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天空飞翔的客机，大都是美国造。人们或许不知道，这种情形本来可以不发生。
早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前8年，即1970年8月，中国就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大飞机“运十”的自主研制——这个开始研制的时间，比欧洲的空中客车只晚了两年。
这项研制由毛主席亲自决策。考虑当时上海所具有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所以任务主要放在上海。
经过10年的努力，1980年9月26日，首架“运十”飞机成功地飞上了祖国的蓝天，它的性能（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航速934公里，最大航程8300公里，经济仓178座），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波音707，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大型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的这个伟大成就，受到了海内外航空界的一致赞誉。就是到了今天，“运十”飞机仍然被国内外相关人士视为中国航空工业的“经典之作”。原中国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不久前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十分痛惜地说：“如果‘运十’没有停止开发，也许中国现在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大国了。”
然而中国没有。中国的大飞机制造已经露出艳丽的曙光，但却遭到了扼杀。为什么？究竟是谁、因为什么而扼杀了中国大飞机的研发和制造呢？
认真追溯，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批判和放弃了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建国方略，重新捡起“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理论。贯彻到飞机制造业上，则有“与其自己花钱制造，不如向别人购买”。
还有一个就是沈图卖国和叛国。
先看看“百度百科”关于沈图的词条：“沈图，浙江桐庐县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汉奸。1936年在杭州上学期间，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抗大政治教员、分校政治处主任、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副政委、晋察冀军区二纵政治部宣传部长、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民航总局副局长、局党委书记等职。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贪污事发，畏罪潜逃美国。在其担任民航总局局长期间，被美国特务张xx策反，收受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贿赂800万美元，主谋完成污蔑和压制国产大飞机运十的研制计划，使得中国航空工业遭受巨大挫折。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1987年７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1993年羞愤而死，病逝于美国。”
民航是中国最早进入美国等花花世界的部门。当时中国进口一架波音，便有200个出国名额。民航先后出国达上千人次。据揭露，1981年6月18日，三机部和上海市在上海锦江俱乐部联合召开“运十飞机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国防工办、国家机械委、国家科委、民航上海管理局以及上海有关单位的领导。会议休息时，民航领导在私下场合向与会参与运十研制的专家透露：“买一架外国飞机，我们能安排出国200多人次，你们能给什么？”
这以后的1985年，美国特务张xx公开供认：“因为上海搞过运10，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10，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同时张还到处吹嘘自己是怎样受到中国某领导人的接见，领导人如何赞成他们的看法等等。
请注意“如果不打倒运10，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这句话。事实的确如特务张xx所说，打倒了运10，堵死了中国自主创新的道路，1985年，美国麦道公司开始与上海飞机制造厂合作，组装生产美国的MD82客机。1992年，又启动美国MD90的组装。1996年，欧洲空客公司又与上海联合研制AE—100型客机。
放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其结果必然是受他人的牵制和坑蒙。1997年8月，麦道公司被波音公司并购，其与中方的合作遂告终止。第二年，空客公司也与中国终止了AE—100的项目合同。至此，仰仗外国人研制中国大飞机的希望彻底落空，多年的光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
卖国历来都能编织出理由。对于上了贼船的官人来说，有理由要卖国，没有理由编造出理由也要卖国。在大飞机问题上为了帮助美国“打倒运10”，从而牢牢占领中国的大飞机市场，当初编造的理由是：“先花重金引进，再消化吸收”。结果，重金花了，时间浪费了，中国付出了极大代价却一无所获。最后还得继续花重金向外国人购买大飞机。统计显示，仅2004至2006年，中国就高价向波音和空客两大公司购买了近600架大型飞机，共花去人民币约4000亿元，使得这两家外国公司的日子过得相当宽裕。并且温总理也感慨地说了：“不能总让中国人坐着飞机吃大豆”。
美国特务和沈图们成功了。他们利用肮脏的金钱交易，掐死了中国前途无量的运10，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完成了毁灭中国航空事业的任务，使得中国至今空中还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运10从1980年成功试飞，到今天的2010年，时间整整是三十年。一个汉奸就能让我们的一项事业推迟三十年，就能让中国的财富无休止的外流三十年。这笔账难道不是切肤之痛？
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的任仲平重要文章可谓一针见血：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
“长期，长期，长期”。这个“长期”有多长呢？就是人民日报文章所说的“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整整三十余年。我们说十年动乱，那是十年。结束动乱，为什麽还要“长期”了三十年？
很显然，因为有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自主创新的“打倒”，有中国汉奸的无耻出卖和背叛。三十余年的外来“打倒”与内部背叛，严重受损的是国家，明显吃亏的是人民。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奸汪精卫遭到了国家和人民的痛斥和唾弃。但是沈图们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谴责和严厉惩治过沈图之类的卖国、叛国罪行。这种对卖国、叛国者的宽容显然只能使卖国、叛国更加无所顾忌，使中国不断面临被渗透、被控制、被抢掠，被掏空的危险。凡是认真观照过中国股市的人，都不难发现，类似恶棍高盛利用股权转让几十倍上百倍地掠走股民财富，而中国股民却几倍几十倍地巨亏。恶棍高盛等狂赚不息，中国股民等割肉不止。此类现象不胜枚举。谁之过？难道都是股民自己的错？外国财团能赚那麽多，国内股民能亏那麽多。由此人们不能不发出“卖国是卖国者的通行证，爱国是爱国者的墓志铭”的感慨。
改革开放是手段，绝不是目的。改革开放的目的应该是富民强国。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使国家更强盛。把手段置于目的之上，手段就是一切，手段压倒目的，手段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被人扭曲，就会被人利用。判断是非，任用干部不能以“手段”为标准，更不能以“手段”为取舍。离开富民强国的目的抬高某项手段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改革应该是有原则的改革，开放必须是有设防的开放。世界还没有发展到国家与国家可以互不设防的“大同”，中国也没有发展到人人都富裕得可以不计个人利益的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形下，改革就绝不能忘记富民强国的目的，开放就绝不是不安纱窗，不加警卫，让苍蝇蚊子和小偷强盗任意闯荡进来，戕害国家和人民。
提出改革开放并没有错。但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历程，我们应该总结成就，更应该审视问题。我们的国民财富在被高盛之类的国际恶棍不断卷走；我们国内有人竟以我们的债权“缩水”为由，面见克林顿，试图把美国欠我们的十万亿搞万分危险的“债转股”；我们有人把自己的名山硬要换成美国名字；我们有人诬蔑英雄却又香饽饽一般地争抢西门庆；我们的校园、幼儿园花朵一般的孩子遭到泄愤者无辜的砍杀，如此等等，危险信号频出，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坐下来反思一下吗？还要更大地敞开国门，给予他人超国民待遇，让他人无所顾忌地掠夺我们的国家和国民财富，不断占领我们的高科技领域，继续置我们的自主创新于死地吗？
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把痛恨腐败转向痛恨卖国。我们再不大张旗鼓地提倡爱国，再不严厉惩治汉奸，再不严防卖国，不知我们还会冒出多少个沈图来。如此这般，国之危矣！
沈图之流必须与汪精卫等一道，被牢牢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大旗何时才能在中国再次高高扬起呢？
附：
人民日报署名任仲平的文章《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反思：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应该说，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问题进行的猛烈抨击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连续22年下降，28个关键产业被外资控制了21个，许多自然资源面临枯竭，水利工程常年失修导致水旱灾害频发，失业人口高达2亿，物价飞涨，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8上升至0.529……这一切表明，30多年来“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吕永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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