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马航失联客机上,为150余名同胞不知所踪痛彻心扉的时候。其实另一个爆炸性新闻——陆丰乌坎村委副主任涉嫌收受贿赂被刑拘,在两年前曾经吹捧其为开创“中国民主新纪元”的南都媒体上,只用了寥寥数语对其进行报道,在向来有“媒体依赖症”的中国舆论场鲜有关注的目光也在所难免。两年前,乌坎村村民在杨色茂等人的带领下,通过互联网配合境内外一些媒体的炒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引起世界舆论哗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乌坎村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抗争,最后换来一场“选票下的民主实验”,还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只不过现在看来这种积极意义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
两年前围绕“乌坎村样本”引发的不同舆论争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有人担心和质疑这场“选票的民主实验”的实际效果与可持续性并非多余。当年被冠以“维权斗士”的杨色茂,最终重复了一条赶走皇帝当皇帝的老路……随着杨色茂因收受贿赂被刑拘,被境外媒体冠以“开创中国选票民主新纪元”的“乌坎村样本”,不得不在自由媒体与公知们的沉默中悄然谢幕。历史再一次以铁的事实证明:西方的选票民主并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矛盾,对“乌坎村样本”谢幕引发的一系列关乎民主政治的反思,或可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些许裨益。
其一: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制度设计与中国现实操作中的脱节。乌坎村过去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所有农村基层政权都同样存在,如果非要说有差别,无非是相同内核下的不同形式;乌坎村现在面临的困惑,同样是选票政治给中国未来政治必然要带来的困惑。中国现行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的选票民主的照抄照搬,但在这几年的现实操作中,所起到的效果甚微。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1、部分基层党委、政府领导者对于基层民主操作的本能抗拒,2、基层民主操作中并严重忽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在中国现行基层直选中,尤其在农村基层选举中,存在于选举背后是极其严重的具有封建性质的宗族化色彩,农村基层选举往往沦为不同宗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此外,农村基层选举中的“代票制”非常普遍,“代票制”主要存在于流动人口较多的不发达地区,在一个人数上千的行政村搞选举,往往能够动员和参加的人不足一百人,而其它数量大得惊人的票全是“被委托代理”,而每一次选举之所以变得无足轻重,还在于这些“被委托代理的选票”决定了每次选举的成败。
其二:中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中国现实矛盾脱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中国诸多矛盾产生的现实根源,如中国社会存在的极其严重的“仇官仇富现象”、“贪污腐败现象”、“司法不公现象”等。而围绕这一系列问题,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也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有人主张通过“宪政民主”来维护“社会公平”,解决贪污腐败等问题,也有人主张通过保障“财富公平”实现“政治民主”,由于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很大程度上以维护现实存在的既得利益,而所提供的所谓民主自由不过只是一张“选票”,所以更容易为既得利益集团所接受。而主张实现财富公平的人首先是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自然他们的主张为既得利益集团所不容,这种观点也逐渐被主流阶层边缘化。而“乌坎村民自治”是充分保障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其准备以“保障民主”来维护“社会公平”的设想在本次村民改选中也宣告破灭。
我们暂时绕开乌坎村,首先我们回到腐败这个社会问题,自从有人提出“缺乏监督的权力是腐败产生的根源”这个观点后,其实就被别有用心的人将执政党绕了进去,既然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那么要消灭腐败就要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就得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民主”,而要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就是给民众选票,只要民众有了选票,腐败问题就迎刃而解。绕了一个大圈子,现在回过头来看选票是否给乌坎村消灭了腐败问题,答案是残酷而骨感地摆在“西化派”面前,我们现在可以用乌坎村的客观事实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但权力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简单地认为一张选票就是庞大的民主工程的全部,那无疑就是在闹盲人摸象的笑话。我们需要的民主不仅仅只是选票,更需要包括保障人民群众政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共同富裕。另外中国当前中国社会腐败丛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执政党唯利是图的执政理念,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进步,但经济的进步是为了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合理需求,因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应该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指标,孟子曾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最后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其实并不是西方的民主不先进,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思维太残酷,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带给人们的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影响,不可能因共产党短短几十年的执政而彻底消灭。我们的民主法制设计得再健全,但终究执行这些民主法制的人素质良莠不齐,自然我们的设计与我们的执行就出现了一个时代的差距。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发动了一场旨在根除封建文化与封建思维的“破四旧”运动,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封建传统思维对人们根深蒂固的控制。当然,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破除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人民民主,为此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也作过很多努力,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创立的“三三制”以及在他以后“饱爱诟病”的政治实践中,其实都是在为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律做很多有益的民主尝试,不论成与败,这些民主尝试带领经验或教训,都应该而且必然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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