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范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的稳定的结构，是通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凝结下来的中华民族稳定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核心价值、管理模式、组织形式与人的主体性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中国范儿是中华文化范式，是中华文化的特殊本质。中国范儿是曾经使中国岿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最根本的软实力，也是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实现中国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国话语权体系，确立中国国际话语权，靠的就是中国范儿。
关键词 中国梦 中国范儿 中华文化范式 对称思维方式 中国话语权
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凝聚中国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国话语权体系、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最根本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是中国范儿。中国范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的稳定的结构，是通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凝结下来的中华民族稳定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核心价值、管理模式、组织形式与人的主体性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就像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新年第一曲的《中国范儿》歌词：真草隶篆写着那中国范儿，梅兰竹菊画着那中国范儿，笙管笛箫吹出了中国范儿，唐诗宋词诵出了中国范儿……
中国范儿是中华文化范式，是中华文化的特殊本质。中国范儿是曾经使中国岿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最根本的软实力，也是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实现中国梦，靠的就是中国范儿。中国范儿就是这么气派!中国范儿就是这么这么帅!
中国人凭什么?中国人凭中国范儿!
什么是中国范儿?
中国范儿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在中国哲学中，主体与客体，人与外在的世界处在和谐一体、相互沟通的状态，追求的是“尽心知性则知天”“天人合一”(《孟子》)的境界，实际上不自觉地揭示了宇宙和人之间的全息关系｡
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得到了科学发展的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空就带有主观的色彩,实际上包含着“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萌芽,只是爱因斯坦不自觉而已｡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世界观可以在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上演化出五度空间世界观。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其中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用包含意识空间在内、把意识空间与物质空间统一起来的五度空间观来代替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有必然性。五度空间观是四度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度空间观是相对论的完成，量子力学是相对论向五度空间观转化的中间环节。五度空间即时间、空间、层次的统一。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问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他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五度空间观突出了人在“社会——自然”统一系统中的主体地位，用主客体的对称关系重新定位整合人所活动于其中的一切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符合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五度空间世界观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指导。
中国范儿是对称的思维方式。
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运用到思维方式上就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证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思维的最基本原理，因此中国传统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易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的对称思维方式有现代科学的根据。对称思维方式的核心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展开来是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度空间与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完整、准确、统一地把握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主体、客体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系统中要素与结构的对称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主客体看成本来就是同属于不可分的复杂系统架构中，那么在量子世界中看来不可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微观世界到底是粒子、波、场还是弦等都可迎刃而解。
在知识经济时代，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天人合一”的桥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学、经济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将演化出对称哲学与对称逻辑学，从而促进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极大发展。主体和客体对称的思维结构，说明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对称经济学的范式，对称经济学范式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证与规范的统一，经济的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不可分;认为经济学拒斥形而上学、市场经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没有科学根据。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是经济学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道德标准与实证标准一致的科学依据，是建立规范性与规律性统一、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也是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逻辑前提。
中国范儿是对称的文化范式。
文化是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稳定发展的文明。文明可以是抽象的、线性的，文化只能是对称的、具体的。由中国“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世界观和对称的思维方式决定，中国文化就是对称文化。对称文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之胜刚，弱之胜强。(老子《道德经》)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德治与法治、出世与入世的对称。对称文化：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对称、市场和礼制的对称、个体与整体的对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称。对称文化：和谐文化、双赢文化、蓝海战略、对称管理、对称经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观基础;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塑造现代市场经济有着先天的优势。对称文化，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称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法，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文化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技术的、产业的、发展模式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中国的对称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就是对称文化。根据对称文化，改革是生产发展与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而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区分与对立，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怎样解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的不对称?计划体制问题重重，不改革不行，所以倒退没有出路;但西方的政治体制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弊端，照搬照套到中国也同样会水土不服出现政治体制与中国国情的不对称，产生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宪政制度中合理的因素，设计一条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民本范儿的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宪政道路，才有可能建立与我国经济体制对称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消除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左右之争及其解决方案就体现了对称文化。
中国范儿是功利主义价值观。
功利主义价值观就是用价值论的观念看问题，把认识论上的“真”还原为价值论上的“善”，认为真的不一定善，善一定包含了真;真是手段，善是目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普遍真理只有转化为普适价值才有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只有改造世界才能解释世界，只有知行合一、主客体统一、理论转变为实践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党章、十八大报告都很好，但必须通过可操作的顶层设计使之形成具体的制度、体制、政策，才能发挥正能量。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从内到外、从主体到客体、从个人到社会的过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
功利主义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称的思维方式与对称的文化范式扎根于中国主客体统一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非功利的价值观造成了西方哲学主客观的对立和不对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催化了中国哲学主客观的统一与对称。西方哲学的 “意义”是逻辑上的自洽和主观对客观的符合，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数理逻辑与数学符号来衡量水平高低;中国哲学的意义是价值即客体对人的有用性，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以经世致用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评估水平的标准。
西方非功利的经济观是增长观，追求数字符号，把空置楼林立、赚取美元空头钞票带来的GDP、人均GDP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和目标;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所谓功利主义价值观，就是把价格还原为价值，交换价值还原为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
根据功利主义价值观，经济不等于金钱，以经济为中心不等于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功利主义价值观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财富理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金钱理性就是钱赚更多、口袋装得更满，靠鬼城、空置房实现GDP的增长。财富的本质是价值，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价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交换价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国范儿是平等理念。
中国范儿的精粹：价值、平等、幸福。如果说，功利主义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平等理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只有以平等为中介，价值才能转化为幸福，功利主义价值观才能转化为幸福观。平等，既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人追求目标的手段。中国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独有的科举制度中体现的都是平等理念。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是平均主义，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诚然由于长期封闭式的落后的温饱型小农经济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但这里的“平均主义”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基本生产方式造成的某方面客观结果，绝非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形成社会深层次心理的，除了基本生产方式，还有分配方式;除了物质的社会关系，还有思想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中国人民对于由于土地兼并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下形成的经济政治等级差别的心理承受力相当强，仅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经济两极分化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等级差别不足以使老百姓造反，即使在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被逼上梁山时，仍然也尽可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说明中国人没有出于平均主义而仇官仇富的历史传统。
综观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杀尽不平方太平”追求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人格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不是平均的“均”，而是平等的“均”;隐藏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后面的深层次心理结构，是人格平等，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而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要害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按分配而劳;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有导致平均主义的趋向，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用道德理性取代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诚信原则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
“经济人不讲道德”、“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平等理念的范儿格格不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剥削合理和靠官商勾结的原罪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免责空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失误形成的强弱分化不能固化为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压迫的本质是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本质是“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仇官仇富心理不是平均主义的回光返照而是中国平等理念的展现;中国目前足以威胁政权稳定性的严重的仇官仇富现象说明，曾经在西方高歌猛进一路顺风的用血和泪刀和剑汗水和白骨堆积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法在中国可能水土不服;如果一定要讲什么“中国特色”，那么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要把平等摆中间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大特色。中国没有土著居民，没有不同颜色人种，从来没有过种族歧视，没有人与人先天不平等的观念，任何人都不可能出于种族、肤色、出身、宗教的原因把不平等强加在其他人头上。中国只有民族融合没有民族奴役，只有农民起义没有宗教战争，只有后天形成的阶级差别没有先天的种族差别，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历史，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斗争历史就是平等实现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所以要真正“维稳”只能建立健全保证公平正义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范儿是中庸之道的行为方式。
什么是“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和谐之道、合适之道、对称之道。作为对称规律的中庸之道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大到宇宙发展、社会进步，小到人的一言一行，万事万物无不遵循对称规律、中庸之道。自觉遵循对称规律、中庸之道，是治国治军、科学研究、生产发展、个人生活幸福美满的必要途径。所以孔子说：“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不行中庸之道。”子华说：“圣人贵在中，君子抱守中，作为中庸之道，这就全部达到了。”东方朔说：“智慧的人为人处世，没有不崇尚中的。”中庸融通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的体系精髓，是中华对称文化的集大成。
中庸之道首先表现为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作为中庸之道的融合不是折衷和稀泥，而是扬弃，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中庸理性就是在差异中寻找同一，在否定中寻找肯定，在争论中产生智慧，在扬弃中综合真理，在对称中实现发展;和谐社会只能是社会各种力量平衡作用的结果，而不可能在单向度的社会中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期走向一个极端，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名义下由新自由主义右派经济学家主导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掩盖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推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和自由化，在“帕累托改进”名义下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否认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否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平等，通过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盘剥老百姓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破坏国家生态环境、透支国家不可再生资源、压低劳动力成本、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以及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掏空国内市场、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等途径、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并由此造成国内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都违背了中庸之道。实践证明：不改革开放不行，改革开放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行。
中国范儿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包括个人的主体性意识与民族的主体性意识。
主体性意识首先是认知能力。中国周易以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解决了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人不但可以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可以认识形上，而且可以创造形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上为本，形下为末，注重形上，以道御器，居高临下，提纲挈领，科学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主体性意识其次是创造理性。“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老子》)，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最好的例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万物生生不息，宇宙本质上是再生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资源再生的过程而不是资源配置的过程。资源再生是目的，资源配置是手段。生产力在于资源的再生性而非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的功能是教人投资创造价值而非教人投机零和博弈。创造理性就是创新、创造、创业思维，就是主体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创业价值观、自由自觉的劳动价值观。
主体性意识再次是自强精神。无论是南征北战攻城略地功成名就封妻荫子，还是悬梁椎骨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抑或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权力观与创业精神，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存在方式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的主体性意识最鲜明的表现就是爱国精神与民族主体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史可法)。“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毛泽东)也即民族平等问题，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并不矛盾，民族主体性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冲突，抵御外敌入侵反对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英雄永远都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永远都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范儿是对策理性。
对策理性与博弈理性相对而言，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而不是博弈。对策的特征是“算”，“多算胜，少算则不胜”，“知己知彼百战无不胜”;博弈的特征是“猜”，只能在“囚徒困境”中胡乱猜想。博弈需要的是信息，对策需要的是智慧。信息的对称是消极的，智慧的对称是创造的。信息的对称受外部条件的限制，智慧的对称靠自己主观的努力。把握信息靠线性思维，智慧创造靠对称思维。对策理性着眼于战略，博弈理性着眼于战术。着眼于战略，就是从本质看问题、长远看问题、全局看问题;着眼于战术，就是着眼于一时一事的得失。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对策战胜博弈的历史。西汉时期，刘邦当皇帝后在都城摆酒宴，招待文武百官。他问百官他与项羽的区别，百官纷纷夸赞他大仁大义。刘邦说自己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不如萧何，率军打仗不如韩信，但他能合理地使用他们三位俊杰，所以能得天下。项羽曾几何时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实力远大于刘邦，但他既不懂谋略又不懂争取人心更不懂使用人才，仅有的一个可以称之为人才的亚父范增还被他给活活气死，仅有匹夫之勇最后只能落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从整体上看就是对策和博弈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对策就是既有运筹帷幄的战略规划，又有战略、民心、打仗、用人的通盘谋局。对策和博弈的关系可以用下棋和打牌的关系来比喻。下棋靠全局谋划，靠智慧取胜，打牌仅靠运气和冒险“优化配置”手头有限资源。
西方“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投机经济学、GDP经济学、完全竞争经济学、建构精致数理模型进行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打牌经济学就是博弈经济学，中国再生经济学、全国一盘棋经济学、注重宏观调控充分竞争的经济学是下棋经济学、对策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洛阳南宫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对策理性说明：市场经济有计划，市场化改革有计划，深化改革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搞好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利益群体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范儿是礼制的社会管理模式。
“礼制”是伦理道德的法制化，“礼制”是形式，“仁义礼智信”是内容，强制推行的“礼制”使道德与法制合二而一。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缺乏法治传统。这是一种偏见。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不但是法治社会，而且是高度法治的社会;不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把道德纳入法律的范畴强制推行。从内涵来说道德和法律是不同的概念，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封建社会中，道德也通过法律的形式有形化并且被强制推行;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历代圣君贤臣都将“礼制”作为安邦定国、励精图治的主要社会管理模式，从周朝开始就形成的成熟礼制经长期延续，形成中华民族几千年礼仪文明发展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赢得“礼义之邦”的美誉。
“道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正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通过礼制把道德条文化、凝固化为法律并通过法治强力推行，道德观念才根深蒂固为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人的行为方式。通过“礼制”强制推行道德使道德法律化并固化为人的行为模式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固的秘诀。只有仁义道德逐步成为人们普遍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时，法律和道德才逐步分离。但不管二者怎样分离，法律和道德都不可能截然分开。道德通过法律来提升，法律通过道德来承载;任何时候道德都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
把法律和道德截然分开，必然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一个缺乏礼制寡廉鲜耻的国家，司法体制再健全法官也不可能是公正的，在到处奉行弱肉强食的潜规则没有任何公平正义的社会里讲“八荣八耻”“五讲四美三热爱”“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及“五个严禁”“零容忍”等法官行为规范都只能是一阵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依法治国以依德治国为基础，依德治国以依法治国为主导，礼制是依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统一的必要环节，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环节，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一个曾经的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成为黄赌毒假骗腐大国，曾经“温良恭俭让”的国民成为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国民，说明以经济为中心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重建把道德纳入法治轨道强制推行的“礼制”传统是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净化社会风气经济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
中国范儿是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组织形式。
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理解。从微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任何组织生活的原则;从宏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从整个社会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一种偏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民主集中制范儿首先通过民本与专制的统一来体现，其次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渗透在政权更迭中的主线，仍然是民本思想。在朝代兴跌、帝王更新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形式。中国由于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长达一千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宗教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征那样清除异端的宗教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统治权，最终决定战争胜负与在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存续时间长短的是民心的向背。正如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讲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何止一个李世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任何一个能够使朝代延续的封建统治者的共识。连明王朝七品芝麻官都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硬是把仗势横行的奸相严嵩之妹严氏正法。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极为严格公平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取，给了每个底层百姓通过自身努力平等竞争进入上层的机会，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体现了每个人机会平等的原则，而每个人机会平等就是民主。如果说西方近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作为对西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反动而产生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与形式民主是中国近代所没有的，那么贯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主义中的“民本”思想也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近现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相较其他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同中国固有的民本范儿更吻合。中国的民本范儿才是社会主义得以扎根的土壤。
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更注重实质民主，西方更注重形式民主。民本是民主的本质，实践证明如果不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很可能只是假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以民为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之所以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有钱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欺骗人民的工具。这说明：民本是形式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形式民主是民本的途径和手段。只要是民本，专制也是民主，或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的民主;只要是官本、钱本，民主也是专制，或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专制。所以贯穿民本理念与执政方针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看到中国成型的封建王朝的集权专制一面，未看到封建专制王朝成型前后通过农民起义诸侯造反体现出来的人民用剑和矛来投票、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必须贯彻民本思想的民主的另一面，对中国历史的片面概括不可能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管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断代标准，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民本即实质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是专制的基础，专制是民主的主导;民主产生专制，专制制约民主。但综观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应该说民主是绝对的，专制是相对的——不要说在战乱期间老百姓用刀和枪进行投票，封建专制王朝为了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民本就是在封建专制外衣包装下的民主内容。如果说在冷兵器与信息封闭的封建社会，民主只能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主完全可以通过竞争来完成。无论是在广大民众踊跃投票中胜出成为接受欢呼的赢家，还是在刀光剑影、尸横遍野、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战乱中笑到最后开创帝国，任何政权最终能够得以确立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纯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都不能长久，充其量是前一个失去民心支持的政权向后一个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权的过渡。信息封闭时代民意的彰显必须经过血和火的洗礼，信息开放时代民意的表述可以通过发达的舆论窗口来进行，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规律不变。民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周期发展后面的范儿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会缺位，缺位的是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民主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成败兴亡的深层次反思。通过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可以悟出，民意可导不可堵，民主可导不可堵。导之则有序进行，堵之则通过动乱来实现。
信息时代发达的信息工具和手段既为“导”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为“堵”演变为动乱提供了现实条件。所以要把公民的主体性、党员的主体性、社会活力和“乱”区别开来。如果因为怕乱而剥夺公民乃至党员的主体性，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其结果就是产生真正的“乱”。要把“民主”和“乱”区别开来。中国不能乱，但中国不能没有民主。维稳不是治乱的根本，法治也不是治乱的根本，民主才是治乱的根本，因为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改革的成果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
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用人民投票来选择监督执政者不可避免。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首先要与时俱进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权利。如果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内没有民主只有集中，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在党的领导层中逐步形成由腐败链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或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扩大自身既得利益必然通过以权谋私官官相护形成系统腐败侵犯一般党员和群众利益，导致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和广大一般党员的脱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所谓“官民对立”，首先是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和一般党员的对立，而不是共产党本身和人民群众的对立。
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大多数是好的，但由于缺乏党内民主，使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整个共产党，给人共产党整体腐败的印象。如果8000万党员的民主权利都能得到保证，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冰雪消融，党内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就会脱颖而出，就会从根本上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制度，只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党的组织生态中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并没有真正做到党章规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就勾勒出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的路线图。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党内民主化改革开始。所以民主不等于乱，有好的、先党内后党外的有序化的民主化改革路线图，民主化改革不会乱。但我们如果不能策划出一条好的先党内民主后党外民主的路线图来缓冲对抗和引导民意诉求表达方向，中国将成为前苏联或下一个埃及，动乱迟早会发生，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没有好的有序化的使民主走上正轨的操作思路，整天理论上吵来吵去，只能火上浇油。“中国这么大不能乱所以不能搞选票民主”、“西式选票民主不适合中国”的把选票民主和西式民主划等号、选票民主和“乱”划等号、在此基础上把依宪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否定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的明显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奇谈怪论提出来可能目的是灭火，但实际效果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但不能掩盖矛盾解决矛盾，而且还会激化矛盾。
这说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须以理论科学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她不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反映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把“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做既得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进行似是而非、实用主义、随心所欲断章取义的解释，那么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无法被全党普遍接受形成党内共识，建立在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虚幻的表面的“自信”实际上的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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