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很远，成了中心城市在天边的回响，一种回声。回声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有意无意间，许多人的书写都由他者的想象来建构。潜在地想象那种消费，资本的力量就起了很大作用。
今天的所谓的少数民族作家，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都愿意写自己民族好，但如果一个文学只是表扬稿的话，这个文学是有问题的。真的全部好吗?
日前在成都举办的鲁迅文学院第十期少数民族创作班上，著名作家阿来接受了宁夏日报记者采访。他谈了“消费社会的边疆与边疆文学”这个话题。
阿来说，边疆地带的族群和边疆地带的文化，在文学上如何呈现?别人如何呈现和我们自己如何进行呈现，其实是一个社会制度与文化形态的问题。
100多年前，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去美国考察，准备写一本书，其追随者、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劝他不要写。这个人说：凡游野蛮之地，为游记易;游文明之地，为游记难。就是说，当时中国人跟美国人比，就是落后的、野蛮的。在文化当中说的“野蛮”，只是跟文明相对的一个概念。中国人那个时候，就是“从野蛮之地来的人”，社会制度不好，人权得不到尊重，科学不发达，等等，所以就是“野蛮”。这个追随者说，只有文明人到野蛮之地写文章的道理，他们能看到很多东西，但落后地方的“野蛮人”到文明地方去，观看、受教育就行。他劝梁启超不要写。这里头带出来的一个观点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边疆地区的人去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一般来说写文章的不多，但北京上海的人去了边疆或偏远地区，不写文章的人也要写上几笔。这当中有个问题，并延伸出一个学术概念——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是一个叫萨义德的巴勒斯坦人提出来的。他信仰基督教，出身富裕家庭，在美国留学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前些年去世，是非常有影响的思想家。出身和经历的多元性，使他可从不同方位观察世界的文化冲撞。他发现，东方跟西方，在文化上互相看待、互相观察时，就出现了梁启超要写关于美国的书但朋友劝他不要写的这样一种观念。萨义德把这个观念命名为“东方主义”，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学科。
阿来说，东方主义的文学观念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有特别深刻的影响。在对边疆地带的写作时，很少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去书写。因为我们有意无意，会想：如果我这样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别人可能不喜欢看。换句话说，我们会按照别人所想象的西藏或者新疆来书写，我们是按照潜在的读者的需要，这个出发点已经不是本身的、我们基于自己本身文化的建立，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发生在我们身上。在世界上也特别普遍。
人家怎么想象我们?萨义德说，当文明来描绘蒙昧的时候，会出现两种状况：一是敌视，专注于他者的危险性和可憎性，比如说这有一个暴君，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这是敌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妖魔化”。二是异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浪漫化，今天关于新疆关于西藏，从王洛宾时代开始就具有浪漫化，就是关注他者具有吸引力的一面。
阿来说，今天关于边疆地区的描绘，有多少是真实的?大多数游客会按照一种“方式”去书写，这种书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本地人、本土人自己的书写，会有意无意地按照这样一个路数：我总要给大家提供一点别人想看到的东西吧?造成了被他者、别人所建构、离开自己本土的意识来书写。结果是书写的越多，离自己本身的生活越远，最后书写都成了那些城市对我们想象性书写的模仿，我们按照别人所期望的、想象的来书写。我们已经习惯城市把乡村、内地把边疆，构建成他们生活的反义词。比如说，大城市人说一切太物质化了，希望有一个地方不讲物质，这个地方最好在遥远的边疆或落后地区。
前不久国内一个著名佛教学者对阿来说：我们去香格里拉一个藏民家，唱歌跳舞吃完饭，完了还要钱!阿来问为什么不要钱呢?他说那不是叫香格里拉吗?这个例子值得深思。
西方的东方主义很严重，一部电影里，西方军队开进越南，用机关枪直升机，大量杀死越南男人，但最后必有越南女人爱上美国大兵，要跟他们走。奇不奇怪?很奇怪。这就是东方主义。文学跟政治的关系是在这样深层的地方发生关系，而不是表面写一个东西发生关系。
为什么要按照人家的意愿塑造你自己呢?这不是一个在文化上更大的、更严重的屈服吗?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已经有意无意在满足这样一个想象，当这些大量的文学书写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得有自己的眼光。很多人进行文学创作，却再也写不下去或没有进展了，停滞了。很大的原因是，把所有的力量都关注在书写本身，而对书写以外需要凭借的思想资源毫无察觉。阿来认为，摩尔根、列维斯特劳斯等文化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方法，来观察不同的文化群体和社会。我们必须掌握这样的思想工具，而不只是看文学文本表达书写。
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找一些当地作家的东西看一看。有时觉得语言感觉很好，但文本没什么新鲜洞见。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对一个大的文学潮流的跟踪或者模仿，原因就是没有基于对自己本土进行客观观测的可靠的学术观念。边疆很远，成了中心城市在天边的回响，一种回声。回声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样的书写，会造成“奇观”的消费者，近于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他们用犬儒主义来看待，坐在躺椅里，远离危险，然后用这种方式宣称拥有高人一等的位置。
阿来说，当今的知识分子更应该有反思的能力。有意无意间，许多人的书写都由他者的想象来建构。潜在地想象那种消费，资本的力量就起了很大作用。今天这一代书写者，还要受到消费主义有意无意的侵蚀，而消费主义后面就一定会潜藏一个东方主义的东西，会影响我们，但是文学的价值，真正文学的价值，一定是立足于本土的书写。
今天的所谓的少数民族作家，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都愿意写自己民族好，但如果一个文学只是表扬稿的话，这个文学是有问题的。真的全部好吗?一点都没有反思跟检讨的地方吗?如果一点都没有，那么我们的民族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当然很多人不高兴，但是作家不是为了很多人高兴而生的。文学家有自己的天命与职责，如果我们真正要书写，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准备，准备担负这样的责任?如果我们真正直面本土，不按照东方主义那样的想法来书写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勇气?我们不能失去反思、质疑的勇气。世界上没有哪部文学经典是歌颂什么而成立。如果是，也只是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文学文本——也许情感是真的，但是文学问的是文本本身。
阿来认为，今天在文化上，彼此的误读在社会当中大量发生。文化工，是要消弥这些东西，文化与文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民族之间建议融解与沟通。如果我们的文学书写一种是基于严重的东方主义的模仿，另外一种是我们自己所有都好、所有不好的都不能谈，这就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地方主义。当极其狭隘的地方主义与极其错误的东方主义之间构成一个合盟的时候，文学空间就崩塌了，书写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用佛家的话说，文学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修为与修持。修为跟修持当中，有一个最根本的，叫“正见”：正确我们的见识。有时我们的见识不对，或者说思想方法不对，思想方法不对是基于背后所依凭的思想资源不对。我们要吸收这些精神资源，如果缺乏这些，仅仅只是停留在所谓文学青年的状态，就很难再有发展。
原标题：阿来谈“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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