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的结论是确实站不住脚的。
林伯野将军指出：“人们的立场不同，认识也不同。站在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文革，结论必定是糟得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有高度觉悟的人看文革，结论必定是好得很。同样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们，由于觉悟有高有低，其结论也会有差别。因为人们的阶级觉悟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过程。所以还要提高觉悟，才能认识正确。如果因为受到冲击、受到寃枉，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不赞成文革。如果从个人所在的单位或地区这个局部出发，看到这个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会对文革不满意、不赞成。如果只从文革的某一时段出发，只看到缺点严重，看不到后来已被纠正，也会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只有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才能对文革有正确认识。”(东方红网，2013年5月9日)这话是有道理的。
毛主席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话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象毛主席说的这样去看问题，自然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为什么象被刨了祖坟一样歇斯底里地反对肯定文革的成绩呢?要害就在于，肯定了文革10年也属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便意味着既毫不畄情地坚决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又使切切实实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保证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新型的、科学改革应运而生;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稳等问题很快都会得到解决;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更是随着高福利的恢复而自然消失;随着工人农民社会地位的大提高，平民百姓的收入马上便可大幅增加，特别是为新中国打家底做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将每月立即增加千元以上的补贴。这样，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搞了几十年的和平演变就会泡汤，他们自然会充满阶级仇恨。
毛主席在1966年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曾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根源。重新温习这段话，对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错综复杂的斗争就可以理清;对承认“文革十大成绩”的意义就可以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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