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居乡下，恰逢农村换届选举，于是听来了一些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是我的朋友老蔡。这厮从事建筑工作，常与包工头打交道。有一晚包工头请吃饭，席间觥筹交错，杯杯见底，主人一张胖脸都快笑烂了。老蔡问：是不是接到新标，这么开心?答：非也，是竞选村委会主任成功。“花了多少?”“六百万!”
尽管对农村的富裕与贿选早有耳闻，我还是被这个数目吓傻了。此前我所知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最大花费，不过百万。六百万，搁在中原或西北的贫困乡村，足够一村人辛苦挣一年;一年的辛劳，却只够这位包工头在谈笑之间豪掷一把。对于我的惊诧，当过村官的朋友私下告诉我：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一届村委会主任，任期三年，三年之内，只要有一大块耕地被征用，投资便可回本，那位包工头砸出六百万，还能如此开心，自然胸有成竹了。
第二个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开工厂的远亲。这两年生意愈发艰难，他有意转移战场，弃商从政，盯上了村委会主任的宝座。他所在的村子，我们且称为A村，前任村委会主任是他的老友，在其担任村委会主任期间，自己申请，自己审批，拿下一块据说风水绝佳的耕地，造了一幢别墅，豪华程度，用农民的话说，直逼皇宫，后被举报到镇政府，经过一番运作，乌纱帽保住了，条件是：干完这一届，不得连任。
远亲请前村委会主任喝酒，三巡之后，道明心意。前村委会主任哈哈大笑，说：多年兄弟，何必客气，这个忙，我帮了，你出钱，我拉票。
远亲大喜：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前村委会主任颔首：好说，你在村委会主任任上的收入，三七开如何?
远亲心头一紧，想：分出三成，是不是太多了?
前村委会主任见他犹豫，改口道：要不四六?我让一成出来。
此刻远亲才明白，所谓三七，他三，对方七。这酒无法再喝了，他的村委会主任梦就此破碎。
此事还有一段插曲。远亲说：年前，前村委会主任的儿子结婚，摆了五十桌，不想半夜家里进贼，礼金全给偷去了，好几十万呢，更好玩的是，前村委会主任宠辱不惊，连案都不报，白白便宜了那贼。他说到“那贼”，齿间恨意绵绵，竟让我怀疑其所指。
第三个故事，来自邻居的闲谈。话说B村有一人，平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好在能说会道，人缘不恶。村委会换届，他找上了一位参选村委会主任的作坊主，与其谈判：你出一笔钱，第一生产队的两百票，我帮你包圆了，否则，我去帮你的对手，让你一票难求。作坊主一寻思：此人得罪不起，不怕他不帮自己，就怕他帮竞选对手。于是给了他一大笔钱，同时令他写保证书，不求这两百票全部拿下，至少得拿下九成。一月后开票，作坊主落选，差了对方近两百票。他托人打听，第一生产队的村民，一大半都没选他，原来承诺帮他拉票的闲汉，虽挨家挨户去游说，出手却过于小气，作坊主给他的经费，他只拿出三成购置礼品。另一位竞选村委会主任的企业家出手则大方多了。这一对比，作坊主的票数便大大流失到对方手里。
作坊主查明了底细，大为光火。他找出保证书，要去起诉闲汉。律师劝他作罢，因为这官司，非但赢不了，还可能危及自身。打落牙齿和血吞，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大病一场，听说至今尚未痊愈。
第四个故事，同样来自邻居的闲谈。主角还是一位作坊主，如你所知，浙东农村流行小作坊，工厂一般设在家里。不同于被气病了的那位，他自己没有参选，而是他的一个堂兄竞逐村委会主任之职。为表支持，他命令所雇佣的作坊工人，只要来自该村，有投票权，必须投给他堂兄。其中一人不干，遂被他赶出家门。偏偏这人不是善茬，打电话到电视台热线，竟引来了记者。作坊主自觉理亏，破财消灾，给被解雇的工人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麻烦在于，此事还波及他的堂兄，使其声誉受损，终告落选。
这四个故事，皆系耳闻，而非亲身经历，三人成虎，对其真实度，我不敢作保。第五个故事，我却是当事人。这是我与一位邻居——依旧是一位作坊主——关于农村选举的闲谈，根据记忆，兹录如下：
我：今天去投票了?
他：一早去投了，现场好热闹。
我：农民的参政意识这么积极?
他：参政意识?谈不上。去投票，村里补助五块钱。有些人只恨不得天天投票呢。邻村选举，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结果票数都没有过半，只能重选，你不知道，村民可高兴了。
我：重新投票，还可以领补助。
他：不止这些。你想，根据规定，那三个候选人，第三名被淘汰，前两名为了第二轮投票，肯定会连夜活动。村民的福利不就来了。
我：这样的选举，选出来的村官，会为村民服务吗?他们上任之后，第一目的恐怕还是捞钱，把投资的成本挣回来。
他：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是这样?
我：有没有感觉，农村的选举就像做生意，价高者得?
他：选举本来就是生意!我是生意人，一直这么看。即使没有好处可拿，我也得考虑，选哪个人当村长，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利益。这不是生意是什么?而且，你这书呆子好好想一想，生意那么可怕吗?有生意的地方，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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