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话语.

　　西方话语统治了五四以来中国人的头脑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再学会说中国话

　　重建中国话语

　　后发制

　　西方话语荒谬三例

　　西方话语的优势地位来自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失衡发展的战争技术，以及屠杀奴役世界人民的野蛮文化。

　　五四是个西化狂飙突进的年代。西方话语如潮水般涌进中国，迅速淹没了中国话语。那是一个社会发生极其剧烈变革、一切以现代化西方为指标的年代。在当时建立起来的西方话语体系，一直居于中国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主流地位、统治地位，一百多年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下面这些西方话语的突出例子，重新思考一下，西方话语的荒唐谬误究竟有多严重?

　　民主— ?— ?民主这个词是个外来词，出现在五四时期。这个词的根子在资本专制和殖民掠夺统治。中国原来没有这个词，是因为中国从来都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社会自治，不需要民主。西方历来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碎片社会，为了政治整合，也为资本专制铺平道路，所以需要民主。民主政治的关键程序是票选。票选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就是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暴政。由于多党票选依赖资本实力，所以票选过程是一场金钱操控选票的幕后交易过程，以及以暴力手段辅助金钱贿选的过程。很显然，在票选过程中，依赖金钱，利用金钱操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决策黑箱化，是民主的致命伤，是极少数人实现对绝大多数人统治的必由之途。因此，民主就是资本专制。民主即专制。

　　民主这个词确实好看好听，所以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望文生义是必然犯错误的。很多人以为民主能给出公正。其实根本不可能。民主首先保障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最大实现空间，也是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穷凶极恶掠夺自然摧毁环境的根子所在。民主是代表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政党互相争夺权力的机制，无论哪个利益集团上台执政都只维护一己私利，不可能照顾全民的和长远的整体利益。所以民主即资本专制。

　　民主从根本上、从意识形态上撕裂人类社会，制造所谓“ ?思想言论自由竞争文化多元” ?，以黑为白，以资本殖民延续老殖民主义世界性掠夺传统，在全球造成普遍贫穷和政治冲突，从根本上为西方资本殖民利益提供全球性社会基础。民主有特定的理论、方法、程序和话语逻辑，都是为资本专制殖民统治服务的。所以，并非所有人民自主社会自治的路径都能称为民主。人本、民本、民族主体和人民主权、社会自治的路径比民主宽广得多，历史也更悠久。民主只是一个精心编造的为西方资本专制殖民统治服务的欺骗性词语和游戏规则。从西方民主国家的票选(尽管它是最发达的资本票选)，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票选，到中国农村十几年的村级票选，我们可以看出，民主票选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有无数多的人为因素可以干涉票选，使票选成为一场十足的闹剧和惨剧。民主票选必须花钱。结果必然是资本实力决定选举结果，以及极少数人专制统治绝大多数人。美国的“ ?民选” ?其实是华尔街选，日本的“ ?民选” ?其实是华盛顿选。民主票选就是资本选。自由主义极右派和反民族分子千方百计向中国人民隐瞒这些实情，就是要把中国引向民主邪路。

　　民主宪政来到世上，肩负的使命就是，为资本专制乃至全球资本殖民统治提供制度保障和道德伪装。民主宪政治下，没有出现过任何社会公平，没有过正义公正，没有产生任何文明理性。有的只是贫富悬殊、战乱杀戮、穷奢极欲、贫困饥饿、资源枯竭、环境崩溃。为民主宪政说话的，都是为了美化资本，美化霸权，企图使资本专制殖民统治维持并扩张对人民的暴政。

　　民主其实掩盖了资本专制在立政、立法和行政决策三大关键环节上的反动本质。立政，从宪政开始，以人民之名立资本之政的目标和方向，最终确立几权分立和货币独裁的制度结构;立法，通过一系列庞杂繁复令人头昏目眩的法律制造出一个以司法独立为标榜的法制偶像，在无比复杂的法律框架里铺就资本独裁的路径;最后，在人事票选票决和重大政策决策上施以暗中操弄。

　　民主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冲突的产物。民主票选的结果只能让某个利益集团执掌政权，所以民主政治结构出来的政府仅仅代表某一部分社会集团的私利，不可能代表国家民族的全民整体与长期利益。民主政治治下，无人代表全民利益。处于绝对经济劣势的中下层人民永久地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极其反动的政治架构。但这一切，却是在一人一票的表面公平公正的幌子下实现的。

　　民主的基础是一个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横行的碎片社会，与此相反，中国却不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是一个把国家、人民、政府和社会紧紧凝聚在一起的大一统的整体。几千年的道统把中华民族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文明体。现在总结我们拒绝民主的理由：一、民主弃绝社会和国家整体、全民和长远利益。二、民主支持并维护社会贫富悬殊普遍不公平。三、民主制造并加剧政治腐败冲突暴力社会分裂。四、民主支持并扩张西方资本专制的全球殖民掠夺暴政。五、民主扼杀人性之善违逆自然规律造就世界不可持续。一句话，拒绝走民主邪路。只有人本、民本、民族主体;人民主权、社会自治，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正道。

　　民主的现实危险是，一旦中国被纳入民主票选的西方轨道，社会碎片化进程急剧加速就不可避免，西方资本控制殖民统治就可以借此入无人之境，对中国实行全面的资本殖民地控制。须知，现今的世界，世界货币的发行权和定价权掌握在华尔街手中。中国大一统集权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优势一旦荡然无存，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将遥遥无期。

　　专制、独裁、封建— ?— ?专制一词产生于五四时期，也是外来词。这个词本义专指日本天皇的专权制度，后来用于翻译欧洲罗马帝国以后出现的基督教教会专制autocracy(与独裁同义)和世俗封建君主专制。中世纪中后期欧洲专制政体受到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本革命冲击，逐步演化成为现今的资本专制。资本革命的政治历程是，以宪政限制君主专制独裁权力为先导，以启蒙运动的社会契约、分权制、人权和民主思想为引导，以几权分立和票选民主等主要环节，确立了形式上宪法— ?联邦制、核心利益为资本的民主政治，其关键环节为拥有货币发行权和定价权的私有制中央银行。这一进程首先发端于荷英法等资本、工业化与殖民主义强国，最后完成于殖民主义“ ?新大陆” ?美国。然而，正如《货币战争》一书所揭露的，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背后有着一个同步发展的资本专制生长发育进程。透彻了解整个民主机制的政治阴谋框架运作，就能发现资本在西方国家政治专制结构中的实际主体角色。

　　五四时期，专制一词却被拿来用作妖魔化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关键词语。但这是一种未经严肃论证的、极其粗糙糊涂的错误说法。实际上，横向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同期政治体制，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天差地别。首先，中国的世袭帝制是在“ ?文明— ?天道” ?的大框架下建立的。任何政权都需要证明自己合乎天道。天道亦即“ ?天法道，道法自然” ?。违逆天道的政权无权为继，要被替天行道的新来者取代。皇帝是“ ?天子” ?，要受到天道的制约和管束，不能专断独行，为所欲为。这就是后代所谓的“ ?道统” ?(日本的“ ?天皇” ?明示了皇帝的地位等同于天，所以日本没有天道。这是日本文化本质上异化于中原文化的根源)。其次，纵观中国历史，天道之中即含有人本与民本原则，君为轻民为重，任何帝王都不能违反这一天条。其三，中国社会从周代以后就逐渐建立起一种宗族家族地方自治体系，与农耕文化天然契合，形成两千多年极其稳固的高度人民主权社会自治体系，所以尽管疆土辽阔，首都的小小朝廷，也能依赖人力畜力水运技术条件，维持对超大国家的有效管理。中国人民享有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更多的和平。这是一个历史上真正的“ ?小政府大社会” ?，无与伦比。这样的体制，欧洲以同期小国遍地无数、封建割据、君主权力无边、无法无天的专制独裁，根本不能相比。

　　独裁，是专制的更加极端的发展。它指的是君王专制成为极端个人专断、丧失一切执政理性、无视任何他人意见、罔顾任何政策恶果的个人执政状态。

　　五四时期的社会革新历史运动，目标是尽快建立一个可以救亡图存的西化国体，以便抗衡西方殖民主义强国压迫掠夺，迅速实现超常发展。受此压力，专制一词随即糊里糊涂地流行衍用，以攻击传统文化势力，迫使中国社会迅速接受“ ?现代化” ?改造。随着整个中国话语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转换成为西方话语，中国的光辉文明史，被抹成一团漆黑。本土社会意识形态被逐渐驱离文化主体核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占领正统地位。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妖魔化过程。事实上，专制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任何祖传文化基因，反而是一个一直被谨慎提防的个人野心政治倾向。中国社会历来讲求扬善制恶，整个社会体系建立了完善的人性向善的结构与机制，就连商业也要让位于农耕，受到轻视与抑制。一个连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意识都不能抬头的社会，哪里会产生什么专制和独裁?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坚持了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基本公平，有效抑制了贪念私欲，杜绝了导致社会失衡的畸形发展机会。而旨在张扬个性私欲名利膨胀暴发的政治专制独裁，任何发展又有什么实质意义?所以，中国没有专制，更没有独裁。一百多年来的民族文明不白之冤，应该得到彻底澄清。

　　跟专制一词常常连用的“ ?封建” ?一词，更是可笑。中国自秦朝以后的大一统农业社会废除了封建诸侯体制，无需赘言了。

　　文明— ?— ?文明一词源自《周易》，“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 ?龙” ?是文明的符号。文，指的是条理次第以及社会秩序文化概念。文是我们祖先创造的纹章符号图式。远在文字体系出现并广泛应用之前，文化早已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只有文化体系的完善，才能为后来的文字创造提供必须的一切社会对应物。有了文，我们的祖先就开了智，天地宇宙及其自然之道就有了秩序规律，一切都明明白白。这就是文明一词的本义。这个中国人最早的文的集大成者是伏羲，他的文化成果就是易经— ?中国方符号体系。这个体系中，与阴阳八卦相关联的还有河图洛书，八角太阳纹(就是后代文字中的“ ?贞” ?字)，以及稍后见到的天干地支、凌家滩玉版式盘、五行生克等。这些原始符号现身的时期不一，但都同伏羲八卦紧密相关。它们全都能在一个“ ?方” ?上得到阐释与说明，并且都具有互相联系的内在特性。它们的总和，就是中华文明的根经典— ?— ?易经。这个符号体系就是“ ?文” ?，于是“ ?文以载道” ?，经过长期培育，道逐渐深入人心，变成社会共识，形成了中国人极为完善的文脉道统。

　　在这个文明体系中，核心的部分有两个内容，两位一体，一个是理性，一个是人本。中国人的理性体现在“ ?八卦— ?中国方” ?图式的演绎上，体现在一个完整的六合时空之中，自然而然，一目了然。后世《道德经》所云“ ?道可道非常道” ?，是因为前人以文载道的传统，被后人以字载道取代了，文字遮蔽了符号所表达的道。道可道非常道，也是因为自然规律的无限可知性。中国人无与伦比的理性高度，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毛主席所概括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人民服务。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人以站在地上为自己定位为开端、继而构建认知人的生活环境和世界宇宙的工具性框架和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道法自然，扬善制恶，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性。这就是中国人的千古不变的天道(后世又叫“ ?道统” ?)。文明的基础就是这个理性和人本。可以想见，没有这个强大的理性支撑，文明就无从谈起。

　　现代西方话语中的“ ?文明” ?，对应词是英文civilisation。Civilisation的本义只是“ ?公民化” ?以及“ ?公民化社会” ?的延伸义，其内涵同“ ?文明” ?二字毫无关系。实际上，在整个西方语言文字中，既找不到文明的对应词，就连“ ?理性” ?的准确对应词，也找不到。没有人的理性，西方哪来的文明呢?我们现在知道，“ ?西方文明” ?这个概念包含了主要的非文明和反文明因素，偏偏没有真正的文明。“ ?西方文明” ?“ ?现代文明” ?“ ?工业文明” ?等等，是中国人在五四时期慷慨送给西方殖民主义强盗文化的美称。

　　极右派口中的“ ?西方文明” ?，有着这样一些主要内容：有组织的宗教(神本)、哲学、逻辑、资本、工业、科技、殖民、民主、征服等等。这些内容中，除了一般文化要素的构成，除了一些民用工业科技产品，几乎没有什么文明的内涵。即使是物质产品，其最先进部分也属于大规模杀人武器。那是文明吗?在含糊其辞的西方话语关于文明一词的说明中，文明最重要的内涵被刻意忽略了。在中国人看来，文明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的核心认知系统与社会管理系统，以自然为范本的生活方式，扬善制恶的基本人伦道德体系，和平和谐的内外社会关系(含国家关系)，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平衡可持续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些原则和指标，可以区分文明与非文明、文明与反文明的不同。可以想象，离开这些积极追求的文明目标，人类社会就会远离天道走向邪路。而在西方，我们恰恰看到了这个历史情景。由于神本和资本，西方缺失了人本，丧失了人之理性应有的高度，所以不能发展出来文明。

　　但是，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即西方话语)却把西方的资本专制和殖民文化全都称为文明，真正拥有文明的中国人，却被妖魔化为“ ?落后、愚昧、迷信、野蛮” ?。这种对历史和文明的颠倒，是现代中国为救亡图存、以超常方式赶超西方列强的民族和历史的一种本能反应，过激，错误，但是有短期策略的效果。过去三十多年也就是这么一个历程。但这种颠倒是代价极其高昂的，是必然要重新颠倒回来的。

　　西方文化的根子：极端主义

　　西方话语，亦可称之为现代西方资本话语。它是现代以资本利益为核心、以货币垄断独裁和民主专制为政治支柱、以军事霸权和全球掠夺为主要手段的全球资本专制殖民体系的主流话语体系。其核心，就是自欺欺人的极端主义黑白二元思维方式、简单线性逻辑与契约精神。这个极端主义话语系体系经过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逐渐在全世界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软硬件一体的资本专制与殖民统治。

　　这是一个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下的西方人类现代社会文化结构，它起源于犹太民族的一神教造神运动，距今已有三千二百年到三千八百年历史。古代希伯来人的先知阿伯拉罕首先在三千八百年前提出用唯一神取代众神的思想。这一念头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因为那时全世界的人类都处在巫文明时代，自然神和多神崇拜维系着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活。用信仰独占和崇拜垄断的方式制造出一个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唯一神，在具有信仰和崇拜自由的远古巫文明时代，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极端主义信仰。所以希伯来人部落一直迟疑不决，过了四五百年，到三千二百年前，另一位希伯来先知摩西才利用了民族生死关头的机会，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同凶恶的战神耶和华签订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合同、也是唯一的一份人神合同“ ?摩西十诫” ?。希冀以此赢得希伯来人的优越地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终于降临到这个世界。当然，其后几百年中，犹太人的真正信仰崇拜活动仍然处在多神与一神的含混不清之中，耶和华也并没有兑现保护犹太人的专责，直到新的一神教基督教的出现。

　　极端主义的起源点，也是作为西方文化主体的犹太文化与智慧的原点：用相互制衡的办法固化一个排他性的交易;桌面上的合同文本既意味着前一个阶段的交易实现，也预示着下一个斗争回合在桌子底下的开始。合同的文本是用来制约对手的，桌子底下的较量才是实力说话。这一“ ?斗争— ?谈判— ?交易— ?斗争” ?的冲突循环模式，成为往后三千年犹太文化以及犹太资本逐渐征服西方世界、变成西方文化主体的基本模型。请注意，在这个智慧原点中，合同其实就是无赖的代名词。很简单，如果有诚信，就不需要合同;原本没有诚信，签了合同仍然没有诚信。合同既不是来自诚信，也不是诚信的保障。本质上，合同纠纷并不是来自合同，而是来自对合同的利用和背叛，来自合同各方的无赖本性。无论有无合同，纠纷始终存在。所以，合同是社会没有诚信的表现，是掩盖实力较量残酷冲突的欺骗文本。一切取决于实力的消长。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犹太智慧的原点。后来所谓“ ?契约精神” ?“ ?实力制衡” ?也全都来源于此。西方文化与智慧的原点，决定了由此生发的西方文化的极端主义与无赖本性的特质。

　　把以神为本、极端主义意识和契约制衡的西方文化原点，同中国人阴阳和谐、以人为本和中庸之道的文明原点相比较，优劣彰显，无可置疑。

　　极端主义意识主宰了西方失衡的人性之恶、失衡的社会发展方式，极端片面地发展缺失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济与科技，制造出资本主义爆发式自杀式发展的现代野蛮。这一历史进程，得到了以契约制衡的结构支持。契约制衡的机制是：合同的排他性，造成“ ?上帝” ?和人的信仰的独占与垄断;合同形成一个斗争各方合作假象;合同来自实力的较量并开启下一轮实力的较量;合同掩盖了诚信的缺失和人性之恶的极度张扬;理论上以遏制无赖为目的的合同实际上根本无效;合同不能保证诚信，如同无赖不能产生诚信;不保证诚信的合同只是一轮又一轮的无赖行为之间的短暂间歇。合同的第三方信用，似乎外加了一个保障，实际上却是合同无信用的第三方延伸，其意义微乎其微。

　　极端主义一经产生，就逐步演变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流。经过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超越犹太教，发展为全民和官方的一神教政党，这一凶暴血腥的历史进程终于边缘化了古代的巫文明，以神本取代了自然发生的远古人本生活方式，把信仰极端主义化。其直接后果，就是接踵而来的以神性压迫人性的一神教教会专制。

　　一千多年以神为本的教会专制统治，直接激发起欧洲人欲极端主义的反抗。这显然是以极端主义对极端主义的新一轮极端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欧洲权势者的人性之恶假手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世俗封建君主专制独裁在短短几百年内，就发展成为登峰造极的权力无边、无法无天的吃人野兽。两种专制并行交错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整个欧洲暗无天日。这就是被称为“ ?黑暗的中世纪” ?时代。而它的开端，却是文过饰非的“ ?文艺复兴” ?，它的招牌是“ ?人文主义” ?，其实质却是个人主义，人性之恶的鼓励和纵容理论。在这期间，犹太人再次登上极端主义历史舞台，创造出了以高利贷实现以钱生钱的罪恶的资本机制。

　　严重缺乏人之理性的、黑白二元的极端主义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贯穿了整个西方社会，并继续它的兽性进化。以宪政法制为制衡手段的社会冲突政治模式，开始被用来制约野蛮的君主专制。个人主义升级为自由主义。所谓“ ?启蒙时代” ?发明出来的“ ?社会契约论” ?，实际只是“ ?摩西十诫” ?契约精神的延续，西方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多种极端力量之间的复杂的实力制衡结构，民主票选成为最终解决方案和资本专制的合法外壳。期间，民主和法制均被刻意神化，最后成为资本专制社会的遮羞布，最终演化成欺世盗名的资本专制殖民统治普世价值。

　　经过了宪政法制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欧洲社会开始构建一个以资本利益为核心、旨在保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利极大膨胀、以社会全面实施实力制衡为原则的政治分权制度。这个制度首先在脱离了所有传统束缚的殖民地— ?— ?北美建立起来。它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依赖野蛮暴力征服和血腥屠杀原住居民的“ ?新大陆” ?，如脱缰野马肆意横行。它甚至把西方历史上最为丑陋的奴隶制延续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就是所谓“ ?启蒙运动” ?的实践成果。在这个以自由民主为标榜的殖民地美利坚，宗教自由、平等选举等“ ?文明社会” ?的“ ?理想” ?，无一兑现，直到二十世纪。相反，通过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专制— ?— ?毫无理性的私人货币发行垄断和高利贷债务陷阱的核心机制，得以全球化。

　　这一切都是在成形于1970年代的普世价值— ?—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幌子下进行的。由于建立了资本专制全球殖民统治体系，以军事占领为手段的老殖民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演化成为资本控制殖民主义，这就是“ ?经济全球化” ?的实质。自此，西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伴随着资本的全面扩张，向全球蔓延。其资本殖民的严重恶果，如今我们每天都能切实地感受到。

　　期间，希冀以无产阶级革命寻求建立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脱胎于极端主义的资本主义。严格说起来，马克思主义只是因对抗资本主义所需的派生理论。其本质及其解决方案仍然是极端主义的黑白二元论：以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以共产主义革命取代全球资本专制及其殖民统治。然而马克思无法解决共产主义公平社会所必需的根本前提：人人向善。他在整个欧洲西方社会中和历史中找不到这样的文明基因与理性传统。这成了他晚年最为困惑的“ ?人性异化” ?难题。其实也正是这个最根本的西方人类理性缺陷，导致世界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最后陷入困境。

　　无视人性之恶必须得到主动有效遏制的必要性，就是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处于自戕边缘的直接原因。这也是所有现代西方资本专制殖民统治罪恶的根源。从神本到资本，缺失人之理性的西方人类走过了一条历经三千多年的极端主义邪路，已经来到了人性崩溃的悬崖边缘。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整个西方，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进入无休止的战乱，几乎没有一天和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时期的中国人却在中华文明的支撑下，享有更多的和平和谐公平正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生活安宁，直到殖民主义横空出世。

　　巫文明内涵及历史

　　巫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成果。巫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有了人，就有了巫。最早的巫，就是最聪明的部落领导人。

　　人类的历史，从出现了人的创造物(石器)算起，至今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参见附件四)。如果按照进化论来看，人类的主要文化积累，也是这二百五十万年的漫长历程。但是现代西方话语却把有文字以来的历史，算作“ ?文明史(信史)” ?，把人类基本知识的前期累积和奠定，轻率忽略甚至妖魔化。显然，按西方所谓“ ?轴心时代” ?的概括，总共三千到五千年的“ ?文明史” ?时间，实际只能算作人类的现代史。把仅仅才三五千年的有文字的历史算作文明史，显然十分荒唐。试想一下五千年与二百五十万年之比较，是何等不成比例。

　　这个三五千年的现代史不是凭空而来的。新石器、文字、种养殖业、青铜器和铁器、贸易、货币、历法，乃至中国人的易经思想及其完整的符号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没有前面二百五十万年漫长悠久的远古祖先的知识经验智慧积累，则“ ?轴心时代” ?什么也谈不上。只有把文字出现以前的巫文明给予充分的评估，我们才能理解人类文化的真实含义，才能正确理解文明对于人类的真实意义和价值。事实上，易经思想及其完整的符号体系正是产生于文字出现以前的远古巫文明时代。

　　事实上，巫文明及其种种与人生俱来的文化表现，同所有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未曾须臾疏远，直到今天仍然不曾消退。比如，广场上每天日出时分的升旗仪式，新党员的宣誓仪式，失恋者把昔日恋人的照片点火焚烧，传统节气所特有的食品及装饰，很多特殊场合的心理技术，等等。世界上仍然有活着的较完整的巫文明，那就是印度教。佛教则是一种人造巫教。即使是意欲赶尽杀绝所有巫教的基督教，也实际继承了不可胜数的巫教传统。对于巫文明的认识，我们不能再局限于现代西方资本话语的妖魔化文本，需要来一次正本清源。巫是不会从人类生活中消失的。

　　巫文明时代的巫文明样式有两种，一是巫教，二是非巫教。巫教是全世界都相似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以自然为准则的万物有灵多神信仰、相信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乃至无穷、众生平等诸神平等以及万物相生相克并无上下贵贱之分的观念、以子宫与地球为本源的女性文化及其社会结构、对于各种其他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宽容，等等，是巫教的主要特质。巫教式样的巫文明是全世界都相似而且共有的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了全世界的巫文明以后，才意识到，非巫教的巫文明只有中国才有。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无神灵崇拜。中华文明，既包括巫教文明，也包括非巫教文明，而两者之中，非巫教文明占据主导地位。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历来淡薄。而关于这个问题，似乎从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说清楚。

　　什么是非巫教文明?非神灵崇拜的巫文明时代的文明样式，就是非巫教文明。全世界只有一个非巫教文明，就是中华文明。非巫教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其独特性不容争辩。中国人的祖先从远古的巫文明时代起，易经思想的符号图式体系就完整地说明了神鬼之可信可不信。在其近乎完美的认知工具“ ?中国方” ?内，以人为本勘定时空位置，格物致知，无需假手神灵，测知世间万物。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几千几万年后的科学，无出其六合之内。而六合之外的神灵，中国人“ ?存而不论” ?。这也就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人本原点，理性原点。

　　中华文明主体的非巫教性质，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理性高度。在认知宇宙的基本立足点上，中华文明的主体是人，不是神，所以是以人为本。中国人以自身为起点，以自身身体自然延伸的左右前后上下为空间坐标，给自己定位，给世间万物定位，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站在方外，用神的眼睛看世界(神本)，一切答案向神求。这一人之理性的强大基础，可靠地创造并支撑了中华文明巍峨的文化大厦。由此建立起来的“ ?大一统” ?条理次第(高维度网状逻辑系统)，把中华民族国家社会包括民本社会与政府，在文化上凝聚成一个整体，而不是西方社会政治的割裂分化互相冲突。这就是中华民族极其强烈的凝聚力之所在。

　　巫文明是世界性的文明。印度至今占有主流地位的印度教，欧洲以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为主体的凯尔特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西亚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都是巫文明的杰出代表。但它们的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千年前的文字时代来临后趋于消亡。即使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印度文明，也未能创造出一个大一统的文明主体民族。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煌煌在世!这其中的文明奥秘，就在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非宗教以及人本的性质。因此，只有人的理性才能创造出文明;唯有以人为本扬善制恶的最高理性，才能建树起中华文明。

　　巫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出现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农耕时代。其中还有一些别的时代称呼，比如天文历法时代、纺织时代，等等，都是伟大而难以企及的文明足迹。由于巫文明时间跨度数百万年，考古史料稀少，难以得到充分确凿的描述论证。这方面尚有大量工作要做。

　　意识形态的归一化

　　不管人们多么惊讶，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归一化机制。我们一般把这种机制叫做“ ?正统” ?，或“ ?主流” ?，或“ ?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它们的本质，都是意识形态的归一化和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当我们今天提出对中华文明来一次正本清源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一次意识形态的归一化、主体化。毋庸讳言，没有意识形态的归一化主体化，就不会有既定的民族，不会有既定的社会，更不会有既定的国家和既定的政府。即使是出于利益结合的某种国际联盟，也必定是同这种深层的意识形态归一化相联系的。所谓“ ?文明的冲突” ?，只是这种意识形态归一化与标准之间冲突的浅层表现而已。不管西方如何强调“ ?文化多元” ?，其归一化的意识形态始终得到最大强度的维护。

　　正是因为欧洲人从一开始就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基准，所以欧洲只能沿着一条借用与拼凑此种意识形态的路径发展。它的主脉络是：来自西亚的犹太教基督教一神教意识形态— ?— ?社会自发的野蛮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 ?一神教契约式实力制衡社会组织意识形态— ?— ?资本至上制度万能的“ ?宪政” ?与“ ?普世价值” ?意识形态。这样一条杂乱的意识形态发育路径，归根结底，就是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路径。它的根源正是在“ ?摩西十诫” ?。欧洲现代国家体制，正是在极端主义的资本至上与制度万能意识形态初步达成归一化之际，形成的。它的整合，则已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缺乏人的理性，这种归一化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从以神为本到以资为本，本质上排斥以人为本，根本站不住脚。所以它的成型之日，就是它陷入末日混乱之时。

　　意识形态的归一化，与工业和科技的标准化有类似之处，但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指标构成、更大的冗余度，或曰模糊性。它的精确性也有，主要体现于语言文字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文化应用系统。中国最近一次意识形态归一化是(从一九四零年代开始到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中国上一次意识形态归一化是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两次意识形态归一化都是历史的转机和开端。当下的社会乱象，说明意识形态已经远离了原体系，不能归一。

　　意识形态的归一化，基准是文化本体的发生原点。我们现在知道，现代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来自三个文化发生原点。中华文明及其文化发生的原点是伏羲时代的易经-中国方及其一整套文化符号体系。而西方文化的发生原点是“ ?摩西十诫” ?及一神教起源。第三个原点，存在于那些仍然处在现代文化边缘的世界各地的老巫教。老巫教文明是现存的人类最古老文明。文化原点是人类每一个民族成员的根与本。人类文化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都要随时返回到原体系，以原体系为标准时时加以核检，才能适时调整修正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偏差，保持正确方向，保障社会结构稳定。

　　意识形态的归一化，首先是文化本体的确认和确立，是文化主体民族和文化原点、以及由原点发育而成的文化体系两位一体的确切定位。其次才是按顺序排列的一整套社会文化体制，包括国家、政府、政体、道德、法律、典章制度、社会组织、教化教育等等。因此，意识形态的归一化是一个民族及其每一个成员的根本。这个归一化一天不完成，有关的民族国家就一天不能成形、一天不得安宁。既有的民族会解体消失。人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何以立世?所谓文化多元，只是意识形态基准上的交流与变迁，以及外围文化，虽然活跃，却不是主体。

　　由此观之，意识形态的归一化和主体化事关文化及其主体民族的存亡。犹太民族在它同上帝耶和华的合同破裂、失去了自己的存身之地以后，死命维护着一本《旧约》，终于还能保存下一个残破的民族本体。

　　由此观之，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套既非中华文明、亦非西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标准的、而又两者兼而有之的西化意识形态标准，预示了往后几十年无所适从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由此观之，中国自近代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掠奴役以来所进行的激进西化运动，实质上正是一场偏离自身民族意识形态基准的运动。这个历史运动，源自救亡图存、以不平衡方式求得超常发展的民族生存本能和紧迫需求，本民族意识形态标准被极大弱化边缘化，全民族以极不情愿的文化叛逆，靠拢西方意识形态标准，以追求民族生存发展与主权，这一进程陷入深度矛盾，所以动荡异常激烈。由于最近三十多年来资本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当今西方意识形态标准的核心部分，“ ?宪政民主” ?“ ?普世价值” ?已经摆下了同中华文明摊牌决战的态势，中国人正面临着两种意识形态标准的最后抉择。

　　而一旦丧失了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主体性，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原点，放弃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中华文明主体民族身份，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中国人将彻底沦为西方资本的奴化人群。

　　然而，我们也有好消息。西方资本专制殖民帝国为什么要围堵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资源不如非洲南美，人口与印度大体相当，不是富裕国家，西方这是为什么?全部答案就在于：中华文明是西方资本专制殖民全球暴政的克星。全世界能够对西方资本专制殖民统治进行有效抗击、并最后战胜资本邪恶的正义力量，只有中华文明。一百多年的疯狂西化徒劳无功，就是明证!

　　重建中国话语

　　正如一百年前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西方话语时代，今天中国必然要面对的新一轮社会大转型，也必须以中国话语的重建为开端。前文所揭示的西方话语“ ?民主” ?、“ ?专制” ?、“ ?文明” ?等流行概念和词汇的实质与危害，以及西方世界历史话语的欺骗性质，足以显现西方话语弊端丛生，无以为继。

　　西方话语的本质在于它的神本和资本特质，不能如实给人定位，由此导致基本认知方法的无理性甚至反理性、反文明。西方文化从源头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梢枝末端，无不充斥着此种极端主义特质。从追究没有答案的终极问题开始，西方哲学短短两千多年就死了，上帝也死了，历史也终结了。这些人文思考上的荒谬，制造出来的是无理性反文明的现代资本专制殖民政治体系。这个资本专制殖民体系借助于资本全球化，又强行推衍到世界各地，成为资本对全球的垄断与殖民控制锁链。在这条锁链上，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起着诱饵的作用、精神毒品的作用，以及政治结构的作用。而一整套破绽百出的西方资本话语，则格式化了所有人的大脑。但这一切，随着世界性矛盾和危机的不断出现，如今正面临疑端四起的局面。资本专制寿限日益临近。

　　西方话语危害最甚者，是渐渐从根子上釜底抽薪我中华民族的文化本元。西方话语是西方文化的话语表述，诸如唯心唯物，私有公有，民主专制，自由奴役，盈利亏损，都是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二元意识形态和是非颠倒。一旦西化深入骨髓，假以时日，我中华文明的天道人道中庸之道就会被连根拔起，使得中国人再也不成其为中国人，千万年的文明硕果就会变成历史陈迹。这种后果，将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灭顶之灾，也必然是人类返回野蛮的无可挽回的致命灾难。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西化历史，其本质正是以不平衡方式求得超常发展、赶超西方坚船利炮强权霸权的过程。为此中华民族承受着巨大的代价：人性堕落、文明倒退、贫富悬殊、社会紊乱、政治黑暗、环境毁坏、公平正义渐渐远离。而当下这一进程尚未抵达尽头，危机却已临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最黑暗的时刻也就是黎明将至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依然有着中华文明本元的支撑，我们的智慧和意志依然强大，足以支持我们扭转颓势走向民族与文明的复兴。

　　如今，突破西方话语桎梏、正本清源，重建中国话语、回归中华文明理性的历史运动正在向我们这一代人迫近。中国以西化和不平衡方式谋求超常发展的整个近现代史，正在接近终点。再过三十年或六十年，中国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将会达到诸强前列。这一历史目标的达成，就是全球性转型时代最后阶段的降临，人类将会决定最终由文明统领世界。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起，致力于中国新话语的建设，培植起全民族的文明正气，培育新一代社会领导人及领袖群体，为下一个文明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的第一步，就是重建中国话语。

　　过去三十多年，由于经济私有化并实行自由化市场经济，严重削弱了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中国的思想理论、文化艺术、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等人文领域，不但全盘继承了五四运动的西化遗产，而且在完全彻底否定中华文明、美化西方文化及其最为丑陋的殖民主义、以及进一步极端西化的方向上，走到了史无前例的极端境地。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这种意识形态把以往所有的思想疑虑、革命失误甚至莫须有的历史责任，全部归结于残存的中华文明及其革命领袖人物，其态势无异于举刀自戕。可谓情势危急。此种状况，如果不能给予坚决抗击，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就会成为一个难以逆转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并不为过。

　　中国人要说中国话。中国人不说中国话而说西方话几十年，到今天已是西方话语泛滥成灾，民族文化元气虚弱，人心失散精神萎顿，千万年锻造的文明处于危急境地。

　　政治上，权力导致腐败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西人看不清楚。他们说是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实际却是因为掌权的人腐败了。这点不同就是中西方有无文明有无人之理性的差别。西方鼓励纵容人性之恶并以为人性之恶正当，所以权力腐败不怪人，怪制度。其实人的腐败才是一切腐败的根源。西人找不到人性善恶的平衡中点。中华文明千万年之前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会把人的责任推给制度或上帝。只有人负起自我约束的责任，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宪政民主法制的要害就在于此。当前中国一旦中央集权体制失守，代之以民主多党票选，全民族的灾难就再也难以避免。在此危亡之际，中国人退无可退，必须奋起。让我们从重建中国话语体系开始。

　　在重建中国话语的新历史进程中，扶正毛泽东思想是关键一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重要的文化思想理论成果，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高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顺利执政的主要思想理论。必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要用中华文明的根经典及其文化内核为毛泽东思想进行注释和阐述，适应中国建设发展的新历史要求，让毛泽东思想逐渐回归中华文明。这个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回归自己的中华文明。

　　共产党领导能够在中国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中华文明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坚实的本土社会文化基础，有效抵抗了资本殖民主义时代的内外腐朽势力的夹攻。即使是在腐败成灾的今天，西方资本专制和殖民统治还是无法撼动中国人的精神堡垒。

　　儒家治国之术的缺点是过于强调平衡。过于平衡的结果是不会发展。如果世界本身是处于平衡之中，国际环境是平衡的，那就是好事。农耕文明的田园诗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出现并全球化使世界变得极其不平衡，所以谋求不平衡超常发展就要打破传统批判儒家。但是，归根结底世界人民的最大福祉在于平衡稳定。动态平衡，大致平衡，基本平衡，综合平衡，这就是科学平衡。毛主席曾经提出的“ ?综合平衡” ?，是真正的中华文明之精髓。毛主席还把综合平衡同群众路线结合在一起，实在是对中华文明最恰当的现代诠释。绝对的平衡是理想的状态，也是做不到的，一个社会系统的健康和生命力体现在于动态平衡，远离平衡就会出现两极分化。远离平衡的时间越长，社会就会出现新的矛盾与问题，解决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就是在新的状态下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李约瑟对十七世纪以后西方赶超中国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成为一百多年的难题，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平衡可持续与不平衡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质的不同。

　　中国已经为实现超常发展打破了千年平衡，为此中华民族支付了巨大的代价，至今仍在由此带来的政治社会危机中艰难度日。目前看来，此种状况还将持续一个阶段，少则三十年，多则六十年。天道彰著。等到中国形成了军力国力对西方的战略优势之日，才能真正摆脱西方资本专制殖民统治对我们文明和全体人类的致命威胁。在此期间，中国必须坚持培育中华文明的中国话语，必须尽力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必须坚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地位，必须逐步培育一种新型的“ ?人本民本、人民主权社会自治” ?制度框架，完善以各级政治协商合计为主要机制的民主集中制(非“ ?民主+集中” ?!)，以此长期有效抗击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回归并走出中华文明自己的长治久安康庄大道。当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逐步向左转，是完全正确的基本策略。

　　此外，中西文化之优劣对比，还在于中华文明核心中有着大一统文化基因，西方文化却制造出碎片化的社会文化。所以在未来民族复兴文明重振世界大同的时候，只有大一统的文化基因才能整合人类社会。

　　中国话语的重建，重点在于教育。要尽早在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展开正本清源的大规模荡涤，明确宣示中华文明的发生原点，对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持久的标准化运动。在各级学校普及教学易经思想标准课本，对迄今危害最甚的西方话语领域，如政治经济历史，放手批判，斧正视听，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话语的核心与基准，是作为中国思想意识形态标准的易经思想，应该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课程。而易经思想的现代版本，即是“ ?中国方” ?教程。

　　易经— ?中国方的起始点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定位。人的左右前后上下定位系统，是以人自身存在为前提的，但也是一个宇宙系统。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人站在认知世界的自然环境之中，人在方内，不在方外，这就是人本。以人为本，才有人的理性;有了人的理性，才有文明。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的远古以来的传统。以人为本是道法自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两个最重要的方法原理：认知世界宇宙以及民族社会的科学理性;认知人性善恶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人文理性。人的理性最终导引出完整的社会发展平衡可持续原则体系，以及扬善制恶法治为辅的社会关系伦理道德与国家管理体系。无论哪个体系，它们的最高准则都是自然之道。

　　自然之道是本，天道— ?— ?文脉道统为用。这构成了易经思想的道的核心部分。按照天道，中华民族的祖先精密构造了自己传承数千上万年的社会体系，创造出举世无双的人类最高文明。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文明逆流大磨难之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楚中华文明的不朽价值。道的明晰化是我们从今天起就必须开始的使命。

　　自然之道，可道，亦非常道。这是因为人类对宇宙与自身的认识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一切人类所需用之术，包罗万象，均在道之中、道之下。科学也不例外。自然之道本身是一个科学的形而上体系，科学及其他所有形而下应用之术自然被归纳于其中。这是很容易说明的。因此，中华文明体系中自然地包含了科学和技术方法系统，只是由于平衡的需要，历史传统上对科技和商业的发展采取了抑制的政策。对此加以适当调整，社会发展就能获得较快速度。那种认为中华文明及其传统文化跟现代科技不相兼容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然而，几千年来，文字文本的易遮蔽了起源于远古时代无文字的文符体系，在以文字阐述文符原版易的历史进程中，渐渐离开了易的原貌及其精确性。后世有多少人学易，就有多少个易的版本;有多少人讲易，就有多少个易的理论。而几乎所有的版本和理论，都离不开《易》的文字阐释版本;在近代，易的阐释语言甚至离不开资本主义现代话语体系的束缚。易之精粹内核，则随着符号体系的残破，隐入沧桑岁月，难得一识。目前我们极为欣喜地看到了上海李定先生突破文字屏障、返回并重建起易经符号体系的划时代研究成果《中国方》。这个关于中华文明起始原点的重大研究成果，使易经在历经几千年流离颠沛之后，重新恢复其原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叙述，结束了易经可以任意解说的失道局面，使中国话语及其正统意识形态的归一化成为可能(附件五)。

　　当此世界大转型时代，中国话语建设事关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未来文明前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肩负着中华文明复兴，并造福全人类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有信心，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重建中国话语的基础上，终结极端主义意识，在全世界弘扬文明天道和人间正气。重建中国话语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及历史长河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将开创中华文明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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