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民：立足现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2012】 -

　　立足现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喜迎十八大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a962301018fw5.html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是一名坚定爱党爱国的公民，2009年7月28日曾以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临时负责人名义，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向中央转呈了《陕西工农维权运动通报综述》等资料，向中央和全总阐述了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以下简称陕西毛学组)，和在其直接影响之下的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的发起和发展情况，以及这两个小组活动的动机。这也成为我被捕判刑的导火索。在党的十八大到来之际，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关心，根据我亲身体会以及对过去和现在一些事实的了解，向党谈谈我对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看法。

　　一

　　在此之前迄今不到一年之内，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事件，先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于今年2月发表《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紧随其后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斥责薄熙来王立军的唱红打黑反腐行为是“文革余孽”，接着是王立军、薄熙来先后被终止政治生命，进入司法程序……这让人们对这次党的例会纷纷猜测，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左”派认为十八大将是一次叶利钦式的政变会;右派认为十八大应该是个彻底清算文革——彻底去毛化的会。前者悲观，后者踌躇满志，这两种意见实质上肯定的是一个问题：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即将夭折了。这种现象的确让所有爱党爱国人士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

　　顽固的“左”派一般都在革命的狂热和失败的悲观这两个极端摇摆着，头脑里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和大相径庭的现实的不可调和所造成的失败，让他们往往得出激进或悲观结论。就像2008年5月底去和杭州“左”派搞联谊，邀请和接待我的同志曾是一位文革中余杭的老造反派领袖，我们谈及文革结束后造反派被镇压的问题时，他分析道，四人帮被抓之后，在文革中产生的地方权力机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党的干部有党组织的背景回到党的队伍，军代表有军队背景，回到军队，造反派作为群众代表却没有背景，只能是被镇压被牺牲的。我说，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以你所说的事实推论，造反派本来是群众代表，应该有群众背景，这应该是个最强大的背景，但是造反派被镇压却几乎没有引起群众任何抗议，不排除造反派的做法脱离群众了，不客气的讲是被群众抛弃了。老同志认为自己既不贪污也不腐败怎么会脱离群众呢?我说你在执行党政策和路线上很可能没有结合群众的实际，从而失去群众支持，和是否贪污腐败无关。最后老同志意味深长的寄语给我说：“复兴社会主义事业要靠你们年轻人了，我们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我很奇怪的问，你不过六十多岁而已，再过十年也不过七十岁，党从1921年诞生不过二十多年就结束了中国百年屈辱历史，建立了新中国，难道在党领导的新中国要复兴社会主义比建立新中国还艰难吗?他表示现在的人民群众比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群众还要落后，所以复兴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希望。毛主席说过：“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页) 很可惜包括江青“四人帮”在内的全国造反派领袖们，展现给人民群众的除了夺权就是夺权的混战，极少让人民体会到他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所毕生倡导和带头奉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尤其是健在的老造反派同志并没意识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自身脱离群众的思想，对过去少有深度反省，对解决现实问题也没有方法，所以他们面对现实产生悲观就在所难免。

　　毛主席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从大的方面讲，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并指导全世界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到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足以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那么在现代历史阶段的中国，有什么能说服现代人的证明呢?

　　先说说取消农业税的起因。经过90年代的人如果在农村呆过，是非常清楚那时候农民生活是怎样的悲苦，负担是怎样的不合理，而上级的死命令又是如何把农村基层干部变成心狠手辣的暴徒。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扒房牵牛、搬谷拉猪是无所不为。有一个在基层农村干部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上吊不解绳，喝药不接瓶，投河不拉人。要是敢打人，就抓你的人。”

　　1999年8月，江西丰城某乡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忍无可忍，自发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

　　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

　　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

　　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事件逐步平息。所谓的为首人员逃入山里。

　　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这是非常罕见的。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

　　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在丰城事件以前，农民的反抗多数是孤立的个别的。老实的农民选择自杀的居多，也有个别冲动的会选择杀人，但是从来没有像丰城事件那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最终，只有丰城的农民兄弟们的铁拳才软化了官僚们的“铁心肠”，终于换来了取消农业税这一善政!(参考：搜狐焦点网北京业主论坛 > 秦兵论坛《百度知道：农业税是怎么取消的?》)

　　再就是举世瞩目的重庆模式，以铁腕打黑反腐赢得老百姓和一些爱党爱国人士的口碑，客观的讲，把这个功劳全部记在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身上是不完全的，稍有组织观念的人就知道，外调王立军之类的干部空降重庆，没有中央组织部门的批准是绝不可能的。更何况为了开展重庆打黑反腐工作，空降重庆的重要干部不止一个两个。所以说中央的支持是重庆模式形成的大前提。中央在重庆模式上体现的打黑反腐决心从何而来呢?

　　众所周知，2008年6月，贵州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瓮安“6.28”事件，爆发瓮安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是“当地水库移民搬迁、城镇改造拆迁、煤炭和磷矿等矿权纠纷、国企改制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些部门在化解过程中，办法不多。有一些矛盾久拖不决，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满意的答复，矛盾集中爆发”。 (人民网>>社会>>案件传真2008年07月04日)这些矛盾的背后是官员的腐败并和黑社会勾结的影子，正如瓮安被免职公安局长所说：警方内部与黑帮有纠结。(人民网>>社会>>社会专题>>贵州瓮安县“6·28”事件 )瓮安事件发生后，7月3日，贵州省委政法委在贵阳召开全省“打黑除恶”严打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为吸取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的深刻教训，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继续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经省委批准，省委政法委决定在全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行动，坚决打掉黑恶势力，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分子，铲除其‘保护伞’。对杀人、爆炸、‘两抢一盗’、黄赌毒等各类犯罪进行一次严打整治，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为‘平安奥运’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我们再回过头看距“瓮安事件”时隔不到一年的重庆打黑反腐，不正是贵州省打黑的继续和升级换代版吗?

　　2009年7月份，国内著名民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建龙集团)重组吉林通化钢铁集团(下称通钢)时遭到数千名职工反对，7月24日，委派的总经理陈国军被围殴致死，死时年约40岁。通化钢铁停产11小时后，24日晚，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职工抗议方才结束。(参考新华社《吉林国资委：通钢事件为个别人鼓动所致》 2009-07-27)

　　这一事件换来的是当年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就企业改制中依法依规地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出强调。《通知》要求“企业改制方案应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职工的裁减和安置方案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的不应实施;既未公开又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视为无效……”(中国政府网：今日中国>> 中国要闻 )

　　江西丰城农民暴力维权，和瓮安“6.28”，“通钢事件”这三个典型的群体性事件都是群众自发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却是触动党的最高层，做出了涉及全党和全国范围的决策。就像有农民说免农业税的事情，“皇粮国税，从古到今，到了共产党手里破天荒第一次给免了。”瓮安县至今还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并在旁边建立“警示教育馆”，时刻警醒所有党员干部，“永远也不能忘记惨痛教训、一刻也不能丢弃根本宗旨!”(新闻中心─衢州新闻网2012-09-10 09:32 来源：新华网)通钢事件迫使吉林省政府决定建龙退出，永不再参与通钢重组。这也再次证明了毛主席的那个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论断。

　　在我国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战争此起彼伏延绵不断几千年，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阶级才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获得翻身解放。而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农民阶级的主要支持下，推翻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民族独立和自由幸福。旧中国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的农民阶级，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没有条件接受教育。更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他们之所以英勇无畏的紧跟中国共产党走，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给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土地。我们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让千百万农民群众分到土地，并源源不断的参加到党领导的革命大军里，为捍卫自己的土地而战。同时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不断的提高着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改造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结合前面讲到的江西丰城农民暴力维权，和瓮安“6.28”两次事件可以看出，工农群众正像《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的补充论述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中描述的那样：“工农劳动者阶级不仅最勤劳，而且是思想最务实、战斗最英勇和最没有野心的，作为阶级，他们反抗的原始动力仅是满足自己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的最基本需求而已。”而工农群众对衣食的最低需求中就蕴含着大政治。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奋斗，让工农群众相信了党能帮助他们满足具体利益需求，革命便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这对我们现代的党内外左派及所有的爱党爱国人士难道不是一个昭示吗?

　　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因为前后三十年政策路线的迥异，干部违背党章践踏宪法，贪污腐败成风，造成大批国企的破产改制重组，工人成千上万的下岗失业，农民的承包地被野蛮剥夺的现象层出不穷。工农迫切需要的是依法维权。能通过维权入手结合工农，就有实现捍卫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目标的力量。

　　陕西毛学组做了第一次公开尝试，《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最后陈述道：“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应该是一支共产党人的预备队，应该是一个以彻底击败党内外《08宪章》派势力，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目的，党内健康力量和群众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联盟。”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举措就是《指导原则》的倡议书部分第十条：“以达成共识的毛泽东思想原则做指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范围内，积极参加和引导工农群众的依法维权组织。”

　　从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陕西毛学组仅仅实践了七八个月，就和陕西近三十家破产改制国企的退休下岗失业工人建立了联系。并且引导这些企业职工维权代表于4月7日联合向陕西省总工会递交了，关于改革职代会的《筹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申请书》，这个举措的结果，是2009年5月2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联合召开了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强调了中国工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坚持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坚持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的职能。陕西毛学组引导下的十三家国企职工又于09年6月15日，联合向陕西省总工会递交了《陕西离退工人致陕西省总工会的公开信》，向总工会发出了要联合起来行使《中国工会章程》赋予职工会员的，对一切工会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的信号;随后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会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就工会法执法检查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切实发挥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稳定劳动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上述事实说明，只要能发动和引导群众以党章宪法为基本维权武器，和党、政、工机关违背党章和宪法的官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得当，“党内健康力量和群众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联盟”是完全可以建立起来的。而且对党和人民是完全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事实证明了陕西毛学组2009年2月28日所总结和奉行的指导原则，是与时俱进的和正确的。同时也证明“左”派自己也感到无法实现而悲观的“推倒重来”的变革社会思想是错误的，2010年下旬，各地数十名“左”派另建党人士在重庆开秘密会议被抓，社会各界毫无反应，这和同一时期陕西毛学组临时负责人赵东民一人被捕入狱，却引发海内外各界爱党爱国人士声援形成强烈反差，这就证明脱离实际的“左”派思想是不得人心的。

　　1957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应当承认：有些群众往往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而他去世后的历史证明了，正是人民群众头脑中普遍的只“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的思想，成为摧毁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集体农业灌溉体系的基本因素。西安市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代表孙礼静带着全厂职工集体上访维权，厂干部来对工人说：谁和孙礼静在一起，就不解决谁的问题。结果职工当下四散而去，丢下孙礼静一个人，至今她个人的问题都没有给解决。我因为个别干部在我村征地拆迁中严重涉嫌违反相关政策和法律，起草了《暂缓迁坟的声明》并向村民宣传，想以暂缓迁坟争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当时获得绝大多数村民赞成。可是村干部提出谁在期限内迁坟，就可拿到五百元奖励后，村民几乎是争先恐后的迁坟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因为从总体上讲，涉嫌违法的各级官员以蝇头小利诱惑或者兼有胁迫工农群众的手段是有限的，首先因为群众对这种手段从内心是反对的，而且这种手段只能满足群众眼前的局部的个人利益，而没有长远的、全国的、集体的利益，群众眼前的、局部的个人利益是没有根本保障的。维护长远的、全国的、集体的利益，必须是通过把维护党章和宪法基础上的一切利国利民的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底的行动实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全党工作中心，改变了之前党一贯坚持的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方针。实践证明，这为资本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具体表现为，党政官员资本家化，工农奴隶化。拿农村来说，如两会发言人赵启正所讲：“现在出了一些土地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忽略了农民的利益。最后，有的地方官，比如说村官有腐败行为，这就是当地农民所不能容忍的。”免农业税之前，干部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搭车收费和农民抢粮。现在是党政官员为解决财政困难和农民抢地。因为有些地方政府不卖地都没钱发工资，就更不要谈进行地方建设了。这种官民土地矛盾日益激化，因此拆迁征地的流血冲突不断。上个月21日，辽宁省盘锦市警察奉命枪杀被征地拆迁的村民，刷新了政府官员和农民抢地的暴力记录。开辟了用子弹来解决敢于妨碍拆迁的农民群众的先例。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工农群众的觉悟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群众意识到，要么接受当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全国、个人服从集体利益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团结起来依法维权，要么继续自私自利，一盘散沙，随时接受抢地官员的子弹，那么答案是没有悬念的。反面教员从来都比正面教员的作用大。以陕西毛学组代表的进步群体的主要任务，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面对现实尽快觉悟起来。而实现这个任务的前提就是必须和激进的脱离实际的“左”的思潮作斗争。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党内外右派主张彻底的去毛化，实质上就是主张我党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

　　从学术角度分析，右派此时抛出这种论调具备政治条件了吗?拿前苏联后期作参考，首先苏共干部阶层的严重腐败，在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80%以上的官员，在苏联解体之后又摇身成为俄罗斯新贵，正是这个党内腐败的特权阶层成为灭亡苏共和苏联的首要政治条件。

　　今年两会2012年“两会”期间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提案:获高达99%的否决率。这不能不让人们怀疑中国政界几乎已经是无官不贪了，现实中，常有一些官员因为这样那样的腐败问题下马，过一阵子又悄悄的复出。表面上官官相护的背后，官员之间利益联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曾以焦裕禄为榜样，从政十余年，后沦为贪官的李真临死刑前说过：“当前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当然不排除这是贪官的狡辩，但是谁能完全否认这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现代官场的现实呢。诸如这些现象和前苏共后期党的干部阶层的情形区别有多大呢?

　　我去年参加重庆群众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活动。前后历时四天，通过和重庆离退、下岗、维权工人、农民工、大学生、左翼人士，文化界，法律界、等各层次群众进行交流了解，写了一篇《重庆官方“打黑反腐”和陕西民间“政治打假”结合的必要性及社会影响》，其中对重庆的感觉就是，重庆不是当年武装割据的延安;不是“左派”幻想中的“世外桃源”。他的社会环境仍然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占统治地位。所以，对于第一次来重庆的人来说，是不能从直观上看到重庆和国内其他省市有什么不同之处。也不可能找到在抗战时期，美国官方、海外华侨等考察团从“国统区”到延安所产生的天壤之别的反差。所以我在文章里表示了我的困惑：我们不知道那些攻击打黑反腐的重庆模式为“文革”式的政治运动的精英们，他们证据何在?他们荒诞的的观点从何而来?

　　今年初，以王沪宁同志的《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为先期舆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讲道：“‘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为后期定音，薄熙来被应声罢官，让人又不得不思考重庆模式和文革的联系。实事求是的想一想，便得出了结论，重庆外科手术式的打黑反腐，让官员人人自危，用重庆同志的话来说是“官不聊生”。“文革”也正是对各级党政干部队伍造成直接冲击，造成了官员人人自危的局面。所以重庆模式和“文革”在危及干部阶层的既得利益上有了共同点，难怪自始至终，从南方倾向个别当政大员的主流媒体开始，到最后演变成为党的政界大员都前后呼应的认定重庆模式属于“文革”模式。

　　但是重庆模式的夭折，也不能证明党内干部阶层集体腐败，不可救药了。客观的讲，重庆模式的唱红虽然唤起一些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铁腕打黑反腐也赢得了群众的口碑，但是却没有真正唤起工农的觉悟。自然也不能在群众觉悟基础上建立从根本上防止新的腐败产生的机制。腐败分子仍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统治下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前仆后继的产生出来了。而且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黑反腐逐渐的还会产生弊端，典型的就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下级对上级极端的畏惧和极端的盲从，个人崇拜之风就不可避免，党内民主难免被破坏，权力核心人物的错误难以被防止和纠正。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条件和“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的前提，是能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必须是在人民觉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所以说，重庆模式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开展直接参政意识的自我教育。具体的讲，就是没有组织并联合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这样的，主张人们通过“自我革命”自觉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民间进步群体。

　　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苏共没有了，寡头政治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依然存在并且更加严重了，苏共的瓦解，苏联的灭亡，让原来党内形成的腐败权贵阶层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在掠夺人民的财富方面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赤裸裸的。据2012年6月20日的《法制日报》报道：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1年“腐败感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排名第143位,得分2.4;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第75位,得分3.6。另据媒体报道,俄罗斯的领导人曾公开承认,80%的俄罗斯官员都有腐败行为;2012年09月06日的人民论坛网披露：俄罗斯社会已经广泛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现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已经成为了束缚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但是另一方面，面对无孔不入的腐败，俄罗斯有超过一半的国民认为，俄政府压根无法有效控制和打击腐败。首先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叶利钦先生是难以说服人民跟他走的。作为在政治上和叶利钦通奸苟合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

　　我在陕西所了解到的国企企改制，也有成功的，比如说有个迪赛制药厂，前身是军工企业，后转为地方国企，2000年成功改制，无论改制中有没有问题，都没有发生任何职工上访、堵门堵路等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正式职工少，企业的资产、科技等实力雄厚，这些条件，在妥善安置职工问题上相对容易，改制成本相对低廉。安置好职工是国企改制的大前提。其他一些职工人数众多且身负巨债的大中型国企，如西安大华纱厂、陕西第三印染厂、西安新华橡胶厂等国企的破产改制都很难做到这一点，职工和干部矛盾冲突不断，除了相关干部的主观原因外，原企业僧多肉少是基本原因。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变革也面临这个问题。

　　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石油探明储量82亿吨(2009年数据)，占世界探明储量的4—5%，居世界第八位。森林覆盖面积8. 6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50. 7%，居世界第一位。林材蓄积量807亿立方米。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强，居世界第一位。水力资源4270立方千米/年，居世界第二位。而俄罗斯人口仅有1.5亿左右。这些数字说明了俄罗斯固然政治腐败沦为世界后列，却没有引发人民革命的原因。辽阔的领土，丰富的水、矿等资源支撑下的俄罗斯经济和相对为数不多的人口，成为缓解了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前苏联，给俄罗斯遗留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家底，也是支撑俄罗斯的不可忽视因素。

　　中国国情和俄罗斯刚刚相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断膨胀的人口和日益减少的土地以及日益枯竭的水、矿等资源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基本矛盾。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国仅60多年，建国20多年才做到了无外债内债，相对于前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家底是很薄的。无论哪个想成为叶利钦式的“民主纲领派”领袖的人，多么能蛊惑人心，承诺多么诱人，都改变不了现实日益严重的基本矛盾。回顾苏共灭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物价百分之几百的暴涨，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分裂主义和境外恐怖势力活动不断。我们走俄罗斯的路必然重蹈覆辙。谁有充分的理由保证中国亡了党亡国之后会比俄罗斯幸运?如果中国走俄罗斯的路，只会让权贵化的官僚阶层和工农群众在不断减少的土地、水、矿等资源，以及相对有限的社会财富分配上，矛盾加剧，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矛盾就会陡然尖锐起来，那时在全国必然会是一方面辽宁盘锦杀害拆迁农民的枪声四起，无法控制，另一方面也必然是人民群众的反抗更加剧烈，规模更大……

　　工人可以在不法官员的欺骗或胁迫下，签订买断工龄合同(俗称卖身契)，在法律上放弃自己在国企的主人地位;农民同样也可以在不法官员的欺骗和胁迫下签订放弃承包地的协议。但是当工农走投无路没有饭吃的时候，这些“卖身”“卖地”协议统统是不作数的!这些“卖身契”和“卖地契”是违反规定工农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官员的欺骗和胁迫行为，是违反要求党的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中国工农阶级在亡党亡国之后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的话，那么作为最近容易实现的政治目标，恢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求得翻身解放，必然成为工农暴力革命的政治目标。中国的叶利钦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覆灭的结局必然是不可逆转的。

　　曾经坚决反对斯大林的俄罗斯著名学者，这样描述苏共瓦解之后的叶利钦政权，“无论叶利钦政权的产生，还是政权的全部活动，都是无穷的，捍卫法律和民主的蛊惑性宣传下，令人憎恨地罔顾一切法律。非法解散苏联，以便非法消灭妨害叶利钦团伙走上独裁之路的中央政权;非法禁止苏共活动，并消灭党的机关……1993年逮捕最高苏维埃成员(肉体上的封锁)和随后对他们的血腥镇压、无法无天到极点”(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还有后来俄罗斯从采用前苏军的帽徽作为俄军帽徽，到这两年民间斯大林热的兴起等等怀念前苏联的现象增多等等，已经能预示这个问题了。

　　秦朝赵高篡权为相，当政不过三年，既落得被杀并诛夷三族。这早已经向我们证明，权力可以让人指鹿为马，却不能挽救倒行逆施者最终可耻的惨败。所以党内外右派所期望改旗易帜也是绝没有出路的。

　　三

　　相对于后三十年，毛泽东时代表面上是物质匮乏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却有传闻中百姓饿死不抢粮的奇迹，无论这个事实是否确切，被右派大肆渲染攻击的“大跃进”运动，的确没有引发像江西丰城式的农民暴动，也没有瓮安事件发生。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始于1966年约至于68年，国家财政居然能无偿满足每年数百万计大串联的红卫兵所需的食宿交通等天文数字的开销，十年文革无一国企破产，这又是一个奇迹。

　　我曾参观河北遵化沙石峪村，这里当年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遍地石头，“粒土赛如珠”的小山村，建国后沙石峪村民在党支部书记张贵顺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劈山挑土造田，从1965年到78年，沙石峪村仅粮食一项，年总产量从38万斤提高到98万斤，十余年增长了三倍，石头地里产出的其他瓜果产量还不算。沙石峪村是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发展的缩影。张贵顺是当时党的干部队伍面貌的一个缩影，正是有千万个张贵顺这样的党的好干部，才加强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以及在党各级这样的干部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的医疗、住房等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再苦再累也绝不怀疑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干群同呼吸共命运，百姓饿死不抢粮的奇迹就不奇怪了。也正因为如此，在一穷二白，物质匮乏的条件下，靠干部带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发扬愚公精神，才创造了新中国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迅猛发展的奇迹。当然不能否认，确保党的各级干部能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是依靠党在政治上，打击党内外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思想上遏制人民头脑中本能的资本主义思潮的泛滥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的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誉为是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的内容写道：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这实质上是对我党在前三十年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坚持以政治手段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则性肯定。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到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的“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改革开放实践三十年来，证明政治工作对我党事业所发挥的首要作用是任何工作都不可替代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功绩就是打破了干部终身制，而且在不改变政策路线的情况下，中央政权核心平稳的交接了三代。这对我们这个在世界上民族众多的人口第一大国无疑也是个政治奇迹。试看国外，包括所谓民主典范的美国在内的政坛更迭，无不是伴随着彼此诽谤污蔑甚至流血冲突。相比之下，我们不愧为文明大国。打破干部终身制，这为推动人民民主，解放人们思想，让人民主动觉悟起来有秩序的选择和监督代表自己利益的干部，直接参政议政打开了大门。2009年03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十个反腐名人有九个遭报复专家建议保护举报人。另外像福建省连江县反腐书记黄金高，以及现在重庆打黑反腐书记薄熙来的政治生命被终结，面临牢狱之灾的情况。还有我本人因帮数十企业的工人依法维权被判刑。反映了人民群众时下的觉悟程度，还不能形成力量选择和维护依法替自己说话办事的人。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辽宁盘锦警察奉命杀害被拆迁村民的枪声，已经给人民群众继续自私自利，形成一盘散沙的状态敲响了警钟。

　　让人振奋的前三十年不是最完美的，被内政外交诸多问题困绕的后三十年迄今也不是最糟糕的。我们所有党内外拥护党章，遵守宪法的人士，应该联合起来在吸取前后三十年利国利民的经验，总结前后三十年不足的教训，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努力。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文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革”的形式是不能复制的。首先因为现在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智慧和铁腕的领袖人物，这种领袖是中华民族反抗百年屈辱的历史造就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现在离那段屈辱的历史已经六十多年了，没有产生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再就是当时由于人民群众觉悟的局限，不能理解进行深入的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以造反派为代表的群众运动，把夺权做为革命唯一目的，不仅随意打倒党政干部，而且为争权夺利，造反派内部也是争斗不休，结果造成全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王沪宁同志“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的观点。

　　即便否定“文革”的形式，谁会否认让群众对党政干部实行监督的原则是错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但是实现它是需要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反思。“这就是要我们既不要重蹈‘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覆辙，又要让工农劳动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之论述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2009年2月28日)而陕西毛学组所主张人们进行自我革命，正是实现人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在陕西毛学组影响下的，陕西十几家企业职工两次群访陕西省总工会，自觉讲法、讲政策、讲道理、组织有序，没有江西丰城、瓮安事件、吉林通钢事件中的任何情形发生。陕西警方反复调查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党群一体，立足现实，正确回顾过去，坚持把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一切利国利民的党的方针政策延续和深入的贯彻落实下去。

　　黄金高、薄熙来等事件证明，解决预防和惩治党内贪污腐败问题，靠官员监督官员是行不通的，靠贪官反贪官更是当初孙中山先生靠军阀反军阀的翻版，无论形式上多么轰轰烈烈，结果必然没有根本胜利之可能。

　　正如2012年08月30日人民网所载的文章《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所述：“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事业的胜利之本。”党内健康力量和民间爱党爱国力量的是必须要联合起来的。这种民间爱党爱国力量当属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所代表的群体。各种形式的“左”派，虽然在政治上难以成气候，但是在他们推倒重来思想支配下，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的政治主张，是诱发对全党全社会造成灾难的无政府主义泛滥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纵容的。右派的改旗易帜主张，更是让党内健康力量和爱党爱国群众，乃至整个民族都沦为万劫不复的境地，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大小贪官频繁的外逃，证明了我们的党和国家绝不是腐败变节分子的天堂，所以党内外一切爱党爱国力量都应当坚决捍卫其永不变色，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关于陕西8.19事件致中共陕西省委的总结报告》第二部分最后，对党内健康力量做了如下结论：“我们所说的党内健康力量，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先生，而是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同志。”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人民都能够接受双手沾满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鲜血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的忏悔，支持党和政府给予特赦，作为努力思想上入党的陕西毛学组的积极分子和赞成毛学组的爱国群众，有什么道理拒绝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呢?重庆模式固然轰轰烈烈，但是发展数年来却无任何省市效仿。因为受到干部阶层的抵触，和缺少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陕西毛学组的形式却接连被山西、江苏等南北各地民间毛派群体，和爱党爱国群众接受，这就证明了陕西毛学组这样的进步群体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符合现阶段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我们衷心希望中共中央能从历史的高度，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给予我们各方面适当的支持。这种支持的第一步，应当是撤销西安司法机关迫于政治压力给我作出的刑事判决书，宣告我无罪。

　　最后，希望中共中央能慎重的考虑我们的意见，表明中央态度。这封信初稿在经过党内外一定范围的群众讨论修改，得到多数同志赞成后，我们既按程序提交并委托中共陕西省委转呈中央。

　　此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

　　赵东民

　　2012年10月8日

　　特别注明：

　　关于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喜迎十八大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的提交举措如下：

　　一、通过邮政局特快专递直接寄给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并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发布消息;

　　二、即日交由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西安市阎良区司法局根据有关组织程序，逐级上报至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

　　三、再由中共陕西省委审阅后转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