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为什么不说外蒙古独立的前前后后，是因为外蒙古独立并没有得到全世界的一致承认，但是，外蒙古实际上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这却是现实，所以我这里说说外蒙古分离出中国的前前后后，而不是独立的前前后后。
外蒙古也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然而在几十年前的1946年1月5日，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困苦时期，外蒙古实际上分离出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成为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这一点不一定地球人都知道，但目前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叫蒙古共和国，这个蒙古共和国到目前并没有得到世界的一致承认，至少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就不承认，关于这一点，也不一定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知道。那么，外蒙古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独立国家?既然没有得到一致承认，那当然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
可以肯定的是，以前的蒙古绝对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现在，虽然没有得到世界的一致承认，但蒙古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是现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蒙古是如何一步步分离出中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深远而痛苦的历史问题。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只字未提，是因为无论是当时造成这一不幸现实的国民党，还是后来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都对这一事件有痛苦的心结，不愿接受，不想接受，又不能不接受，所以不愿提起，就好像一个人的伤心事一般不愿提起一样，说一次就伤害一次，所以就没有写进教科书。因为，蒙古的独立由来已久，早在共产党产生之前就已经是历届中国政府难以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
早在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当时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大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转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这其中也包括蒙古，但是蒙古却没有转向支持孙中山，而是寻求独立，彻底脱离中国政府，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和其他省的脱离和独立完全不同。在这种条件下，早已觊觎蒙古的沙皇俄国政府，乘机而动，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同年11月30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并未彻底垮台的清政府驻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与此同时，沙俄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于1912年11月3日，同由它扶植起来的外蒙古当局订立了《俄蒙协约》，这个协约规定，由俄国扶助外蒙古“自治”及训练外蒙古军队;外蒙古不得允许中国军队入境，不准华人移居蒙地;外蒙古准许俄人享受本条约广泛的特权，包括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以及开设银行、邮局等等。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被清朝的北洋军阀窃取政权，史称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国内出现了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还在寻找外蒙古的库伦当局谈判，但却遭到拒绝，又派兵镇压却遭到沙俄政府的武装干涉，在别无出路的条件下，北洋政府只得与沙俄谈判以寻求中国国内问题的解决，使外蒙古问题国际化，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办法，给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1913年11月5日，沙俄当局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经过艰苦谈判，相互妥协，最后签定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古取消独立;但声明同时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古，这就是国内问题国际化的严重后果。声明使外蒙古从名义上独立的企图虽然并没有得逞，承认外蒙古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声明却不允许中国实际控制和统治外蒙古。
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古当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古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是，在外蒙古问题上，它事实上是继承了沙俄的衣钵。1919年7月25日，也就是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后不久，苏俄政府对外蒙古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蒙古国，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并表示，苏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苏俄当局发表了关于蒙古的宣言，但是，并没有像沙皇政府那样，给外蒙古经济上的援助，使蒙古政府赖以维系的财政出现危机，蒙古出現了社会混乱，民众反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毕竟蒙古人民要吃饭。在这种情況下，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所以，在1919年11月7日，外蒙古当局又突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于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在11月22日下令取消外蒙古的“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1913年的《中俄声明》和1915的《中俄蒙协约》。
但是时隔不久，1921年，远东白俄谢米诺夫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1921年2月21日，他们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又一次宣布“独立”。接着，苏俄红军借口白俄军队入蒙，也进军库伦。7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时共产党才在上海和南湖召开由13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即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的共产党人数也就几十个人，而且还处在地下，根本无法，也无权参与和控制外蒙古事务。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俄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了确保亲苏的外蒙古政权，苏俄军队一直留驻直到1925年3月才相继撤出。
北洋政府对苏俄出兵蒙古虽然提出过多次抗议，以及对随后成立的蒙古政府拒绝承认，但鞭长莫及，也无能为力。
1924年5月31日，苏联为了摆脱孤立，寻求国际支持，想同东方大国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几经周折，同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协定中，苏联再次表示，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古撤军。由此，中苏才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才有1925年的苏军撤兵。
但是，几个月后，即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从此实际上脱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了。
二战期间，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斯大林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1945年2月，二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乌克兰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这其中包括“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共管中长铁路、大连港国际化和租借旅顺口等，使中国国内问题进一步国际化，而且是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国际化的。为了美国和英国自身的利益，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也取得了美国同意。这充分证明了美国人的国家观念，“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非常愤怒，只得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议，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只好让它独立”。还说，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宋子文据理力争，但是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妥协方案，给外蒙古“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但苏方除了独立，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有条件接受苏方要求。即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其前途。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8月15日投降的前一天，宋子文同意蒋介石的主张，但拒绝签字，蒋介石指令外交部长王世杰同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古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记名投票式的“公民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参加了这次全民公投，占合法选民的98%，投票的结果是一致赞成独立。民国政府派去观察公民投票的代表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政府依据与苏联政府签订的条约，无奈的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逃往台湾后，恍然又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似乎觉得有上当受骗之感，认为苏联人愚弄了自己，所以这时的蒋介石似乎才明白了民族大义的重要，真有点“悔不该当初”的意思。于是，在1953年，也就是和苏联签订让外蒙有条件独立的第八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年，才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宣布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一个是日本投降的一天后，外蒙“独立”(哎!忍日本人忍了8年的蒋介石他为什么就不能再多忍受一天!真可惜.)，一个是溃逃台湾后第八个年头(8年后才想起后悔“外蒙独立”这件事)，可见蒋介石的处事能力和处事水平是何等的低下和迟钝。
同年，蒋介石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将苏联违约的事件向联合国提起告诉。出于反苏的需要和目的，蒋介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联合国多数国家的支持，于是，蒋介石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版图，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他说：“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虽然这样，可他对于外蒙古问题又有什么回天之力呢?因为他后悔的这一年(1953)的前四年(1949)，新中国政府对这一姗姗来迟的声明显然无可奈何，因为当时还没有得到某些大国的正式承认，所以对外蒙古问题更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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