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的带动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发生政治危机的危险性必然迅速增大。
见微知著，从近期的一些迹象已不难看出这种危险性。它包括以下几点：
------西化派更加反动和疯狂。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华公开批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他气势汹汹地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质问：“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这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 在我国，作为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召开了和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的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极右分子、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毫无疑问，这是按照《2030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搞殖民地化和宪政改革即实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多党制的变天动员。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听说当场任何一个人包括中高级干部站起来反驳。此类迹象清楚地表明我国也存在着发生苏联那种惨剧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叫嚣：“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华岳论坛，2013年7月31日) 陈子明最近在自己的微博中威胁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老朱弟子悍然宣称：“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十年左右，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国。……渡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接那个临界点的到来。”(博讯，2013年4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汉奸窝点最近竟敢召开有相当多人参加的该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大会，进行动员、组织、示威。房地产商任志强在会上叫嚷：“许多人工的堤坝阻挡了鱼类洄游，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必须拆除那些堤坝，让江河自由，让江河奔向海洋，不单自然界如此。”日前中国“法律党党首”贺卫方公然在美国宣扬：“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他还公开煽动反革命暴乱：“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现实的实践已经无法找到理论的论证，而没有理论的实践就只能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书店网，2013年8月4日)还有些人则妄图利用搞自由贸易区的机会，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使中国迅猛地进一步陷入殖民地化。可见，他们比瘟神还疯狂。这就不难看出，西化派依靠的是跨国资本，他们不在乎共产党的招牌，所以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尽早地改旗易帜，然后把一切历史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必要的话把和共产党招牌有联系的那部分人推出去做替罪羊，在宪政民主的华丽外衣下，使他们窃夺的人民财产合法化。不难看出，他们正准备以比一般资产阶级凶险百倍的最后疯狂，决一死战。
------西化派和补课派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公开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西化派干将、原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和主张“特别是”的中信公司董事长孔丹异常激烈的争吵，就不难看出西化派和特色派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知名学者李民骐在分析这一点时说：“经过了08年到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上层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心开始发生一定的动摇。他们内部也开始部分分裂。因为上层中有一部分人的政治合法性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联系的。……咱们就说红二代吧，这个和中国革命历史有联系的部分虽然也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过程，也通过占有国有资产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如果说完全扔掉共产党这个招牌，完全割断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切联系，那么一旦发生重大的历史变故，就难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恐怕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成都同志非常了解的重庆的唱红打黑，这里面既有当时个人的考虑，也是综合了中国各方的背景变化所影响的客观结果。” (红歌会网，(2013年8月22日)这里边提出了部分原来的补课派逐步左转的问题。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重庆道路所实行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共同富裕，尤其是据说使公有制的比重提高18%以上，是一种左转或者说向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向科学改革回归的一种表现。邪改派特别是其中的西化派的首脑把重庆道路诬蔑为“文革遗毒，封建残余”，对它的代表人物极力打压，必欲置之于死地，无疑是一种阶级报复。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最近在《中国改革》月刊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联合主办的“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座谈会上说：“‘文革’的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重庆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改革开放’，……在重庆问题暴露之前，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包括高级干部。”(转引自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这就是说，在他们眼里，重庆道路和文革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见，它是社会上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特定方面的一种反映;是一种特殊形势的路线斗争。由于重庆道路是我们通过和平方式挽救党的一条出路，是当前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包党员、干部赞同的摆脱困境、拨乱反正之举，因此支持它是必要的。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期刊《人民论坛》2012年初的调查显示，蛋糕论支持率仅2%，赞成或认同重庆道路的达90%以上，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对重庆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打压，从表面上看或者说从战术上看是暂时得了势，但从实质上看或者说从战略上看，则是一次大失败。因为这使他们进一步暴露了搞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搞垮中国的真面目，从而进一步丧失了党心民心。相反，对于前前后后始终支持重庆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马列毛派来说，则是一个战略上的胜利。这里所说的从战略上看，最根本的是看路线，看民心，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路线决定一切。前几年一部分马列毛派完全自发地力挺重庆道路的代表人物，有利于防止西化卖国集团在十八大前后搞乱中国，乱中夺权;有利于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济南事件的过程，更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重庆道路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当前力挺重庆道路的代表人物，对于破除邪改路线，用毛主席路线救中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现在再从民心和路线上回过头来看一看，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当年力挺重庆道路和它的代表人物，顺应了民心民意，扩大了重庆道路的影响，得到了相当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必要的;就会进一步认识到邪改派在这件事情上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战略上败得很惨。这一点，对今后的斗争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甚至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斗争焦点。同时，围绕重庆道路，也将使中间派甚至包括部分右派队伍进一步分化，使西化派和特色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邪改派和马列毛派的斗争正进一步尖锐化。著名经济学家赵磊等成都学者说：“你不是叫社会主义吗?你搞出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贫富差距，还有什么资格，还有什么脸面讲你是社会主义?阶级对立，经济形势、社会形势的恶化，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这样对改革三十多年的方向产生怀疑的人便越来越多了。这场改革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是进一步体会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体会到文革的正确，体会到资本主义不仅是让中国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是让人类也走向穷途末路了。可见，改革开放的展开过程，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在发展起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成都学者对话美国教授，2013年6月18日)河南青年工人王杰最近在他们的沙龙上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劳动人群趋向于左派?是因为他们切实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命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则教育他们，中国没有自由竞争，他们没有平等向上层游动的机会。他们会思考，为什么社会不公平?同样具备能力，却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会得出答案，这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有问题，这个社会规则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会，追求一种公平?这恰好构成他们左的思想。”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的时期，但18世纪农民的处境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这种所谓“繁荣”便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可见，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爆发暴力革命的重要原因，因为长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让人们思考财富分配方式的欺骗性与合法性问题，而总根子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保护这一经济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既然如此，毫无疑问靠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救不了中国。也就是说，靠通过大办自贸区之类用开放倒逼改革，靠西方多党制式政改即实施《2030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等等，都不仅救不了中国，相反却会带来大灾难。连贺卫方都不得不说：“很担心特别大的利益冲突最后导致转型过程中的不顺利甚至崩盘、革命。”(书店网，2013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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