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目前所面临的众多死结，究竟怎样来解?不知道党中央可否知道，知道了，可否已经拿出了解决的办法?反正身在基层的人，说起来，都感到很棘手很无奈。没有人不觉得，要想化解这些问题，是很难找到打开正确解决的缺口的。
其一、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统治时期，是国家无可争议的稳定之基。中国传承几千年恒定不变的生存模式告诉一代嗲的人们，农村人可以不依赖城市，就可以自由的生存。土地可以生产保命的粮食;棉花蚕丝及可以将之加工成衣被等物的简单原始机械，可以消除遮羞挡寒之忧;各种生产小作坊，可以制造出简单的生活必需器具。因此，简单纯朴天然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相沿成习，一代代繁衍生息，已然成就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完整体系。共产党革命之初，正是清醒认识了这一点，才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夺取了政权。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下，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以令世人吃惊的速度，很快把一个落伍世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带进了世界工业大国之列。维系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全新的农村生存结构关系建立起来。城市和农村的相互依赖关系，从未有过的紧密相连。虽然如此，在广大农村，占绝对优势的农民阶层，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靠皇天之下的黄土地黑土地。令人忧心的是，人口在逐年增多，土地在日益萎缩，许多地方人均土地面积已经由原来的三五亩下降到如今的一亩左右。要不是如今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各种化肥等催促，恐怕许多地方的农民每年都要面临饥馁之苦了。
土地失却的主要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假借招商引资之名的肆意圈占。许多开发商未取得国家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利，只是获取了并不具有土地出让权力的乡村甚至组一级某些人的私相授受，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开发房地产、办各种所谓的企业。而更多的企业，基本没有生产的设备和运作，这些人只是加以虚名，巧占土地而已。不少农村在城市集镇规模日趋膨胀的今天，农民已经没有土地可言了。这些农人如今的身份不伦不类，说他们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说他们是市民他们却是农村户口，说他们是商家他们没有店铺，说他们是有闲阶级他们没有可资自己受用丰厚资财。许多这样的农民，除了仅有一处可以容身的狭小房子外，几乎身无他物。如果有一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条件和本能，难以度日的时候，这些担子就只有国家来担负了。
其二、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在如今的广大农村几乎处于一团糟乱状态。计生部门的存在已备受人们诟病。在农村，该生的人家不管怎样都要生，接受处罚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情。计生部门的职责已经不是在控制人口的过分增长，而是把这当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自己发财致富的一个堂皇依托和流通渠道。这些部门的人，欲擒故纵，诱使人们偷偷生育，然后再慢慢拿钝刀子个人，年年收取社会抚养费。一些人从众大发其财。每一个生孩子的人家暗中要想获准可以生孩子，或者得到一张生育证件，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收缴的社会抚养费中，也不是绝对按政府统一标准执行的。熟人可以少交，进贡之人可以少交，被认为是刁民不敢招惹的人可以少交。只有那些不识时务的愣头青，或者被人认为十足的老鳖一，才能完整上交。不要说公职人员超生现象，在基层已经相当普遍;就连不少领导干部，也有不少人家普遍存在超生现象。最近国家出台新的计生政策，允许单独以上家庭可以生二胎。而这些政策，早已比现实发展落伍已久了。最令人忧心的倒不是这些。那些超生出来的孩子，大都没有户口，是十足的黑娃。国家如不给这些给孩子正名给身份，将来他们在升学就业上，就会成为国家不小的麻烦。
其三、无政府主义行为的严重存在。如今的乡镇村一级领导干部，按理说开展工作都很艰难。由于长期积压的各种矛盾得不到有效合理的解决，农村信访上访量逐年增加。原来老百姓有事解决不了，多用信访方式，可这种形式解决的速度和效果极其缓慢，甚至杳无踪影。于是直接上方，便成了近些年民众处理吁请问题唯一的办法。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所取的办法不是积极的而是极端消极的。他们要么拦访截访，甚至动用地方黑势力打击报复上访者;要么不惜花费钱财捂矛盾压矛盾，或者以违反政策的优惠手段收买上访者。正由于他们不敢触及问题的实质，不敢面对面和群众化解纠纷，致使地方上上访之习成风。一些群众抓住了领导的软肋，一有诉求，不管在理不在理，只要领导不答应，就要上访。如今的群众上访，不仅直接开到北京，而且还通过手机网络四处围攻要挟领导，逼迫着领导答应自己合理不合理的要求。
党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进入第二轮。说实在话，在基层，这样的形势依然故我。上头说里紧，下头应付紧。真正按照中央部署的思路进行该项活动的，实在了无实际行动存在。基层干群矛盾依然在激化，群众对政府依然不信任，各种黑恶腐败现象依然在明里暗里如火如荼地进行，共同富裕的期待依然躺在各种文件讲话中，巧取豪夺者依然在和某些官员们进行着明暗配合，老百姓依然在忍气吞声中一步步失却对政府的信任度。
在基层农村，可以随意买卖土地，可以随意乱占乱抢，可以在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叫通后开设任何禁忌娱乐业。政府不作为难作为乱作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之风了。如此下去，国家内忧现象实在令人堪忧，不胜惶恐之至了。
其四、不少身上带黑的人成了地方的名人和领路人。按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做主，处处充满公平正义，才是正当普遍的现象。唯才是举，唯德是举，才是最基本的选人用人制度。可是时代不同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近乎颠倒性的变化。毛泽东时代，坚守的是宪法规定的工农当家做主的制度，因此工人农民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角。陈永贵、吴桂贤、王进喜、雷锋、杨贵等，不仅可以成为堪为标兵的著名劳模，还可以走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主人。如今的诸多现象，就令人心生疑虑了。坐在各级人大、政协礼堂里共商国是的，大都这些年成了明星大腕的人物，和不管啥来路的民营企们;在基层带领人民致富奔小康的，大都是在特殊年代和后来的逐步过度之中，不管采用什么手法赚取第一桶第二桶或更多桶“金”的能人们。这些人身上又多少沾染有大小深浅不等的“黑”气，被当今人们称之为“玩家儿”“混家儿”。这些人处事有手段，做事敢冒险。遇难能呈祥，化险可为夷。如果说他们的规模超过民国时期的青红帮或者哥老会，确实有点言过其实;如果说他们的能量比青红帮和哥老会小，那就太门缝里窥人，把他们看扁了。这些人，无不是党政部门里的红人，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左右逢源，处处顺风顺水;财富丰盈，个个富甲一方。在基层，他们俨然太上皇。虽然没握权柄，可权势大得怕人;虽然不发文件，却能一言九鼎。不说平头百姓对他们高山仰止，就连政府里那些人微言轻的职员们，也视他们为圣物。四川的刘汉，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只不过这些人比刘汉走运罢了。如此国家主人当道，哪有人民做主人的机会?此等毒瘤不除，国家性质还能存在几分?
其五、分散的土地使用政策，近似瘫痪的基层组织，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近三十多年来，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模式的农村土地使用政策，在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以家庭为板块的耕作模式，就显得太落伍了。小块农田，没有系统的种植可能，更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进入，只好沿袭传统的农业工具，维系传统的耕作方式。土地越来越少，板块越来越小。基层组织的不作为难作为，造成减少人口的家庭不愿退地，增添人口的家庭不能增地，谁的土地谁可以自由转让买卖，已经是许多农村出现就中国才有的可怕现象。如今，政府修路架桥需要占有耕地，招商引资需要占有耕地，地方黑恶势力强行占有耕地，自村到家庭可以自由出卖土地，已经使封建社会那种小农经济下的土地使用，变得混乱不堪。挤压到一定时候，必定要爆发出激烈的土地竞争矛盾，后果实在难以预料。
基于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状况，国家必须在查清问题症结后，尽快拿出合理的解决办法。以雷霆手段，剪除非法出卖土地占有土地的混乱魔爪，还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真面貌、真本质、真氛围。
20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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