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铁腕重拳抓干部队伍道德建设
治国就是治吏，治国的水平，直接反映在治吏的水平。现今中国有数量相当惊人的官员，随着丧失共产主义理想，官场道德的底线不断失守，吃喝嫖赌、奢靡腐败、荒淫无耻，已达到疯狂堕落的程度，中国官场在很多地方简直成了道德垃圾场。如此数量惊人的官员，如此奢靡的腐败，如此腐败的变态，翻遍中国的史书都绝难见到。
此时，人们不能不怀念毛泽东如何铁腕重拳地抓干部队伍道德建设;人们也不能不怀念毛泽东带出的敢打硬仗恶仗，特别吃苦耐劳，十分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人们也不能不追忆毛泽东是如何抓的干部队伍建设。
一、将政治道德摆到干部队伍建设突出位置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就从毛泽东将干部队伍建设摆在政治路线之后，就可清楚看到毛泽东非常注重干部队伍建设，而他抓干部队伍建设中，更十分注重干部队伍的道德品质建设。
1、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具有鲜明政治性
没有高尚的品德，绝不可能有高尚的理想;没有高尚的情操，绝不可能追求高尚的理想。为人无德，为官绝无官德!尤其，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从来都同政治品德修养相一致。因为，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修养，直接影响共产党的政治追求。
为加强党性修养中的道德修养，毛泽东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刘少奇则写下了被人们赞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们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型道德观。毛泽东在其《为人民服务》中，首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发表了《纪念白求恩》，更是倡导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向全党提出了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道德要求。这是毛泽东对干部队伍道德品质的核心要求。他也深刻表明了，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不同于其他道德建设，它必须紧密联系政治理想、价值取向、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或者说，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2、“两个务必”包含高标准的道德要求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就是在这一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一篇史论结合的《甲申三百年祭》。文中总结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不仅战略上、组织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政治道德上更铸成毁灭大错。中央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失败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夺取全国政权后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本身就包含了对全党，尤其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如果全党能保持“两个务必”，怎么能腐化堕落?怎么能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怎么能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
二、用铁腕惩治道德败坏之徒
1、上海打响惩治道德败坏“第一枪”。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榆林分局一个25岁的南下干部民警欧震，奉命协查涉及国民党军官毕晓辉的一个案件，见到其姨太太，心有所图。欧震置军管会纪律于不顾，趁外出执行任务之机，踅进毕家，勒索毕家钱财，迫使朱氏答应从此与他同居。随后将其霸占。虽然他没有其他什么罪行，但道德败坏也同样能败坏共产党形象，也能败坏共产党的根基。欧震被捕后，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最后经陈毅市长批准，执行就地枪决，被称为新上海惩腐第一枪。这一枪明确无误的表明，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绝不仅仅是舆论谴责，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绝不允许败坏!
2、枪决刘青山、张子善铁面无情。共产党刚刚执政，出现欧震事件并非偶然。一时，党内冒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其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突出代表。他们利用职权，非法经营;违反政策，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盘剥民工;嫖娼吸毒，腐化堕落。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非法获利且不必说，仅个人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即达3.7亿元以上，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一万元等于现在一元)。如何处置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老革命，很多人念其劳苦功高向主席求情，毛泽东非常震怒：“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毛泽东毫不留情的下令枪决了刘青山、张子善。
3、用“三反”运动保中共金刚之躯不坏。毛泽东就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严重注意到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为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为保持中共金刚不坏之身，毛泽东异常地焦虑地看到，依靠干部自律的反腐模式不行，毛泽东才下决心将在东北地区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亲自扩大到在全国。毛主席公开表态：“三反”运动是坏人好人一起整，好人整了之后可以更好，坏人有多少反多少，开除400万党员还有180万，在所不惜!这是建国后共产党第一次对自己洗澡治病。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三、用制度管理约束干部队伍
制度带有根本性，毛泽东时代十分注重对干部队伍的制度性管理。这个制度分为两部分，即，社会制度和干部制度。
一是社会制度。这是现在抓干部队伍建设被普遍忽视的制度，也是史学家研究干部队伍建设被忘记的制度，而这是最重要的制度。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基本社会制度，就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也是管理干部的基本制度。毛泽东时代建立了世界最廉洁的政府，就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试问：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控制力的社会环境下，干部怎么能将企业、矿山、土地、道路等贪据己有?
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站在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干部才能想集体、为集体。而现在江浙等省的国有经济只占到2%左右，有的省份所占比例更少;至于全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没有了，在私有经济像汪洋大海般的社会环境，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政治制度成了干部管理最短的短条，提倡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又在哪里?而中国现今干部队伍存在的种种骇人听闻的问题，无不同私有化紧密相连，无不同社会制度的改变紧密相连!
二是干部制度。毛泽东时代的干部管理制度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涵盖很广，规定很细。毛泽东时代干部管理制度从工资、住房、用车、招待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工资标准全国统一，哪里有灰色收入?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收入与普通工人差不了多少。工厂里的工人基本工资比干部高，有些危险工种的工人收入比干部高许多。诸如，煤矿部门的下井工人的待遇就比干部高，井下矿工每月俩条白毛巾，每年三套工作服，还有肥皂三条，这些待遇干部是没有的。毛泽东时代的省部级干部到工厂调研，要和工人一样到食堂排队，自己掏钱买饭吃;县乡级干部下乡，都是自己掏钱上各家各户的农民吃饭。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住房有明确标准，领导去世要将房子交回来重新分配。
第二个特点是领导做执行制度的榜样。那真是“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身教重于言教，尤其道德品质修养更是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敢叫响：跟我上!向我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看毛泽东住的那张大木床，半边堆着书;看看毛主席十三陵水库午休的那张照片，那是躺在一块门板上;看看毛主席穿的睡衣补丁好几块。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又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喜欢摄影，想从毛主席的稿费中拿500元买部相机，闹了几次，毛主席都没同意。“楚灵王好细腰”，上行下效!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领导，哪一个不是道德修养的典范。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四人帮”中的王洪文，他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原工资68元不变，他最大的腐败也不过是上海每月补贴他一百元钱。吴桂贤当了副总理，原工资67元2角不变，她知道参加国务院会议喝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就只喝白开水。陈永贵在大寨挣工分，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继续挣大寨工分外，山西每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月补助陈永贵36元。经过30年的流逝，“四人帮”却没被遗忘，这说明至少在道德品质方面，我们现在做的没他们好!
第三个特点是制度是刚性制度。世不患无法，患无必行之法;世不患无制度，患无刚性制度。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制度，最可贵的是它极具刚性，无论是谁，若违反了干部相关管理制度，就要受到处理和处分。特别对涉及生活作风的男女关系，更有规定甚严。毛泽东时代的干部，甭说包二奶、养小姘、敢嫖娼，就是搞婚外恋试试?
毛泽东评价王近山：他是一个常胜将军。可就这样一代名将，为搞婚外恋都付出惨重代价。王近山20岁当红军师长，42岁当上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但他同小姨子(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搞起了婚外恋，还执意要离婚，他夫人韩岫岩无奈把诉状递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刘少奇处理，中央组织部将王近山：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转业到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
公道地说，王近山搞婚外恋和今天的贪官找情妇完全两码事。但这样一代赫赫有名的开国中将，为一场婚外恋也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是告诫全党：道德是大节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其实不仅王近山，在毛泽东的时代，党员干部有任何婚外性行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党纪政纪的严处。
四、发动群众监督干部很难堕落
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突出特色，坚持群众性的大民主监督，就是隔几年就搞个群众运动。群众是照相机和录音机，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不停地进行群众运动，不停地让群众给党员干部洗澡，不停地给党员干部敲警钟，这是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一条带根本性的措施，这是对党员干部队伍爱护的提供的最好防护服。包括毛泽东发动德文化大革命，他是要继续破除干部队伍中的特权，它是党员干部继续保持本色不变。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就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抓干部队伍的道德品质修养，绝不仅仅是洁身自好，也绝非孤立进行，它是同一个伟大的革命进程紧密相连，也是用道德品质建设推动这个伟大进程。为此，在加强群众监督的同时，毛泽东还千方百计铲除滋生腐败腐化的土壤，不断破除领导干部的特权，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教育干部要抵制腐蚀，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坚持学习焦裕禄，坚持从严治党，时时不忘“斗私批修”，千方百计的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哪个能腐化?哪个敢腐化?哪个搞腐化没顾忌?哪个搞腐化不付出沉重代价?
就因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他们成为全社会道德品质修养的典范。那时的同学中，谁的爸爸是党员、干部，那让同学多么羡慕!那时的群众对干部又是多么尊重!
王婆卖瓜（101）
笔者结合本文的写作，就诗文的思想表现，有几点体会和博友交流。
其一、我在思想。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能用语言去思想。而文章的灵魂，就是用文字去组织和表达思想及情感。没有了思想，就没有了人类;没有了思想;就没有了诗文。一个人思想开拓的深度，思想触及的广度，直接表现为思想成熟的程度;一篇诗文的优劣比较，核心就是思想水平的比较。诗文的无病呻吟，就是诗文没有思想。而我的每一篇诗文，都是我在思想。将事物联系起来看是思想，而提出用社会制度去管理干部等独有的观点，更是一种思想。
其二、我能思想。思想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能力。能思想出独有的见解，更是一种成果。能思想，有思想，这需要依托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理论思辨，这需要站在很高的角度及有很高的眼光，这需要有深入的社会实践和对实践的长久积淀，这需要怀有自觉的使命和对使命的责任。我有这个能力，我能思想，我应该思想。
其三、我还要思想。思想总连着忧虑，思想总连着揪心。思想是一种痛苦，痛苦中折磨出思想。大思想更是一种大痛苦，大痛苦折磨出大思想。我直面痛苦的现实，我紧抓着的痛苦的主题在思想。我的人生还在走，我需要用思想将我前行的道路照亮，我也愿意将自己点燃，我愿意用点燃自己的思想，去为前行的同志们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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