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内沉寂已久的80年代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发言了，一下就是洋洋洒洒两万五千字。
两万五千里所为何来?只为一人，刘小枫教授。
为了他在某篇文章中给了自己一句挠人的暗示：“所谓引介施米特就等于是‘法西斯’的说法，出自一位前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之口，他的专业是教启蒙哲学。”于是，他和这个比自己小8岁的同辈男性学者摽上了。
当然，邓教授的追求绝不止于这一点私情。他的抱负在于：“本文所揭示的，主要不是他的哪个观点的谬误，而是他做学问的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
为此，他引经据典不遗余力，为彻底揭发后者不惜上纲上线到卖国高度。而我关心本文，当然也不是为了满足八卦兴趣，实在是因为这场笔墨官司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与挽歌。
刘小枫教授与邓晓芒教授
因为刘小枫的著作，我曾和许多文艺青年一样，得以凭借那一线细若游丝却不绝于耳的天国哀歌，引领沉重的肉身去踏倔强的生命之舞。无奈普通人的一生，大多是绣花扇，刚沾上一点蚊子血，就迫不及待点染成桃花。所以有不解风情者因为刘小枫的学说而一本正经皈依基督教，刘小枫却摇摇头走向别处，从不停留。
能跟上他脚步的，凭借学习古典政治哲学，哪怕是毫无人生经验与政治经验的学术宅男，也多少能变得成熟一点。刘小枫实在是无数自由主义青年的精神教父。正因如此，他近年来在学术思想上的大幅度转身，才令扯不住他衣襟的大小青年们都感到茫然和痛心。
至于邓晓芒教授，虽然我孤陋寡闻，在自己被“启蒙”的年代里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读过黑格尔，也就很容易知道有个在课堂上细读康德、黑格尔，能从二者身上阐发出同样启蒙光辉的邓晓芒来。一定有很多青年是沐浴过这种光辉的。
另外，邓教授整个家族都浓缩着时代精神的影子，比如父母的右派遭遇，比如其妹残雪的“惊恐意识流”，后者一定深埋在我们的文脉里。
80、90年代，刘邓是“启蒙”和自由幻想的同路人。同路人太多，所以也不见得互相多有感情。倒是在分道扬镳的日子里，怨念来了。他们的学术分歧问题不在本文赘述，而刘邓之争的前戏，我已经在《“寻父”与“弑父”——谈谈最近的“宪政”舆论》交待清楚。
刘小枫毕竟一代风流才子，虽然崇尚古典政治哲人的“隐微修辞”，但仍会有按耐不住的时候。每当他哼着鼻音说出一大段冷嘲热讽的话来，总感觉他似乎对于身后的孩子们仍然怀有一丝无望的眷恋。
数月前，他的“国父论”演讲围绕毛泽东展开，无情戳穿中国“宪政”论者的困境，引起舆论哗然。每一次，他都懂得怎样准确地伤害自己的小冤家们，因为他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怕与爱在哪里。
他满不在乎地在《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里宣称：“为了让漫訾者更好地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打击，也为了让历史的后来者看清自己的敌人，有必要刊布由本人整理的讲稿。”这几乎等于在说：像样的对手还没有出现，只能等待历史后人。
几年前刘小枫曾在课堂上宣称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太女人气(请女性们原谅，这里的“女人气”指的是过去没改造好的那些旧女人)，或许这话正好体现了学术风月老手的手段——你越不在乎她们，她们就越是焦灼难耐。
我觉得邓晓芒教授有一颗青春的心，他无法按耐，毅然站出来要为那些失去精神教父的人们弥合心灵伤害。为了对付刘小枫这个后生，他查了很多资料(“所以你就必须每处去广为查对，每句都要进行梳理。”)，准备了很久(“很早就想说了，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终于以花甲之躯开始实施这番“精确打击”。
精确至少体现在对刘小枫字句的纠缠上。他用放大镜研究刘小枫的文章，不放过只言片语。刘小枫说：“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至少在学理上说不通，因为‘宪政’的历史形态并非仅此一种。”邓教授喊：“这怎么就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如果我说‘A是B的必要条件’，就相当于说‘B等同于A’吗?”“把实现代议民主制视为实现‘宪政梦’的必要条件(没有……就没有……)，这怎么就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现代的宪政当然不仅是指代议会民主制，还包括政体的问题，以及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限制政府权限的一系列制度设施。”
邓教授的细腻确实堪称严谨。他说的很对，但不知怎的，我却想起那些年轻时代不谙男女心思而发生的懵懂爱情悲剧。
处在那个年纪的青年往往与自己的对象锱铢计较表面的语言，完全不顾对方的真实心思。邓教授应该知道，刘小枫不感冒的“宪政”就是包括代议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一系列老三篇在内的那个东西，只是没有明说。邓教授非要帮刘小枫说出来，我们就只当是一位负责的人民语文教师对学生用词不严谨而生气吧。
不过放心，接下来我决不会再拿诸如上面这类语言逻辑问题来烦扰读者。邓教授的文章包罗万象，从希特勒到钓鱼岛，从美国梦到宪政梦。读者千万不要被两万五千字吓住，因为他的核心观点都非常通俗易懂，和流行的公知观点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的哲学训练使他具有了一种特长——能够把简单的观念用相当相当复杂的语言说出来。
邓教授对逻辑如此自信，必然吸引别人对他自身逻辑的审视。邓教授又非常赤诚，为了攻击刘教授的逻辑不严密，不惜露出自己的不严密。所以接下来先展示他那些迷人的逻辑怪圈。
第一个怪圈：关于纳粹。
纳粹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所以施米特一派学者视此为魏玛宪政的耻辱，坚持反思为什么“完美宪政”却无法阻止纳粹上台。邓教授也要首先洗刷这个耻辱，他反驳道：“说没有代议民主制就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必要条件)，这不等于说有了代议民主制就必定能够民族复兴(充要条件)。因为，人民有时也会犯错误，选错了人，尤其在人民素质不高，还没有来得及经历民主训练的时候，如这里提到的‘纳粹上台’。”
在邓晓芒哲学祖师爷居住的德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经历民主训练(看来德国启蒙者失职，希望中国的启蒙者能好一点)!邓教授接着说：“但纳粹上台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正是破坏宪政和代议民主制吗?正是这一点酿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灾难，如果不是废掉了宪政，纳粹上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把他们选下去就行了。”
使用“如果”一词，邓教授轻松为血淋淋的历史提供了一套完美解决方案。太完美了，试想，如果不是上台者废掉了宪政，那么就算是撒旦上台、异形上台、草履虫甚至鸡蛋上台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民再把他们选下来就是了。这点折腾算什么?也就损失一代人的青春，就像邓教授文革时期损失的岁月一样。
先不说今天欧美有识之士比如福山都开始反思选举失灵和无能政治家造成的巨大恶果，因为毕竟术业有专攻，象牙塔里的学者很难去关注今日世界现实，但研究过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人理应知道，废除宪政这种行为，正是纳粹所以为纳粹的内在规定性。如果不废除宪政，那就不是纳粹;如果希特勒贤良淑德，那他就不是希特勒。那么魏玛宪政也就并没有遇到挑战，施米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而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恰恰在于：是什么缺陷令“宪政”不能对付纳粹?宪政观念的弱点到底在哪里?良药苦口，直面弱点，我认为刘小枫教授明显比邓晓芒真爱宪政。
直白点说，邓教授的逻辑是：如果纳粹不做纳粹，如果宪政没有遇到危机，那不就没有危机了嘛！看，神逻辑降临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看着一个应该深谙黑格尔辩证法的资深学者，却深深陷入黑格尔所鄙夷的同义反复式诡辩，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像听肖邦的《小狗圆舞曲》一样有趣。
第二个怪圈：关于霍布斯。
刘小枫说：“可是，按自由主义国家学说鼻祖霍布斯的著名说法，没有国家形态就谈不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保障必须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像豺狼，哪会有人权?自然状态这一理论假设具有的讽刺意味在于，为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建立国家的行为本身，恰恰得靠人与人之间像豺狼一样的战争状态来实现。”
邓教授批驳道：“这里面的逻辑错乱一望而知。凡对霍布斯的学说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的假设决不是说，只有通过‘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才可以保障每个人的人权;而是说，由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使人类面临灭亡的威胁，所以逼使人们相互之间开始积极地运用理性去寻求一种社会契约，为避免灭亡而自愿地将自己的自然权利共同转让给某些人所代表的公共权力，这就是国家的产生。显然，在霍布斯这里，建立国家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或刘小枫的“国父”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靠社会契约;”
邓教授显然和康德一样栽在悖论里了。霍布斯的理论建立在人与人作战这个“自然状态”假设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这个假设成立，后面关于国家的一揽子推论才能成立。这个理论的自洽在于，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出发才有国家缔造。这个悖论有什么难理解的?就像今天有不少良心公知、律师，他们其实非常期待中国到处有坏事发生，那样他们才能扑上去以大批判来表现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个悖论逻辑就是：只有通过坏事情才能塑造公知们的伟大形象。
接下来邓教授把卢梭和霍布斯炖成一锅粥，大谈契约，似乎也并不理解卢梭与霍布斯的区别，不知道在卢梭看来，具有决断性的立法者才是契约形成的关键。就现实来说，刘小枫已经说了，遍览历史，成功的宪政无不是在血火战争中建立。血火考验中诞生的坚强主权正是宪政得以运行的保障，主权决断和宪法政治是二位一体。单单只靠制宪建立的魏玛宪政就只是沙子上的城堡。而经过百年革命奋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坚强站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虽然不符合一些知识分子的沙丘宪政理想，却具有最坚强的主权性格并开辟着自己的宪法政治道路。
第三个怪圈：关于共和革命。
这里有三个小波澜。
1、刘小枫说：“在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时，我们的思考一直受到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体问题的压力和制约，以至于忘了一个常识：国家危难关头，考验的首先是政治共同体的领袖和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危机是，皇朝无政治才干，靠地方儒生平定太平天国，已经预示了这个王朝必然衰落。” 邓教授说：“这就是刘小枫真正要说的话了：如果当权者能够采纳他的意见，成为有‘常识’有远见的‘担纲者’，则国祚之复兴指日可待。到那时，如果真有谁是‘国父’的话，刘小枫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师’了。”
2、邓教授说：“中国为什么弱?是因为遇上了更强的对手!至于“启蒙的政制理念”的解释则是倒因为果，因为并不是启蒙理念把中国搞弱了;中国在1840年已显出自己在列强面前的‘弱’。”
3、邓教授说：“(刘小枫)对‘汉奸论’大张挞伐：‘所谓汉奸论就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日本人来帮我们实现统一。’他批评这种谬论说：‘这种辩护的荒谬之处在于无视一个政治常识：主权决定宗教。谁会担保日本入主中原后不会立宪规定中华大地奉行神道教呢?’但这种批评是十分勉强的。按照刘小枫的‘政治常识’，奉行神道教又有什么了不起?日本武士不就是靠神道教而具有了优秀的‘政治德性’和‘精神品质’吗?它可以培养真正的‘王者’啊!可见，刘小枫的‘爱国主义’面具是纸糊的，只须轻轻一戳，就现出底下卖国主义的原形来了。强权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卖国主义，它没有道德底线，主张谁最强就该服从谁。”
邓教授基本上把刘教授当做了傻子。成功国家无不重视统治者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就有问题。好像只有希望统治者是个宪政鸡蛋的人才清高。刘小枫也从来没说是启蒙把中国搞弱了，而是反思用启蒙思维来解决问题带来的新问题。不知道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像邓教授一样不能理解，刘小枫召唤政治家的目的是领导民族抵抗侵略不至于亡国灭种。如果整个国家真的都像启蒙知识分子那样愿意接受宪政鸡蛋的领导，那中国确实有被日本吞并的危险。
邓教授认为，即使中国被日本吞没，使用日本神道教可以培养真正王者，就能满足刘小枫。我只能猜测，经历过文革的邓晓芒先生可能自身受到文革思维戕害不浅，不知不觉间学会了那套无限演绎、罗织罪名的捣糨糊逻辑。
第四个怪圈：关于毛泽东
对于邓教授们来说，最大的障碍一定是带给他们伤痕的毛泽东。
刘小枫说：“毛泽东思想的要核就是‘平等’的正义。这一要核不是属于启蒙哲学吗?为了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自由’精神，共和国必须具有‘道德的生命力’。对毛泽东来说，人民民主就是道德的生命力。然而，‘文革’使得激进的启蒙德性彻底摧毁自然德性，共和国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终会追究到西方启蒙理念头上。”
邓晓芒大笑：“哈哈!露馅了吧?谁说毛泽东思想的要核是平等的正义?毛自己说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是平等吗?”
邓教授果然是性情中人，在原本应该严肃的学理争论中竟然露出了“哈哈!”，怎样的痴情才会导致这样的快意恩仇啊。
可惜，这里是邓教授自己露陷了。一个认同不平等的社会是不需要造反的，殖民地国家不需要反对宗主国，贫农不需要反抗地主，三座大山也不应该推到。造反当然是追求平等的一种办法，虽然不一定是好办法。但邓老师看似已完全陷入寂静哲学，完全忘记变化观点。
但接下来我能够体谅他了，因为他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平等吗?划分地富反坏右、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二十一种人……是平等吗?贯彻阶级路线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万年不动摇是平等吗?我不知道刘小枫的出身成分是什么，至少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从来没有感到过什么‘平等’，从来都是受歧视受压制的对象。”
我理解，邓教授的这种伤痛在我的家族中也有过。一定是创伤记忆太深，才让他暂时忘记了逻辑，没有发现他其实是完全赞同刘小枫逻辑的：一套看似完美的理念在现实实践中会变形。
最近茅于轼和陈平正好在讨论逻辑问题。茅老称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老则先检验逻辑本身。因为逻辑也分不同种类，有辩证逻辑，有形式逻辑，也有神逻辑。邓教授本此的发挥基本属于神逻辑。
德国犹太人学者阿多诺与霍克海姆创作于二战末期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曾深刻反思：以反对神话迷信起家的西方“启蒙”自身如何变成了神话迷信。而现在“启蒙”却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演化成了神逻辑，令人唏嘘。
我们要问，启蒙变成了神逻辑，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因为长期居于象牙塔导致的知识缺陷。仅以邓教授文章为例：
缺陷一：政治知识不足。
1、把“决断”仅仅理解为强势。
邓教授并不了解，强势者不一定有决断能力，比如《史记》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却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决断包含判断、权衡、取舍、牺牲。邓教授同时把主权仅仅理解成管辖，所以他才会说，在钓鱼岛问题上，“尽管美国也有责任，但不是行使主权的责任，而是私相授受(日本)的责任。”但没有主权能力，能有资格私相授受么?
2、盲目相信政治广告。
刘小枫说：“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尽管近代欧洲的历史是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重建统一的拉丁帝国仍然是欧洲大政治家的梦想。可是，当今实现这一梦想的政治家们(尤其欧盟核心国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却一再支持分裂中国的独立分子：统一的欧洲、分裂的中国是他们的梦想。”
邓晓芒说：“我不知道刘小枫到底想要什么。”他可能确实不懂，看看下面这段充满概念偷换、近似呓语的话就知道，他甚至不了解科耶夫的拉丁帝国指什么。
他说：“‘统一的欧洲’——不好，那是‘拉丁帝国的梦想’，而且导致世界大战;但世界大战是什么?不就是‘分裂的欧洲’吗?按照刘小枫的‘新自然状态’原理，为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建立的国家不正是要靠这种战争状态来实现吗?另外，‘分裂的中国’——也不好，那是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但按照同一个“新自然状态”原理，凡竞争者无不希望将别人各个击破，好自己一统天下，敌我之间彼此彼此。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道义问题，只有强权问题。‘春秋无义战’，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纵横家两千年前就懂得了。刘小枫既然认可了这一强权原则，他还有什么理由抱怨人家的‘阴谋’呢?只有恨自己不争气，至今还没能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业，竟然落到欧盟后面去了。”
分析上面这段谬误言论的任务，我留给聪明的读者。
接下来他说：“不过，刘小枫把欧盟类比于‘神圣罗马帝国’，这种缺乏现代政治学常识的比附恐怕也只能在国内忽悠一下无知的中国老百姓而已，让外国人知道了不笑掉大牙。众所周知，欧盟的精神是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它不是凭借武力和战争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相近的国家的自愿联合。它也不是任何国家想加入就能够加入的，需要批准，而且在一国加入之前，还必须征求全体人民的意见，往往要诉诸全民公决。这是一种全新的国际联盟，它的理念使得法德这两个二百年夙敌完全化干戈为玉帛，并为人类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示范。”
邓教授知道的“常识”真多，对欧盟的理解几乎就赶上硕士考研政治教材上的原话了。但我真的怕外国人看到。看看外媒就应该知道，在今天风声鹤唳的欧洲，成熟政治家可没心思大谈康德、理念之类，而要担心德国再次一家独大了。况且刘小枫也没有把欧盟类比神圣罗马帝国。最成问题的是，邓教授无意中暴露出对中国百姓的看法——无知。这就是今天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所在。
缺陷二：对现实民情不了解。
邓教授说：“当今世界，传媒(刘小枫的意思主要指网络)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反映民意的主要渠道，无视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和观点，等于无视当下的国情和民情，那种政治学才真是‘白学了’。”
他又说：“所谓‘知识人对这位国父的评价极为分裂’的假象，其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评价早就在国人的心里了，但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文革后“拨乱反正”只限制在非常浮浅的层面(‘宜粗不宜细’)，稍微深入一点的反思即被禁止，不准公开讨论和辩驳，最好是忘掉，所以对毛的评价被刻意维持在一种‘极为分裂’的状态。但真要能够放开来讨论，其后果可以预料。”
邓教授一方面承认传媒是自己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相信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国情民情，一方面又不相信网上对毛主席的拥护意见。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网络对国情民意的扭曲，不知道真正的民意要脚踏实地到现实中去寻找，而不是泡在网上泛滥的信息泡沫里。
他甚至不理解刘小枫其实是爱他的，因为要知道今天的中国网络已经很开放(建议参考哈佛大学教授金加里对中国网络的权威研究报告)，都被美国人称作谣言共和国了。如果不是官方有所控制，放手让双方一搏，后果可以预料，邓教授们恐怕要再一次陷入疾风暴雨之中。
缺陷三：方法论落后，不理解新的学术语言。
认为理念决定事物，这是邓教授在方法论上的缺失。他实在不理解，欧盟表面的理念正在崩溃，它承担不起大国时代的重任，危机重重。再看看土耳其近年来日益升起的帝国复兴梦吧。同样，邓教授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非常完美，所以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不应该责怪卢梭，因为人们没有遵循卢梭的字句去做。可是马克思的理论也很完美，在实践中出了问题他们却是要诅咒马克思的。
分不清楚视角，是邓晓芒的另一个方法论缺失。统一欧洲，在欧洲有理想的政治家看来是对的。但刘小枫必须反对，像欧美列强反对中国统一一样去反对欧洲统一，这才对得起对手。无力统一的欧洲依靠全民公决来缔造松散的欧盟，可早已经统一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却天天幻想通过全民公决决定要不要联省自治，要不要西藏独立新疆独立，这就是视角错位。
邓教授称：“但尽管如此，他(刘小枫)还是顾忌他所冷嘲热讽的那些启蒙知识分子的看法的，毕竟那是他原来的群体，这使他的表达变得躲躲闪闪、欲言又止起来。”我认为，邓教授应该去看看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他不懂得新的哲人写作艺术。
刘小枫是写给能看明白的人看的，因为有些知识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明白。偏偏邓教授认为自己是那个应该明白的人，麻烦就来了。刘小枫可不是躲闪，是怕刺激不该刺激的人，引起无边的非难。但他还是没有做好，不该在报纸访谈文章里说出某位武汉大学前哲学教授的认识。这还是修炼不够。但对我这种自由主义者就没什么负担了，我不需要隐微写作，尽可以口无遮拦，畅所欲言。(还望二位教授海涵。)
但“启蒙”知识分子的最根本的病根还是心病，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精神阉割。
最终缺陷：美国，最后的父亲
一代青年哲学导师出现如此多的逻辑混乱和知识缺陷，这应该不是正常现象，很可能隐藏着别的问题。在我看，这可能象征着今日部分知识分子精神上恐惧失去父亲，不是刘小枫，不是“国父”，而是美国。
通观全文，不难发现邓的最根本政治价值在于捍卫美国利益。这并不是卖国，而是捍卫自己的精神价值。近代以来，中国志士凭借乌托邦激励自己留学奋斗，但也留下副作用——无视现实。部分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眷恋至今没有过去，以前他们接受不了苏联榜样的垮台，现在他们接受不了美国榜样的破灭。
就邓教授来说，除了之前提到的在钓鱼岛问题上为美国辩护，还谈到美军的全球强奸。
“接下来，刘小枫忽然提到美国在中国和日、韩驻军时发生的美国军人强暴当地女学生事件，认为这是“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驳斥”。”“嫌犯由美国法庭审判，在美国人看来不正是他们的‘主权’吗?而另一方面，中国学生的抗议，不也正是主张受害者的‘人权’高于施害国的‘主权’吗?这怎么是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驳斥’?谁的‘人权’(沈崇还是皮尔逊)?哪国的‘主权’(中国还是美国)?这些问题在刘小枫这里整个是一盆浆糊。真要说有什么高低之争的话，也只能说是美国的人权高于中国的人权，美国的主权高于中国的主权，这才是中国学生所抗议和‘驳斥’的，而与‘人权高于主权’毫不相干。”
美军强奸案及其处理一目了然，显示美国主权高于附庸国人权。这个事实驳斥的是附庸知识分子幻想美国会执行人权高于主权的政策。但邓教授的神逻辑一定可以自圆其说，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邓教授为美国政客辩护也很有意思。“因此，他们根本不是刘小枫所说的‘强势立法者’，而只能是得到民众信任的人，哪怕他们并无治国的突出能力，如里根和施瓦辛格那样的大众娱乐对象，但他们知道什么主张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甚至可以说，他们恰好是国内相对‘弱势’的一批人。”把善于决断的里根和徒有肌肉的施瓦辛格相提并论，这对美国人不公平。但里根首先是得到华尔街大佬信任的人，这可是美国人自己说的，貌似邓教授不清楚。
还有棱镜门事件，当全世界哪怕最亲美的媒体都不好意思辩护的时候，当默克尔愤怒地质询奥巴马为什么监听自己电话的时候，当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质询美国政府超越议会授权滥用手段之时，邓教授却有勇气为之坚定地辩护，认为这正体现了美国宪政的正义。万里之外焦头烂额的奥巴马他知道么?他不可能知道，但邓教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无处寄托的pure love。
父亲、继父、神父一个接一个地丢下了精神孤儿们。刘小枫也曾是个精神弑父者(参见《夏寒：“国父”何以成为问题？》)。所以在象牙塔孤儿的潜意识里，美国就是最后的精神教父，哪怕从来不认识。就好像牛虻对蒙泰里尼纯洁的爱，令他拒绝相信这个父亲的伪善，死死抓住最后的幻想。
刘小枫的论述根本不在邓晓芒的知识层次里。真实美国更是和邓晓芒不在一个时空。邓教授所爱的和所恨的都不在场，这是多么令人茫然的孤独。即便两万五千字，我猜那个人也并不会为他回眸。当我们只看见邓教授“哈哈，你终于露馅了!”的狂喜时候，我们能否体会背后的那一份孤寂?
刘小枫本人，对毛的釜底抽薪可能远比启蒙哲学家们厉害(参见夏寒文章)。邓晓芒有非常非常革命的可爱之处，表现在他的糊涂里。他意识不到革命遗产正在他身上悄悄发挥作用，令他在反对革命的时候却不知不觉从书本出发为人民主权辩护。
一个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没法启蒙别人，只能煽动无知青年。所以有评论人士称中国的自由派其实是继承文革脾气的左派甚至造反派。他们在客观上执行着“革命理性的诡计”。所以，邓晓芒甚至在反动能力上也不如刘小枫。因为他完全看不到现实政治。
对于今天中国处在困境中的有识之士来说，走哪条路的问题其实可以转换为选择什么样的对手问题。在邓晓芒和刘小枫之间，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你是要选择欣赏一个糊涂的好人呢，还是选择直面一个清醒的对手？
我相信，有些“启蒙”知识分子们和公知不同，真地具有飞蛾扑火之勇气，却显然扑错了蜡烛。他们曾经在文革的困顿中拿启蒙哲学启蒙文学做解药，做薄荷糖，这都没有错。错在药吃多了就会成瘾，不知今夕何夕。
对广大已经成熟的读者来说，阅读邓教授的长文实在是一场奇妙的旅行。仿佛故地重游，发现曾经深爱的姑娘也不过是个平凡无奇的女子，而你却已经能坦然面对、微笑包容。而刘教授还在前方发出诡异地笑容，等待你去销魂。
就让凯撒的归凯撒，书呆的归书呆。实干者往前，空谈者升天，三中全会公报刚刚发布，历史再次发生在书生的世界之外。老书生俱往矣，只希望醒来的新书生能多一点，能赶上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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