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源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成的历史进程，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精神。启蒙理性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成过程内在地统一的，并且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确立的基本的人的生存结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既为启蒙理性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又成为启蒙理性走向悖反的现实根据。因此，必须将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现实历史进程的分析结合起来。从现实的人的生存结构分析入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结合东欧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展开了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这不论是对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还是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启蒙理性的悖反根源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表现
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启蒙理性的形成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确立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完成的。启蒙理性的基本精神既是这一过程的理论表现，又以其内蕴的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等基本的价值理念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来说，正是由于传统的共同体的解体、独立的个体主体的形成为启蒙理性提供了现实的承担者，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推动了启蒙理性发展的进程。因此，启蒙理性的悖反根源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的表现。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政治解放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失去了现实的个人生活，成为想象主权的虚拟分子，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而在市民社会中，在人对自己和别人来说都是实在的个人的地方，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人自身发生了分裂，这深层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生活的二元化。由此，启蒙理性本身也就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层次。政治国家作为理性设计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但由于其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而异化为压迫人、奴役人的手段和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市民社会中，人失去其存在的普遍性，沦为孤独的个体，理性的人蜕变为理性的“经济人”，将别人视为手段和工具，同时把自己也贬低为手段和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至此，启蒙理性所承诺的全部的价值彻底地发生了逆转，整个社会生活陷入异化的绝对的统治。这种统治在经济上表现为物欲操控下资本逻辑的绝对强制;在政治上表现为理性的制度设计演变为官僚化国家，并沦为自我调解的市场经济的附属物;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启蒙理性发展过程中生发出来的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基本的价值观念在经历了商业文化的过滤之后演变为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等基本的文化观念。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陷入全面的生存危机。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启蒙理性与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内在关联，我们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在社会历史的视角中展开对启蒙理性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具有了总体性的特征，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一切领域
正是将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内在结合起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的生存结构的分析，对启蒙理性及其表达、塑造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以人的最终解放为目的阐明了建构社会主义的可能路径。
第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就是异化，而共产主义的核心和最高理想则是扬弃异化。他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不仅存在着异化的现象，而且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这种异化的存在为根据，而社会主义则是以消除异化的存在为目的。因而，异化不仅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更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存在结构”。因而，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即以暴力夺取政权，代之以一个新政权;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其目的是对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从而通过新的生存方式的建构造就全新的社会和新型的人。
第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总体性特征。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们认为，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异化已经深入到人的全部的社会生活领域，变成了普遍化的现实。马尔库什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具有了总体性的特征，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一切领域。具体言之，在政治领域，异化概念表现为脱离真正的(以及私人化的)个人生活的“异化的公共权力”和“虚幻的群体”;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领域，异化概念表现为个人之间的交际和往来的物化及随之而来的“自然形成”的群体的瓦解和个人之间的疏离;在精神生产领域，这个概念表现为对日常意识的崇拜和那种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转变为观念对物质和物质生活的统治的意识形态登场。而且由于这种异化是根源于资本主义所确立的人的基本的生存结构，因而异化也不再仅限于工人阶级，而是涵盖和影响社会的所有阶级。只不过这种异化对于不同阶级的人来说采用的方式和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
第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片面性——形式民主。布达佩斯学派认为，在20世纪，由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消解了传统的无产阶级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利益集团并存的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家职能的强化与转变——国家不仅是阶级压迫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整体自我调解的机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民主制，其基本的表现形式为民主仅限于自治领域，并没有扩展到经济决策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因而称之为“形式民主”。形式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通过承认政治的多元化而使多元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得以显现;通过承认自由的公民权，培养了个体全面和自由发展的观念。但这一切仅限于政治领域，并不触及物质财富的平等和经济民主。
第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力图揭示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为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全新的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日常生活领域脱离了共同的社会生活，割裂了日常生活主体同类本质之间的联系，从而阻断了个体再生产由“自在存在”上升为“自为存在”，进入到自由自觉存在状态的可能路径。不但如此，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将日常生活领域整合到资本的逻辑之中，彻底地消解了启蒙理性确立的理性、自由、平等、个性等基本的价值观念。因此，通过日常生活的革命以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就成为批判资本主义、探索人类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综上所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并没有执着于启蒙理性自身发展的研究，而是将启蒙理性与其塑造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和非人道的本质完成了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启蒙理性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不具有“普世”的意义和价值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总体性异化状态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当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对异化与人的活动的内在关系的揭示，阐明了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是人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的异化，说明了启蒙理性及作为其表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是启蒙理性与现代资本主义都是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因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建立的社会主义，都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状态，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定形式。但由于社会主义是以人的自我异化的消除为目的，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只有持续不断的改革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样，启蒙理性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不具有“普世”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其倡导的理性、自由、平等、个性等基本的价值观念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人的总体性异化的批判与揭示，提示我们社会变革的进程是总体性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应该是总体性的、全面的，包含现实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特别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国家，而是表现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从总体上去理解、把握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不但要实现社会的总体性变革，同时也要为独立的个体主体的生成和发展创造条件。换言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个体主体与社会的统一之中才能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创造性建构一个每个人在其中都得到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最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不仅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和路径，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也日益渗透到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在消解中国传统文化、加快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有资本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坚实、稳定、自在的日常生活结构，如何消除传统文化的自在性、给定性、重复性的生存结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从而在促进独立、自为的个体主体生成的同时重建个体主体之间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从而避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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