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地处南疆的喀什地区疏附县萨依巴格乡的十六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公安民警，共造成了两名公安民警的牺牲。而在这次恐怖袭击活动中，恐怖分子被公安民警击毙了十四名，另有两名被抓获。
二○一三年，是我们中国的大喜之年。这一年，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是未来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毛泽东诞辰的一百二十周年;二○一三年，也是我们中国的大悲之年。这一年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事件。四月二十三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该起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了包括发动恐怖袭击事件的暴徒在内的十五人死亡。发动恐怖袭击的暴徒共有六人被击毙，另有八人被抓获。
六月二十五日五时二十五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鄯善县克鲁沁镇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派出所、特巡警中队、镇政府和民工工地等地多出遭到了多名暴徒的袭击，共导致包括恐怖袭击暴徒在内的二十四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恐怖袭击暴徒处被击毙十一人之外，另有四人被抓获。
十月二十八日，北京发生了一起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当日十二时许，恐怖分子乌斯曼·艾山和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三人驾乘吉普车闯入长安街便道，沿途快速行驶故意冲撞游人群众，造成二人死亡，四十人受伤。最后，恐怖袭击案驾车撞向金水桥护栏，点燃车内汽油致车辆起火燃烧，恐怖分子乌斯曼·艾山等三人当场死亡。
十一月十六日，色力布亚镇再次发生了恐怖袭击案事件。九名恐怖分子持刀斧等凶器袭击了当地的公安派出所，致使两名协警牺牲，两名民警受伤。九名发动恐怖袭击的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
也是在新疆和北京发生多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二○一三年，西藏和青海等地的藏区，还发生了多起僧人自焚的逆向恐怖袭击事件。而不论是暴力式恐怖袭击事件，还是自焚式的逆向恐怖袭击事件，都既反映了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分裂情绪，也更反映了目前我国民族分裂问题的严峻。
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分子进行民族分裂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民族独立。然而不用说在遥远的古代，就是从满清王朝时期算起，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兄弟与其他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一样，不仅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已经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且即使是在当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导致满清王朝陷于风雨飘摇之际，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兄弟也都没有想到过要谋求民族独立。然而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在我们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代，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兄弟却想着要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分离出去而谋求自立。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政策失误的因素，也有民族隔阂的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民族情感出现了裂痕。而民族情感之所以会出现裂痕，就是由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汉族的儒家文化的复兴，藏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复兴，维吾尔与哈萨克等民族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复兴等。而作为当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不仅不去创造一种能够为五十六个民族所能共同接受的文化，反而还要大力弘扬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的大力宣扬，必将加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并因此导致了民族情感出现破裂。所以，儒家文化的复兴，理应为当前国内所出现的为了谋求民族分裂而进行的恐怖活动首先负责。因而反恐，必须就要批孔。只有彻底批孔，才能复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只有复兴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才能彻底消弭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差别与情感隔阂而完成中华民族的最终融合。
我国虽然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统一国家，但是尽管五十六个民族在同一个政治架构下已经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然而时至今日，却由于未能形成共同的文化，因而这才导致了我们中国今天的这种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并存以及精神信仰多元局面的出现。
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然而在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形成的今天，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却如同一道道的藩篱，它们的存在和表现形式越是明显，中华民族就越是难以完成最终的融合。而正是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因此这才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藏独和疆独等民族分裂活动。
今天的中国，由于汉族是主体民族。所以当今中国的主体文化，也必然是汉族的文化。而随着对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否定，今天汉族的主体文化，实质上也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
在长期的历史上，儒家文化始终没有为北方和东北、西北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以及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所接受。而北方和东北、西北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以及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为什么没有接受儒家文化而却接受了佛教文化，甚至是舍近求远地接受了伊斯兰文化?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由于儒家文化不仅不是宗教，而且儒家文化还特别提倡和鼓励人们去追求现实的物质生活，所以儒家文化不能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强大支撑。而在风沙、酷暑、严寒、孤独、等如此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那么任何人都将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其二，腐朽的生活方式与艰苦的生活环境不相适应。儒家文化所提倡那种腐朽的生活方式，必须要以能够占有大量的生活资料为前提。而在游牧渔猎的历史阶段，这是完全做不到的。其三，游牧渔猎民族人口繁衍较慢，导致人口稀少，因此可以说是全民皆是劳动力，全民皆是战士，因而不可能会允许那些纯属是“鹰嘴鸭子抓，能吃不能拿”的只会坐而论道，游手好闲而与生产和战斗发挥不了丝毫作用的儒生、儒士的存在，因而也就必然不会去接受儒家文化。
尽管儒家文化是一种有着强烈的大一统思想的文化，但是以今天我们中国的范围来看，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却从来没有在像在今天中国这样大的范围内实现过我们中国的大一统。而直到满清王朝统一了中国，这才实现了儒家文化对大一统的追求。然而满清王朝尽管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但是由于作为政治主体民族的满洲这一民族在文化上的落后，所以它无法统一中国的文化，无法统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无法统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其他少数民族，又不接受儒家文化。于是这才造成了五十六个民族尽管在同一个政治架构下共同生活了近二百年的时间，但是在文化上，却仍然还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经满清王朝隆裕太后的下诏授权和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的推举，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然而此时的中华民国政权对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却是既缺少能够使他们被迫认同的能力，也更缺少能够使他们自觉认同的魅力。所以自此以后不管是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时代的老中华民国，还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所建立的新中华民国，实际上从来都没有能够对全国实施过有效的管辖。因而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华民族也没有能够走向进一步的融合。
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意识和概念，原本是孙中山等人从西方引入我国的。孙中山等人在进行推翻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中，为了通过挑起汉人对满清王朝的旧恨而燃起对满清王朝的新仇，从而凝聚起更为强大的革命力量。所以不仅大肆宣扬汉族和只有汉族才是中华民族的这一意识和概念，而且更是起劲地宣扬没清入关时所发生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孙中山等人的所作所为，的确能为推翻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凝聚起一定的力量。但是孙中山等人这样的做法，也必将在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同时，使得我们这个原本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在覆灭的过程中，而陷于四分五裂。而在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失败，特别是在国内还更有孙中山等人甚至不惜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进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革命而不仅必将导致满清王朝覆灭的同时，而且也更是造成了民族情感严重撕裂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而故土也四分五裂。于是梁启超和杨度等人这才于一九一二年开始，创立并大力宣扬包含了当时在满清王朝统治下的所有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一新的民族概念，用以抵消，甚至是取代孙中山等人所宣扬的那种民族概念。从而试图用加强当时中国的各民族已经在同一个政治架构下共同生活了一、二百年所形成的的情感纽带，来消除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以避免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而导致中国也分崩离析。然而尽管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创立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却由于没有能力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没有能力去创造一种能为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没有能力提供一为全体中国人所共同接受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时中国的各民族，也并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民族意识。而直到毛泽东为五十六个民族提供毛泽东思想这一统一的精神信仰，直到毛泽东创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人性文化这一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文化，直到毛泽东指出了一条能够实现五十六个民族所有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直到毛泽东为五十六个民族提供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移风易俗、艰苦朴素”这样统一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这才具备了完成最终融合的基本条件。这才开始了走向真正的融合。
千百年来，尽管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导致了民族畛域的产生，但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问题，却是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同样存在着的。而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打碎了千百年来套在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群众身上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这道枷锁，而且还更是用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追求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用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这才不仅打破了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藩篱，而且还更是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所以这才会出现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一生没有到麦加去朝拜过的维吾尔族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却不远万里地骑着毛驴而也要去到北京朝拜毛泽东这样的事。而藏族人民，则更是把毛泽东看成了是红太阳，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库尔班大叔当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活生生地告诉了今天的我们，那时的我国各族人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情有多深，那时的五十六个民族有多么的团结，那时的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有着多么强大的凝聚力。那时如果有谁胆敢在新疆制造民族分裂，根本用不着像今天这样要靠公安和武警，甚至是动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去进行严厉打击，库尔班大叔和其他的维吾尔族干部群众，用锄把都早就把他们全收拾了。然而随着毛泽东逝世后的迅速被丑化，尤其是被妖魔化，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过程不仅被打断了，而且民族情感也更是因此而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毛泽东逝世后，不仅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很快便遭到了否定、丑化，甚至是遭到了妖魔化。而且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也更是遭到了贬低和否定。然而这些人尽管有能力否定毛泽东，有能力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但却没有能力自己也去创造一种能为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因而就只能请回传统文化了。于是不仅汉族请回了儒家文化，而且藏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也更是得以了全面的复兴。特别是为了结成更为广泛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就连毛泽东所制定的“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民族政策，也更是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万里等一行人受邓小平之命来到西藏，并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全自治区县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以“六件大事”为中心内容的讲话，这六件大事是：第一，扩大了西藏的自治权并全面恢复旧西藏的藏传佛教文化。第二，减免农业税。第三，实行灵活特殊的政策，可以有条件、甚至是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并独自与国外发展贸易。第四，加大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入。第五，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教育。第六，撤走大多数汉族干部，而汉族干部撤走之后空下来的领导岗位，由原来旧西藏上层的人士充任。如一九五九年西藏发动民族分裂活动时的叛军总司令拉鲁，不仅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的政协副主席，而且更是还连任了四任。
胡耀邦的西藏讲话之后不久，由他代表中央对西藏所做出的那些允诺，也大部分推及到了新疆。而随着藏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活，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了迅速地膨胀。尤其是为了兑现这些承诺，中央不仅加大加快了落实的力度，而且还更是拨出看大笔的专款，不仅全部修复了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拆除的藏传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而且还更是新建了不少。中央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复活的提倡以及藏传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修复和新建，尤其是宗教活动的全面恢复，使这些少数民族本民族的心理特征越来越强烈，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却越来越减弱。于是民族分裂活动也开始了死灰复燃。特别是宗教活动和藏传佛教寺庙与清真寺与经文学校等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成了民族分裂分子传播民族分裂思想以及挑动民族分裂情绪和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绝佳机会与活动据点。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在新疆的首领、疆独分子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就是打着宗教活动的幌子，来进行民族分裂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曾因主张民族分裂而被判入狱二十年，一九七七年才刑满释放。出狱后不久，由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于是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不仅当选了自治区人大代表和伊斯兰教协会的常委，而且还更是一度担任了叶城县的政协副主席。从一九八七年开始，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便开始了以创办经文学校传经的名义，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疆各地追随他学经的学员约有八百余人，号称是“八百弟子”。后来，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依靠他所培养的这“八百弟子”，成立了新疆的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其成员，后来也都成为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骨干分子。
恐怖手段，历来是弱者反抗强者，被领导者反抗领导者，被管理者反抗管理者，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在有效手段。而被领导者、被管理者、被统治者对领导者、管理者或统治者在反抗，则表明了领导者、管理者或统治者，已经无法再靠道理与伦理来进行有效的领导、管理或统治。而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中，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权的反抗，也就是标志着对主体民族的不认同或反抗。然而我们国家尽管至今仍然还存在着五十六个民族，但却不仅毕竟已经在同一个政治架构下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且更是还曾经有过毛泽东时代的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以及对国家政权和主体民族高度自觉认同的经历。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固然罪可当诛，然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是否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多少失策的地方。特别是在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方面，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当之处。
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公有制，是所有共产党人最为根本的政治伦理。如果共产党人不仅不去建立公有制，反而更是摧毁了毛泽东等前辈那些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历经千辛万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去搞私有制，那就不仅是对毛泽东的背叛，而且更是对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的最彻底的背叛。尤为严重的是，随着对共产党人政治伦理的背叛，不仅毛泽东所倡导的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移风易俗”等这样的生活伦理也遭到了彻底的背叛，而且儒家文化所主导的那种腐朽的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也又回到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种非常腐朽的文化，就在于它所创立的那种生活方式以及因其而形成的那种生活伦理与政治伦理，是非常腐朽的。因此当中国人的生活伦理和政治伦理再回到儒家文化主导下的那种状态中后，物欲横流、贪腐不断、说谎成性、坑绷拐骗、公然造假、淫乱不堪、吸毒贩毒、包二奶、养小蜜、找小三、拐卖妇女儿童和政府发售彩票而公然设赌等这些只有人类社会还停留在低级社会时代才会产生的现象以及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童工、奴工、智障工、强迫卖淫、逼良为娼、“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和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住房货币化等这些只有人类社会还处在野蛮时期才会出现的状况，才会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中国还大量出现并且还堂而皇之地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大量出现和堂而皇之的存在，表明当今中国某些人的灵魂和政治道德以及生活到道德水准，已经堕落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下。这一切，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而精神早已麻木了的汉族同胞可能还自我感受不到，但是对那些由于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所以内心充满了虔诚与圣洁的少数民族兄弟来说，却未必也感受不到。特别是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政治人物的丑化和妖魔化，却不仅专门去在生活品质的问题上做文章，如奸淫妇女无数、拥有上亿的稿费等等。而且还更完全是由身为汉族人的茅于轼、袁腾飞、李志绥和李锐等人来完成的。主体民族中竟然产生并且还能容纳这些灵魂如此肮脏的人，如何能不受到那些由于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所以内心充满了虔诚与圣洁并对毛泽东无限崇敬的少数民族兄弟的鄙视。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所以即使毛泽东真的是犯了什么错误，那也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因而本应在政治的架构内加以批判和否定。然而当今对毛泽东这样一个如此伟大的政治人物的否定，却专门去在生活领域里进行丑化和妖魔化。由此不难看出，这样的民族已经邪恶到了什么程度。
诞生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汉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且还更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是全世界范围内领导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独自战胜了欧美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的唯一一人，是汉民族古往今来的人物中能够受到当今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尊崇的唯一一人。我国著名的诗人郁达夫曾经这样悲情地写到：“一个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之群。而有了英雄人物出现却不知崇敬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所以在这样一个主体民族的主导下，又有哪个国家能够走向强盛?因此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引领下，又有哪个民族能够走向未来?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这样的主体民族，如何能让少数民族兄弟感到可以依赖?这样的主体民族，如何能受到少数民族兄弟的崇敬?
大力宣扬并且还要复兴腐朽的儒家文化，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中，这种过度宣扬主体民族自己文化的做法，极有可能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疑虑。特别是由于还更曾经有过孙中山的“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国家”这种前科的经历，所以大力地宣扬主体民族的儒家文化，更可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从而更加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来与之相抗衡。因此在当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严重民族分裂倾向的情况下，承担着维护国家统一主要责任的主体民族汉族，不仅不应该再去宣扬什么儒家文化，而且反过来还要大力批孔。
对于把当今我国所出现和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归咎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这个认识，不用说那些至今仍然还认为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的人将会绝不认同，而且即使是那些能够正视当今我国所存在和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人，也肯定会将信将疑。有的人就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不过就是由于“猫论”的肆虐而造成的，而与孔子和儒家文化根本无关。其实不然，造成今天我国所不得不面对的这种严峻的国内国际局面，“猫论”自然罪不可绾，但“猫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肆虐中华大地，就是由于孔子所创立的那种没有丝毫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结但却充满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早就为中国人种下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因。因此在当今的中国，这才会出现一人制造了“猫论”，而立即就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响应这样的荒谬现象。所以，如果不彻底批孔，那就不能彻底清除“猫论”之害。
所谓的“猫论”，就是典型的不择手段的个人利己之论。个人利己之论，是比民族利己之论更为落后和迂腐之论。众所周知，就是由于像“猫论”这样的个人利己之论的肆虐，所以承载着保卫中华民族之责的大型飞机“运十”，才会被活活饿死。而也正是在“猫论”所开创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所以才会有茅于轼的“为钓鱼岛打仗，死的是老百姓”之说这样的谬论出现。而如今茅于轼的“为钓鱼岛打仗，死的是老百姓”之说，与当年“盐铁会议”上文学与贤良们的“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之论，又是何其的相似。由此可见，“猫论”和汉奸文化，与儒家文化不仅是血肉相联的，而且还更是儒家文化所培育起来的。所以，彻底摒弃孔子的儒家思想并坚决请回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对五十六个民族的负责，而且也更是对自己本身的负责。翻看一下儒化之后中国那血淋淋，尤其是更加屈辱的历史，就会知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纯粹是不仅没有丝毫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结，而且还更是充满了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这样货色。因此在儒家文化的引领下，即使是到了今天有些人还引以为豪的“强汉盛唐”时代，却竟然也要长时期采用“公主和亲”这样的屈辱做法，来维护国家的安宁。正是因为北宋灭亡时连公主和嫔妃在内的三千女俘都成了金人的慰安妇，所以北宋的灭亡也就成立中国人只要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的“靖康之耻”。由于长时期缺乏保护本民族的妇女免受异族蹂躏的能力，所以直到今天，“问候”别人家的女人，还是汉族同胞最有力的骂人武器。特别是到了在历史上还属于是统一王朝的明王朝的中晚期，其疆域，还没有将近两千年前时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时的领土面积大。这真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就是由于有着汉唐时代的“公主和亲”这样历久弥新的悠久传统，因此才会有当今中美关系的“夫妻”、“铁哥们”和“同性恋”等这样荒谬至极之论。对当今中美关系“夫妻”、“铁哥们”和“同性恋”之论，中国人当然应该愤怒以及。然而对汉唐时代的“公主和亲”，晚唐诗人李山甫也同样进行了“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与“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这样的愤怒鞭挞。
从胡耀邦的西藏讲话中和中央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所采取的许多具体做法上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否定了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思想之后，中央制定和采取的许多民族政策，都只好过度地迁就藏族等少数民族，甚至在某些方面都显然是在有意地讨好少数民族，尤其是讨好少数民族旧时代的那些上层人士。然而自胡耀邦在西藏做出了“六件大事”的讲话和中央对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调整之后不久，不仅平息已久的藏独分裂活动又死灰复燃了，而且还更是带动了疆独和蒙独等民族分裂活动的出现。藏独、疆独和蒙独活动的出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不宁。看来，胡耀邦也还真是对得起陈永贵把他的名字从胡耀邦到“胡乱邦”的这一更改。正是由于有了胡耀邦的“决不允许汉族人骑在你们头上拉屎拉尿”之说在先，所以才有了袁腾飞的“中共侵略西藏”的之论在后。
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等，本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行为的污蔑。因而对目前国内所出现的一些极端民族分子为了实现民族分裂而制造的一些暴力事件，轻易不要使用恐怖分子和恐怖袭击等这样的词语。特别是以反恐的方式来解决我国目前的民族分裂问题，只能适得其反。
不管是那些为了达到民族分裂的目的而进行过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也好，还是藏独和疆独等民族分裂分子也罢，他们不仅毕竟也都是人，而且还更都是中国人。而只要是人，那就能听懂人间的话语，那就能明了人间的道理。天下没有讲不通的道理，而就怕没有道理可讲，而就怕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蒋介石在逃离大陆的时候，故意把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女汉奸陈璧君丢给了共产党。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头号女汉奸陈壁君，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政权逮捕并判处了无期徒刑。当听到蒋介石政权的法庭宣布判决自己无期徒刑的时候，陈璧君不仅拒不认罪，而且还竟然这样说到：“老娘有赴死的勇气，却没有坐牢的耐心。”
当得知蒋介石将陈璧君留在了大陆的消息之后，宋庆龄与何香凝考虑到陈璧君早年追随孙中山矢志推翻满清，曾经为辛亥革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当年汪精卫决定冒死到北京去刺杀摄政王的动身前夜，陈璧君为汪精卫的豪情所感动，决定以身相许，以鼓舞壮士的勇气并提前告慰烈士的英灵。于是宋庆龄与何香凝一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希望能释放陈璧君。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即允诺，只要陈璧君承认自己和汪精卫对中华民族犯了罪，立即就释放她。可是当宋庆龄与何香凝将这个条件转告了陈璧君之后，陈璧君却宁可继续坐牢而也仍然拒不认罪。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如此顽固且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后来在无意之间看过了毛泽东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之后，却立刻便幡然悔悟，认识并交代了自己和丈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正是由于有了女汉奸陈璧君实现了思想转化在先，所以才有了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最终抛弃了国民党而主动投向了共产党在后。
不用说终究还是中国人的陈璧君，就连凶残程度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魔鬼和野兽而毫无任何人性的那些日本战犯，在经过了毛泽东主义的教育之后，都个个能够认识到自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从而实现了转化并还原成为了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多达上千万的前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军警宪特和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伪军残留了下来，而且苏联还向我国移交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日本法西斯是人类出现以来最没有人性的一个群体，其凶残与野蛮远远超过了野兽与魔鬼。可是虽然日本法西斯的凶残与野蛮远远超过了野兽与魔鬼，然而自经过了毛泽东主义的教育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就由魔鬼和野兽而还原成为了人。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第二批被释放归国的三百多名日本战犯的代表在释放告别会上这样声泪俱下地宣读了他们的《感谢文》：“······，只有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要把从各位那里学到的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后半生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这些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之后，当年就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日本国内到处盛赞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为致力于世界和平以及为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而拼命奔波。不仅如此，这些恢复了人性的日本战犯还经常带着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及其他的日本年轻人来到中国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向全世界揭露日本政府拒不承认战争犯罪的阴谋。为了永远牢记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曾经犯下的罪恶，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中国归还者捐款修建的一座“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巨大石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落成。因此只要是主体民族汉族能够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只要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那么说服教育那些民族极端分子，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到那时，像如今这样给党和国家制造了巨大困扰的民族分裂问题，自然便会迎刃而解。
从远古一路走来的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传统。在如今这个更需要面对未来的时代，每个民族到底应该如何去传承自己的传统?
传承传统的前提，是必须能够拥有未来。然而不要说汉族、满族、维吾尔族，就是整个人类的未来，都在于实现共产主义。而也只有毛泽东所留下并在生前所大力倡导的那种“血战到底、压倒一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无私奉献、团结友爱、五湖四海”等革命传统，才能使共产主义得以实现，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未来。而五十六个民族的所有美德和优良传统，也完全都涵盖在了毛泽东所创立并留下的这种革命传统之中了。因此中华民族若想完成最终的融合，中华民族若想走入未来，那就必须做到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既是一部不断征服自然的历史，也更是一部国家或民族之间不断竞争的历史。国家或民族之间不断竞争的最终结果，必将是导致人类走向统一。然而如果由弱肉强食的西方兽性文化来主导这一统一的过程，也必然就是弱小民族被灭绝的过程。所以在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今这个历史阶段，五十六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不仅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反而还只能淹没在即将到来的全球一体化大潮之中。因此，五十六个民族的未来，不仅在于加速向中华民族这一统一民族的融合，而且还更在于毛泽东思想的回归。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了所有的中国人，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才能彻底战胜西方民族所奉行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
由于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启动，所以“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六个民族真正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更是适应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完成了民族融合之后的中华民族，绝非是孙中山所企盼的“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国家”那样(《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而只能是如一首湖南民谣所唱的：“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了。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中有了你，你中有了我”。只有“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六个民族都实现了彻底的“打碎”，才会有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形成。
在中华民族走向最终融合的过程中，五十六个民族都应该坚决做到像毛泽东所说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样，彻底地摒弃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采取批判地继承这种方式，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汇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这一属于全体中华民族的全新的文化体系之中。在完成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所起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作为主体民族，汉族更应该首先就做到这一点。作为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族必须要具有主体民族的那种博大胸怀和开阔视野，必须要具有主体民族的那种担当、那种胸怀、那种气量。而这样的担当、胸怀和气量，就是首先要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首先就要抛却历史上的一切尴尬，以坦荡之心去面对未来，去走向未来，切实地搞好与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增进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友谊，以真心换诚意，大力提升主体民族的道义吸引力，从而积极地促进中华民族完成最终的融合并傲然地自立于世界的东方。
冯毅写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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