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已不难看出，近期思想文化上发生大危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例如，“三信危机”特别严重。由于对“特别是”的基本理论观点，比方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之时，资产阶级便消灭了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观点;这时社会主义革命便结束了因而应当告别革命的观点;在现阶段决不会再产生两极分化的观点等等，明明已被30多年的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明知这些错误而为了阶级私利死不悔改，更大的问题是把如实指出这一点的马列毛派打成“左”，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动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打压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种荒谬绝伦的行为竟能在21世纪祖国大地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怎么能不导致人们对前途担忧，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即产生信仰危机?!再比方说，表面上大讲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不准对文革一分为二，全盘否定到“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只是一场“浩劫”的程度;相反对30多年的改革工作，则不准谈任何错误，否则便当作极左加以打压;表面上大讲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搞好国有企业，实质上用多种手段搞垮、贱卖了大多数国企，同时采用以优惠政策扶持外资和私企等办法，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面上大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对袁腾飞这类骂天安门广场纪念的是“杀人犯”，甚至连茅于轼这类咒骂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人渣”，呼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叫嚣“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这类反毛反党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五反分子”，也不仅“包容”而且捧成大红人，既上主流媒体而且到处由官方邀请作报告等等，这就容易导致对所走道路是否正确，是否应当增强道路自信的怀疑不断增多;导致对前途命运的信心危机。这些年农业部在不让自己的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严禁奥运会等所有外国人活动场所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批准进口和种植转基因主粮让全国人民吃，并把人民的质疑斥为“无知”。近期我国每年乃进口转基因大豆超过六千万吨，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每年也达上千万吨。并且，转基因利益集团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亚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严重摧毁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的恶劣后果，在继续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地推进转基因粮、油、菜、果等产业化。茅于轼在网上公开说：“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 ”“ 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 (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这就导致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不断增多，导致对当权者产生信任危机。不言而喻，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即老百姓所说的“三信危机”持续恶化，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
例如，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在拨弄是非、制造混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说：“民主宪政是政治体制的基础性元素，英明绝伦的领袖替代不了民主宪政。”《中国青年报》宣扬“西方不再只是西方，中国也不再只是中国。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并将越来越拓展其广度和深度”(转引自黎阳文章，华岳论坛，2013年7月31日)。《炎黄春秋》鼓吹：“宪政既是治国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脸面。”《凯迪网络》发表文章：“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同上)。斯诺登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仅仅是我国资讯业问题冰山之一角。美国人对我国相关系统的渗透与控制恐怕远远超出国人的想像力。大众老虎网友说：“网络媒体的情形确实如同一篇网文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去看看腾讯、网易、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站的时政版块及历史版块、历史专题，去看看各大微博的时政和历史话题，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报系的前员工们正在新的阵地上兢兢业业地刨中共的祖坟。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贺卫方、徐友渔、朱学勤、杨奎松、沈志华等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历史学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红歌会网，2013年7月29日)相反，反映人民群众有限声音的红色杂志和绝大部分红色网站，则被强行停刊和关闭。网站经理范景刚说：“我当然在国内不能完全自由地讨论和分享我的观点，这不仅受到新自由主义官员势力的打压，而且受到掌握媒体资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排挤，例如他们掌握的媒体只发表歪曲和诋毁攻击我们的观点，而绝不发表我们澄清事实和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观点，甚至直接封杀或抹黑我们的网站和个人。不过这种现象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一样，我绝不奢望在那些国家我们就能不受干扰地完全自由地讨论和分享我们的观点，在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教很多了。中国右派(自由派)已经占据了非常强大的舆论资源，客观上是中国舆论场最强大的势力，即使偶尔受到些干扰也没有对他们的想法表达造成多少实际的影响。”(答英国《卫报》记者问，2013年9月25日)实践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
例如，封资修文化甚至殖民文化取代了红色文化的主旋律地位。曾经当过国营工厂厂长的李甲才指出：“汉奸卖国意识遍布在思想、舆论、媒体、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凡涉及西方，特别是美国，崇拜、称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凡说到中国，则讽刺、挖苦、嘲笑、诽谤得一无是处。”(东方红网，2013年8月15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恽仁祥说: “这30多年，最吃香的词汇就是一个“洋”字。洋人炸我使馆，说一声“误炸”了事;同洋人“合资”，可以白使土地、厂房，可减免税，还岀口免检。即便过了减免税期限，换个招牌继续减免;即便交税，也仅是国营企业的约35%。就这样保证了国营企业淘汰、垮台，工人被“买断工龄”大量失业。花千元买一条进口洋布条扣在脖子上算时髦，而大量还是“中国制造”。包括一些报纸，大量掺进了洋文，成了杂交文字;领导人岀国或接待外宾不讲中文讲洋文叫“文化水平高”; 洋文成了幼儿园娃娃的必修课。以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现在与时俱进到了外国人撒的尿比中国的牛奶香。“(红歌会网，2013年9月13日) 2011年在人民群众强烈批判和反对的情况下，孔子塑像还能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呆上100天，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里，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南海边的毛主席汉白玉伟像，却被该地段的开“挖”商打碎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在各种重要场合很少提及(有的从来不提)毛泽东思想，他们宁肯参拜中山陵、甘地墓乃至各地寺庙，也不愿到近在咫尺的毛主席纪念堂拜谒。大中小学教材将渗透了毛泽东思想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内容的课文大量删除。连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赛奇都说：“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陷，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将军近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一文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利用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现，每年邀请所谓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政府出资赞助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传播美式文明、宣传美国文化，推销西方文化理念。资料显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每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着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这种‘文化殖民’如同‘温水煮青蛙’，很容易使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抵抗意志。”这无疑是对这些年过分重用、依赖“海归派”;过量组织干部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放纵青年一代把西化当作时髦潮流等的错误倾向和做法的批判。
例如，教育和科技领域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近20多年来，公派留学人员40余万，只回来了8万，不归比例全球最高。2012年12月22日的中华论坛说：“森路透集团发布了全球顶尖材料科学家榜单，其中前6位都是华人(五位在美国，一位在台湾)。为美国效劳的前5名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与50年代的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在国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响应祖国召唤，积极回到当时极其贫穷落后的中国，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奉献一切的无私品格形成了鲜明对照。今天，也正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先吃中国饭，在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知识基础之后，却离开祖国，去美国谋求名位和享受，使中国目前的科技、工业在世界排名竟远远落后于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这让大喊向外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正如知名学者谭伟东所说：“现如今，公知精英、欧美线人、大众媒体、体制内的叛徒，一股脑地协同鼓噪，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成了欧美大学的预科班。整个教育系统，成了钱理群概述的北大培养造就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孵化器。”(乌有日刊，2013年8月27日)
例如，道德滑坡和精神颓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2012年中国健康报告指出：“调查对象提供的答案显示：感觉快乐的不足三成，不快乐的近七成”(健康报，2013年6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强调：“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京华时报，2013年1月8日)青年网友晋源泉疾呼：“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大学网，2013年3月7日)“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京华时报，2013年1月8日)著名法学家巩献田说，现在“每年自杀人口30万，这是建国以后少有的年份;外出讨饭的有200万;每年新产生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100多万。社会治安案件，就在温某某当总理时期，由开始时的600多万件增长到去年的1300万件。两极分化越激烈，不公平越加剧，社会就越动荡。”(红歌会网，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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