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长征时，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后，张国焘依仗自己掌控的人多势众，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9月9日电告下属：“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当叶剑英悄悄把这一绝密情报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党中央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其中包括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写了一封“密信”，派谁送去的呢?
当年给徐向前送党中央毛主席指令的是时任红一方面军二师通讯主任的曾思玉。当时，中央为曾思玉配备了一个营的兵力和一部电台，一路护送，在红四方面军驻地的一个岔道口，将毛主席的亲笔信送给了徐向前。2005年94岁的开国中将曾思玉在大连家里接见来访者，专门回忆了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1935年9月11日上午，曾思玉的上级红二师师长陈光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是十万火急的任务。”
曾思玉只见陈光师长手中拿着一封信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领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可能在今天下午由东而西经过那里，他必经过那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地区去，这是你见到徐向前总指挥的最好时机和地点，千万不要错过。”
肖华政委接着说：“你去完成这个任务，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一切都为送信任务服务。”陈光师长再三嘱咐：“无论如何要把毛主席的亲笔信送到徐总指挥手中，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但是，你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遇到意外，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回答说：“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完成。”
然后，两位师首长带着曾思玉来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开会的屋子里。陈光师长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的通讯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的任务。”曾思玉向毛泽东敬礼，并说：“毛主席，我去完成任务!”毛泽东笑了：“哎，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思玉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两个，我相信你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送信的任务。”
毛泽东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曾思玉说：“请毛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毛泽东看着曾思玉，点了点头，说：“那可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呀，送这封信说不定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流血牺牲的!”曾思玉说：“毛主席，跟着你干革命，我们红军战士心里就亮堂，就高兴，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也是光荣的!”
曾思玉根据首长指示，立即带着六团一营和电台，火速起程。
一营营长曾保堂是曾思玉的本族老表，由他和教导员边强行军赶路、护送曾思玉完成送信任务，边做干部战士的政治动员工作，要同志们抓紧时间快速赶路。
经过强行军，大约下午两点左右，曾思玉和一营及时赶到了草地小山坡的指定岔路口。曾思玉立即对道路东西两端进行观察。由于下雨，地上是湿润的，马队行进过后，一定会留下痕迹，他们见地上没有马蹄印迹，判断徐总指挥尚未经过。
曾思玉命令曾保堂营长带领部队在北侧山坡警戒，隐蔽起来，以防意外发生。他派出干部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并带温先星和另一位姓罗的红军战士在岔路口雪松下休息等候。
下午4时左右，瞭望哨的旗语信号舞动起来，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伍过来了。曾思玉想，可能是徐向前总指挥的马队来了。果然，没过几分钟，几个先头骑兵奔驰过来了。曾思玉见状，立即上前，拿着信摇晃着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
奔驰而来的骑兵队伍立即停了下来，骑马的人都穿着崭新的军装、背着新式武器，曾思玉明白这一定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而对方一见到衣衫破烂的曾思玉他们，也就知道是中央红军的人。曾思玉马上问道：“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挎驳壳枪的同志用手指了指后面一位骑在马上的红军说：“那位就是徐总指挥!”
曾思玉跑步上前，向徐向前敬礼，并送上信件。徐向前接过信件，一看是毛主席亲笔所写的“徐总指挥收”几个字，当即拆开信封，打开信纸阅读起来。只见徐向前眉头紧锁，脸色突然严肃起来，生气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此时心情极度紧张，看到徐向前紧锁的眉头久久不能舒展，不知道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见徐向前抬头看着远处的草地，好像在想什么问题。
曾思玉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
徐向前略加思索，说：“没有回信，我写个字条，表示收到这封信，签上我的名字。”并问：“你是什么职务?”曾思玉回答说：“我是红一军团二师通讯主任曾思玉。”徐向前点了点头，又问：“毛主席、周副主席身体好吗?”
曾思玉知道徐向前担心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连忙说：“毛主席身体好，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身体都很好!”
徐向前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从旁边一位红军战士手中接过纸和笔，写下了“毛主席，信已收到”几个字，落款“徐向前”。徐向前将字条递给曾思玉，曾思玉接过字条，向徐总指挥敬礼后，转身离开岔路口，徐向前带领马队也快速离开了岔路口。
徐向前的马队刚一离开岔路口，隐蔽在山冈后面的一营指战员就快速过来了。曾思玉手握缰绳，翻身上马，带领一营和电台人员飞奔北上，追赶中央红军去了。第二天上午，曾思玉一队人马就赶上了大部队。
这次给徐总指挥送信，是曾思玉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曾思玉早就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北上方针有所耳闻，毛泽东给徐向前写信，可能是揭露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妄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努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
曾思玉分析的没有错。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脱离张国焘控制的地盘，规避风险，挽救红军挽救党。毛泽东的信就是向徐向前说明中央红军北上的事实真相，并劝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即使一时难以北上，也要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将士，跟着党中央走，今后条件成熟了回到北上的队伍中来，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1935年9月9日深夜，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率领下，秘密脱离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后，红军前敌指挥部得知此事时是这样描述的：“……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徐帅说的“中央派人送来指令”，就是指曾思玉送来的毛主席那封密信。
今天看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能够被纠正，得力于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深层次讲，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胜利——党指挥枪，而不能是枪指挥党。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谁的私人的财产。
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在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过程中，经受了考验，考验出了徐向前、叶剑英等等这样的开国元帅，也考验出像曾思玉这样的将军，还有更多的人民解放军的将士，那是一幅属于中国，更展示与人类军事史册的光辉画卷。
下面再介绍一下曾思玉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乳名辛龙宝，原名曾世裕。1911年2月2日生于江西省信丰县嘉定区庄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书3年半。1928年参加本县农民暴动，次年参加游击队。1930年8月随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并改名曾思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67年7月30日清晨，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曾思玉床头柜上的保密电话机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当他拿起电话后，听话筒里说：“我是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总理跟你讲话。”
曾思玉马上说：“总理好!”
对方传来周总理的声音：“你是曾思玉同志吗?”
曾思玉：“我是。”
总理：“我已派飞机去沈阳接你，你立即乘机来北京，调你去武汉军区工作。”
曾思玉一听周总理如此肯定的语气，于是他向总理报告：“沈阳正在下大暴雨，电闪雷鸣，飞机暂时不能降落和起飞。”
总理：“那你抓紧时间，雨停后立即起飞来北京钓鱼台接受任务。”
暴雨停后，曾思玉和秘书沈家骅、保卫干事胡世忠乘机起飞，于上午10点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周总理派车在机场等候，下飞机后直奔钓鱼台。在一个会议室里有周总理、谢富治、刘丰(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新任武汉军区政委)、王力(王力坐在轮椅上，头部、手和脚缠着白纱布)等人。
周总理说：“曾思玉同志，调你去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副司令员任军区政治委员。当前主要的任务是掌握军队，调整部署，稳定武汉局势，做大联合的工作。军委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同志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真同志在武汉王家墩机场等候你，武汉的情况由他们向你作详细介绍。飞机在西郊机场等候你，马上起飞去武汉。”
曾思玉抓紧时间到京西宾馆向陈锡联司令员告别后，向陈司令员讲了总理谈话及调他去武汉军区工作的事后，陈司令员讲：“老曾啊，你到武汉工作任务是艰巨的，而稳定武汉局势非常重要，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你的信任，我相信你老曾有胆有识，定能做好工作，祝你工作顺利。”由于时间紧迫不能长谈，曾思玉就和刘丰一起乘机于下午13点抵达武汉，并立即投入工作。
在曾思玉同志镇守武汉期间，毛泽东多次亲临武汉。就在曾思玉到职后不满二个月的1967年9月24日，毛主席乘专列从长沙到武昌，列车在王家墩机场铁路支线停留。曾思玉和刘丰上了毛主席公务车会客室，向毛主席汇报到职后工作情况。毛主席在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武汉的7.20事件，外国人不了解，以为中国天下大乱了，就连国内的有些人也不了解，我和周总理商量过，十月份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安排到武汉来，并由周总理陪同，要召开欢迎大会，以展示武汉的真实面貌，打消国内外一些人对武汉形势的猜疑，你们要争取时间，做好准备，搞好接待工作。”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和随行人员在东湖休息，直到27日才离开武汉。
10月8日，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贵宾如期抵达武汉，武汉市几十万群众夹道欢迎，秩序井然，圆满完成了毛主席交办的接待任务。
曾思玉老将军在《我的缅怀》对自己在我们这里的的工作经历做过深情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长江流域水利的开发，多次视察长江，听取汇报，作过许多重要指示。1956年6月，毛主席又提出“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设想。
我到湖北工作后，和省里其他同志一样，深感湖北缺煤，而水资源十分丰富，虽然搞了一个丹江水利枢纽发电工程，仍远远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在长江上打主意不可。我们根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研究成果，经反复讨论，认为在长江三峡地区三斗坪建坝的方案为宜。1969年6月间，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我和张体学等同志向主席请求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
主席说：你修这么大的水坝，不是淹了重庆吗?张体学同志回答：是中方案，淹不到重庆，要淹万县一部分地方;蓄水80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00万千瓦，10年时间投资30多亿元。
主席又说：你们真是敢想敢干，这么大的水库，打起仗来敌人丢原子弹一炸，下游统统被水淹掉。就是不考虑原子弹的问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有个叫林一山的，这个人有点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长江的流沙问题，水土保持问题。我看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以上的金沙江要修两座坝。长江是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汇成。这是大的，小的不算。大概是六条江汇流到长江的，四川实际是“六川”。你(指曾思玉)去过三峡吗?(我答：“没有。”)宜昌江段湾道多，江面不宽。你没有去过，可以坐一条船去看一看嘛，也可以到重庆去看看嘛!我过去是从上游重庆下来的。
我们很快到了三峡进行勘察，进行了研究比较，仍认为三斗坪建坝方案可行。1969年10月间毛主席又来到武汉视察，我们再次请示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的问题，毛主席摆摆手说：你们真有雄心壮志呀!难道你们就不怕原子弹吗?大坝修起来了，战争打起来万一被炸，那么多水泄下来，不但要淹宜昌，顺流而下，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都要遭殃。现在修三峡工程不现实，条件不具备，不能搞。他老人家又说：修这么大的坝，你们敢呀?你曾思玉过去打仗可以，张体学搞过丹江水利发电站，有发言权，但现在修三峡大坝不现实。当时，毛主席从国际形势和“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出发，否定修建三峡大坝，是综观全局作出的正确决定。即使不考虑战争因素，就当时的国力和技术力量而论，也是难于办到的，我们很理解毛主席的决策。
主席又问：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体学同志(注：指张体学)说不搞三斗坪高层大坝，我们考虑可先在西陵峡出口葛洲坝建低坝，利用迳流发电。这时我们把地图摆出来，照图叙述。毛主席详细听取汇报，不时询问各方面的情况，笑着点点头说：这还可以，有道理，万一低坝被炸，对下游影响也不大，赞成修建。他又强调指出，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有利于船舶航行，有利于蓄洪、排洪和发电，有利于鱼类的生衍繁殖。最后说，此事要报告周总理，要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讨论研究，由中央决定。毛主席同意我们在长江建坝了，大家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葛洲坝工程设计组继续进行勘察论证，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提请国务院审定;同时，组建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进行人力和物资方面的准备。
兴建葛洲坝工程，毛主席首肯之后，1970年8月20日，我们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0月初，周总理看了报告，表示同意，叫做准备。钱正英同志给张体学同志打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体学同志又打电话请示李先念副总理，是大准备、中准备、小准备?李副总理说，你积极准备就是了。体学同志表示：我拼命准备。他随即赶到宜昌，召开有关部门、地区和工程单位参加的会议，传达周总理和李副总理指示，成立领导机构，调集设计、施工力量，全面展开了各项施工准备工作。10月28日，我访问朝鲜回到北京，又向周总理汇报了兴建葛洲坝的问题。30日，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和袁宝华及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再次听取汇报，讨论建坝。会后，我们修改了建坝的请示报告，再次呈送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工程规模、效益、工程保障，施工准备等提出了具体意见。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批准，并指示要多作水工试验和研究，写出可靠的工程资料。
12月16日，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再次听取体学同志的汇报，对建坝方案进行最后审定。12月24日，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书面报告，请予批示。总理在报告中说：“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在曾思玉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就同水电部、长办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迳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到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十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
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做水工试验和研究，并写一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三同志均参加)，张体学、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十年来的现场地质勘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得来，基本可靠。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总理的报告，言简意明地阐述了修葛洲坝工程的由来、效益和要求，以及修建三峡大坝的构想。
2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0〕78号文件，批复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告四川、湖南、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央有关部委，同意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26日凌晨，毛主席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中央还指示，经费、设备和技术指导，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力和物资保障，由湖北省安排。
1970年12月29日，我们派专机把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文件送到宜昌，体学同志作了传达，极大地鼓舞了数万筑坝大军的积极性，长江两岸群情振奋，一片欢腾，千万颗火热的心汇成一个行动，向葛洲坝开战。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12月30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为了加强对工程建设的具体组织领导，在原工程领导小组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和党委。由我任第一指挥长和党委书记，张体学任第一政委，张震副司令员常驻宜昌，主持指挥部的工作。为了纪念毛主席1958年3月30日视察长江三峡，指挥部定名为“三三O工程指挥部”。兴建这个工程，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是一处建坝，八方支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中央有关部委积极支持，有关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承担着大量科研试验任务;生产厂家、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以赴保证设备、物资器材的供应;水电专家把兴建葛洲坝看作为国争光的工程，积极献计献策;数万名筑坝大军，头顶蓝天，脚踏荒滩，展开会战，大坝工程筹建中，在荆门筹建了年产十万吨大坝水泥的荆门水泥厂。
葛洲坝工程建设初期，也经过一段曲折，教训很深。主要是尊重科学不够，急于求成，仓促上马。在设计、施工、坝址等方面，都出现过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问题，在完成一期工程围堰任务后，主体工程无法施工。幸而周总理及时发现，果断决定停工整顿，重新修订设计，并指定有关人员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解决建设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工程建设得以走上轨道。
1973年，我离开了湖北。1981年有幸去宜昌目睹了大江截流的壮观景象。1991年重访夷陵，登上大坝，饱览了长江第一坝的风采。葛洲坝工程之浩大，规模之宏伟，技术之复杂，兴建之艰难，效益之巨大，居国内之首，在世界上亦属前茅。它的建成是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抚今忆昔，当年兴建的许多大型工程，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亲切关怀下建成的，一件件一桩桩，都凝结着毛主席对湖北人民的深切关怀。饮水不忘掘井人，湖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永远怀念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创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温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缅怀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实现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的遗愿。
李克勤后记：2011年在建党90周年前夕，敬爱的老将军在沈阳军区病床上，将他的人生智慧口述给未来时代的年轻读者：如何让生命跨越百年，如何让生命价值永恒。在此，我们向革命前辈致敬崇高的革命敬礼!
老将军已于2012年12月31日逝世，在此谨以此文表达对革命前辈的怀念之情!
——为纪念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军87周年而作!
参考
毛泽东得人心的基础：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09/09/80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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