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什么是“永不变质”的“质”》(沈敏特，以下简称“沈文”)，该文对李慎明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的《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进行了批驳。“沈文”的基本观点是：“李文”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党和政府“永不变质”，而所谓变质的具体内涵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又缺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力量，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子虚乌有的，毛泽东把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复辟”当作现实的革命对象，“根本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因的论述”，“是一种真正的‘变质’，即从马克思主义变质为非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的是象“沈文”所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的吗?我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还是从实践上来看，“沈文”的这一观点都是十分错误和荒谬的。
第一，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有其特定的涵义
毛泽东最早明确指出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在1962年前后。当时，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国内1957年有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1961年以来我国农村又相继出现相当普遍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毛泽东面对这种国内国际的实践经验、历史事实，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毛泽东传》下卷，第1251页)
1963年5月9日，他在转发浙江省委《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时写下的批语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传》下卷，第1320页)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他约了几个客人吃饭，饭前讲了很长一篇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传》下卷，第1461页)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泽东又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976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传》下卷，第1770页)
从毛泽东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有其特定的涵义。即中国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与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旧的社会制度的复辟，如17至19世纪英国、法国所出现的封建王朝的复辟，在复辟的方式上是不同的。中国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卷土重来、再次上台，而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从而使中国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沈文”说在中国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子虚乌有的，其主要理由是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也就无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个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与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确实没有经历过欧美等国那样发展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但这并非是中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想发展，而是由于东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得很不彻底，使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不可能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所以，中国也就不可能像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进入发展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复辟，又称重祚，汉语的原义是指原本失去君位的君主，再次登基为君。这里的“辟”，意为君主。后来，人们将被推翻的统治者恢复原有的地位和重新恢复旧的社会制度，也都称为“复辟”。
在人类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形态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再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直到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次都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巨大进步。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从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重新恢复为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就是复辟;如果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可见，“沈文”说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就无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沈文”的这种逻辑，就象说一个人没有进过偷盗培训班就不可能成为小偷和强盗一样荒谬和无知。
第三，在中国确实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力量
“沈文”说在中国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子虚乌有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缺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力量。这个理由也是不值得一驳的。
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这一社会力量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被中国革命打倒的反动统治阶级，还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虽然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存在了，但他们人还在，其中的许多人还天天想着要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你看，直到今天，土改运动都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一些昔日的地主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们，还在对当年的土改耿耿于怀，对父母和爷爷奶奶昔日“人上人”的生活津津乐道，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
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希望过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好日子”。在这部分人中，有许多是通过各种歪门邪道发财致富的暴发户，其中很多人就是资本家，这些人为了“富了更富”，当然希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而且搞得越早越好，搞得越快越好，搞得越彻底越好。在这部分人中，还有不少人是迷恋西方社会制度，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所谓“民主派”和“精英”，虽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并不是很有钱，但已经很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其实，他们极力鼓吹西方民主，并不是真想当一个普通的选民，而是想通过西方式的选举进入上流社会，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三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力量，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里之所以使用“资产阶级力量”这个词，是因为在共产党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这些人，并不构成一个阶级，他们之中，有的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十分欣赏、推崇并极力主张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有的则是如腐败分子一类的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的人则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人构成了在共产党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其中，能量最大也最危险的是他们之中的高级领导干部。
上述这三部分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存在，而且今天也存在。不同的是，原先一些老的地主和资本家基本都死光了，但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力量却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阶段性的“成果”。
第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是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重要外因
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通过“和平演变”，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1958年10月 24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记者的采访时说：俄国和中国“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多次讲话中要求全党重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随后不久，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又发表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从来没有放弃，而且做得很有成效，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剧变，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就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从而“西化”中国的努力也一直没有放松，并且也很有成效。最明显的就是中国迷恋、追崇西方社会制度的所谓“民主派”和“精英”，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大，能量越来越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越来越活跃。李锐、茅于轼、贺卫方、袁腾飞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炎黄春秋》杂志周围的不少人，包括 “沈文”的，也都是其中的干将。这些人，都是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分子!
综上所述，“沈文”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子虚乌有的，这一观点，无论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十分错误和荒谬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当年的预见是何等的英明，不幸的是被他言中了。
现在的问题是，《炎黄春秋》杂志为什么要刊登这篇文章？当我们翻开一期期《炎黄春秋》杂志，看到是它一直在宣传“资本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画了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是“不经过资本主义，一下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因此，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可是，《炎黄春秋》杂志现在却又刊登文章，说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说这种危险是子虚乌有的。这不是用自己矛戳自己的盾——自相矛盾吗?难道《炎黄春秋》杂志的某些人的智商就这么低?其实，这就是《炎黄春秋》的卑鄙与狠毒之处：一方面极力宣传资本主义的美妙前景，鼓吹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对反对资本主义的人说“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使大家放松警惕。这就像一个毒贩子在推销毒品，一边大吹吸毒的好处，另一边又说吸毒绝不会上瘾。他们的心也真够狠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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