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得人心的基础：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

毛泽东得人心的基础：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

李克勤（jixuie）题记：恐怕有很多人，尤其是反对毛泽东做法的人至今依然很疑惑，那个年代很穷，可是人们会如此怀念？看来，这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说服人，只能用立场，才能讲得通。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的的确确不一样。一个搞的是优胜劣汰，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谁家富，谁光荣，谁家穷，谁狗熊，这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社会主义则是追求人人平等，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社会主义讲究“雪中送炭”，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常常得到帮助，国家的钱就是人民的钱，国家的财产“全民所有”，任何干部都不敢拿着国家的钱去搞什么花架子的“锦上添花”。如果从经济学上讲，锦上添花往往边际效应递减，就如同一些已经拿了30万元奖金的奥运冠军回到家乡，所在省里又奖励30万元，这时候奖金的激励作用已经很小了。假如拿着这笔钱去帮助多位身患重病，又付不起医药费的下岗工人，人们肯定会感到“毛主席回来了！”毛泽东为什么得人心？因为他一辈子都在为人民的生存提供保障，这是安全保障，这是人最需要的保障。离开了这个保障，什么都是虚的。

毛主席指引方向不是空话，老人家把握了人性的首要法则。

一、毛泽东鼓励雪中送炭为了人民的生存。

毛泽东从年青时开始关注穷困的中国人民的生存，开始探索解决办法，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青年时期毛泽东曾经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作过潜心钻研，尤其是对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理论十分精通。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指出：“人性的首要法则，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始终没有忘记人民的生存问题，在毛泽东视野里，不允许任何不顾人民死活的事情发生。一旦发现某些干部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老人家是要和这样的人拼命的，用老人家的话说叫“造反有理”，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斗争，那才叫彻底的为人民服务啊！而这正是毛泽东得人心的基础，因为他牢牢的把握了人性的首要法则。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有意思，越是简单的道理，越是容易被人忽视，尤其是容易被那些高贵者忽视，而卑贱者恰恰也不喜欢那些高深的道理，他们只喜欢简单的道理。历史的结果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最愚蠢”，不知道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锦上添花”，只知道给那些弱者、困者“雪中送炭”，所以，他不在世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就开始骂他，诅咒他，而那些不懂大事的卑贱者却总也忘不了他！

毛泽东最懂得雪中送炭的道理。这个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冬天下大雪。楚怀王点上炉火，穿上皮大袄还觉得冷。突然，他沉思一会儿，下令给全国的贫苦百姓和游客送去取暖的煤炭。人们很高兴，非常感动,十分感激楚怀王。后来人们就用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

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毛泽东最著名的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讲的张思德同志的牺牲就和“雪中送炭”的“炭”有关。过去我们对那位普通而伟大的战士了解不多，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他，这样才能更深刻领会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含义，从而进一步感悟毛泽东把握人性首要法则的绝招。

1933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六合乡韩家湾，成立了革命政权。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了红军，不久又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班长，在数年的通讯工作中，张思德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1940年初夏，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采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的深山老林中烧木炭。烧炭要打炭窑，洞口很小，里边很大，每次要出500公斤木炭。木材在窑中要立起来码放，还要会看火候。开窑出炭是非常辛苦的，里边活像一座焚化炉。那时没有任何防护用品，连起码的手套都没有。人要爬进去，将木炭一根一根地传出来，外边的接应晾上。进去一次，人就闷热得好像要脱一层皮。这种最脏最苦的活儿，张思德总是抢在最前面。苦战三个月，经过伐树、烧火、出窑、捆扎、运输等数道繁重的工序，终于把八万斤烧炭运到了延安。

1944 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延安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搞得更加热火朝天。这年夏天，上级决定内卫班的部分同志到延安北边的安塞去烧木炭，以解决枣园机关的冬季取暖问题。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争着要去，领导知道张思德烧过木炭，就指派他带领 4 位同志到安塞县石峡峪村去烧炭。

　　7 月的一天，张思德带领警卫战士背着行李，带着锯子、斧头来到了石峡峪村。这里傍山依林，只有百十户人家。据村长说，进山五六里地，就有青冈树林。青冈树木质坚硬，是烧炭的上等原料。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亮，张思德就带领大家进山选择烧炭地点，开始做烧炭的准备工作了。山中林区的景色美丽，初升的阳光洒在苍翠的青冈林上，泛起绿色的光晕，一簇簇山丹花红得象一团团火。张思德他们顾不上欣赏美丽的风光，扛着镢头跑上跑下，根据山势和青冈林的大小，选择烧炭窑的地点。

　　为了加快烧炭进度，张思德把同志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挖炭窑，一组砍伐青冈树备料。他说： “ 我们进山后，家里的同志可就忙了。我们要加油干，争取多烧木炭，早日完成任务，向毛主席报喜。 ” 他的话不多，却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大家都决心好好干，创造出优异成绩，让毛主席高兴。

　　紧张的劳动开始了。荒无人烟的山林里，响起乒乒乓乓的伐木声和战士们欢乐的歌声。张思德领着两个战士起早贪黑，很快打出了两眼炭窑。大家把青冈树枝、树干背到窑前，张思德就开始装窑，其他同志继续开挖新窑，砍伐青冈树。张思德把两眼窑装满后同时点火，等到木炭烧成压火后，同志们也把新窑挖好了，料备足了。他一个人又去装窑、点火，从早干到晚，一刻也不休息。

　　烧窑是个技术活儿，火要烧得均匀，压火要恰到好处。压火早了，烧出来的是 “ 生头 ” ，劳而无功；压火迟了，木炭会变成灰烬，前功尽弃。为了掌握火候，张思德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起来几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判断火候。当时，没有照明工具，他就在山林里采来一种叫做 “ 牛条条梗 ” 的小灌木，放在窑里烘干，晚上用它来照明。这种 “ 牛条条梗 ” 有油性，点燃后火得很旺，也不怕风。同志们都很佩服张思德经验丰富，肯动脑筋。

　　当地群众烧一窑木炭，一股要 10 天左右。为了抢时间多烧几窑，张思德和大家就在压火后木炭尚未完全冷却时出窑，把烧炭周期缩短为 7 天。出窑时窑内温度很高，有的木炭上还有火星儿，烤得人脸皮发痛，大汗淋漓。每次出窑，张思德就把双手包上破布，站到窑的最里边拣木炭。在他的带动下，同志们废寝忘食，日夜苦战，一个多月就烧了 5 万多斤木炭，超额完成了任务。

　　木炭烧好后，张思德又带领大伙，用杨树条把木炭打成捆，背到石峡峪村。 5 万多斤炭放在村头，象一座小山。大家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心里乐开了花。张恩德到安塞打电话给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张思德暂时留下看守木炭，等候马车前来装运，其他同志回枣园执勤。

　　为了看守木炭，张思德住在村头一位老大娘家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给老大娘担水，扫院，还上山打了几捆柴。后来，他想起山上烧炭的地方还留有一些砍伐下的青冈，便想赶在马车来运炭之前再烧一些木炭。他和大娘商量说： “ 大娘，我整天坐着看木炭，也闷得慌。你和孩子替我照看一下，我进山再烧一些，晚上回来时我给你捎一捆柴火，你也就有烧的了。 ” 老大娘高兴地答应了。这样，张思德每天早晨带着干粮进山，一人伐木，装窑，起火。每大晚上回来，总要给大娘背一捆柴火。老大娘天天都做好晚饭等他回来，晚上又给他准备好第二天进山吃的干粮。

　　9 月 5 日 ，天还没亮，张思德又进山了。他走时告诉大娘，晚上回来给她背一些碎木炭，以备冬天取暖。可是到了晚上，大娘把晚饭先后热了三次，还不见张思德回来。鸡叫了头遍，也没见张思德的影子。大娘心里不安，就去找村长。村长放心不下，急忙带人进山，去找张思德。

　　村长他们来到张思德烧炭的地方，看见窑前整齐地堆放着木炭，炭窑已经坍塌，便知道出了事故，赶紧用手拼命挖开沙土，希望能把张思德救出来。

　　坍塌的焦土挖开了，只见张思德站立着，心手紧紧地握着一截表冈木，脚下有一堆青冈木，看样子，可能是他正在装窑时，炭窑忽然坍塌，将他埋住了 …… 在坍塌时，他把战友推了出去，自己却牺牲了。

　　“ 张思德！张思德！ ” 村长急切地、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张思德的名字。可是我们的张思德紧闭着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张思德光荣殉职的消息惊动了石峡峪村，乡亲们都为张思德的死而深深惋惜。村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安寒，给延安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悲痛的消息。

　　题噩耗传束，内卫班的同志个个失声痛哭。毛泽东也沉痛地说：“思德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队长向毛泽东报告消息，并说人砸在窑里还没挖出来。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他随即吩咐了三点：那一带狼多，晚上要派人站岗，要是尸体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不用当了；尽快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买一口棺材；开追悼会，我要讲话。他还指示机要科长叶子龙用汽车到石峡峪村去接张思德的遗体，并指示中央警备团一定要隆重追悼张思德同志。党的领袖如此关心一个普通党员和战士，远不止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表现出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

　　1944 年 9 月 8 日 ，是一个普通而又很不平常的日子。这天清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笼罩在 — 片肃穆悲痛的气氛中。土台上临时搭起的灵堂上挂着挽悼。在里面的黑幕前安置着烈士灵位，灵位前放着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中央警卫团团部以及各营连送的花圈。台前两边挂着挽联，中悬毛主席亲笔挽词 “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 。台下肃立着 1000 多名军容整齐的八路军官兵。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这里举行一个普通士兵 —— 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

　　简朴庄重的追悼大会开始了。毛泽东主席缓步走上灵堂，亲手献上花圈，并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作为对张思德同志的纪念和哀悼： “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

　　一位普通战士，没有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却得到党的高度赞扬，成为亿万军民学习的楷模？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绝对不是。毛泽东正是抓住了张思德普通而平凡工作中的“雪中送炭”行为，提炼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上升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这是对“雪中送炭”行为的最大鼓励，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才会如此真切体会到为人民雪中送炭如此必要，不做不行。这样才能为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老百姓提供生存最根本的保障，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最可靠的安全保障。

二、毛泽东为了人民的生存探索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工作方法。这里只从几个侧面谈谈看法。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从政治大局上讲的国家、民族、人民的生存保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团结和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团结中就包含着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人总是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不团结也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苏联就只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了。”这是从思想方法上讲的生存保障。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维护人民自身的生存出发，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狠抓人民健康工作。毛泽东在吃饭穿衣的基础上，最终是从人民的健康角度来把握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问题的。从现在的情况看，吃饭穿衣的的确确也有个健康问题，所以毛泽东的确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洞察力。老人家那个时侯，就对人的生存问题把握得多么准啊！

毛泽东发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以及后来的工作力度是毛泽东狠抓中国人民生存状态的杰作。

　1965年6月26日　，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向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正是面对如此严重问题，毛泽东采取了他的果断措施，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　6月26日　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该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非常了解，也曾经饱受因疾病失去双亲的痛苦。“六二六”指示正是源自毛泽东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早在1933年，他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他关注红军医院的建设，提倡中西医相互团结，对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作过多次指示。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毛泽东再一次把农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他说：“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在勾勒新中国的蓝图时，他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参与了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于当时有些干部轻视卫生工作的情况，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批评，并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在他的关怀下，新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

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最能体现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怀。血吸虫病在我国由来已久，解放前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数达1,100万人以上。 血吸虫病的泛滥致使家破人亡，甚至整村、整乡人丧命的情况令毛泽东十分焦虑。1953年，他在回复沈钧儒的来信中，对血吸虫的防治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他的指示下，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发动开展群众性的消灭血吸虫病运动。1958年6月30日，当毛泽东得知江西省余姚县消灭了血吸虫时，竟夜不能寐，在微风旭日中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诗词发表后，不仅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推向了高潮，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1966年，毛泽东又指示对血吸虫病实行免费治疗。

正是由于对人民群众有着无限真挚的情感，所以毛泽东最痛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性强，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对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医务人员的革命化问题尤为关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就军委卫生部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露。毛泽东看到报告后批示：“根据白学光的报告来看，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由此引发了毛泽东对政府卫生部领导的怀疑，并责成习仲勋、胡乔木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他指出，“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理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此后，在第三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总结了建国4年来的工作经验，对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错误作了检讨。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将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在他连续批评了文化、学术、教育等部门后，对北京医院仅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情况甚为不满。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　8月10日　，他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消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六二六”指示毛泽东再次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由此可见，“六二六”指示反映出的是毛泽东一贯的群众观点，并非突发奇想。然而，如果能联系“六二六”指示之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就会发现指示与他此时的备战思想有着密切关联。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际形势一度十分紧张，美、苏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在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在南面，1964年8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海军还调集大批舰艇，随时准备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作出了“要打仗了”的形势判断，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布局。对于医疗卫生工作，他担心一旦打起仗来，医疗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医务人员都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医院和医学教学都分科那么细致，是无法应付战争的需要的。卫生医务人员到农村去锻炼，接触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帮助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理应是备战的一条重要内容。

“六二六”指示的历史功绩：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 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 而指示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更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第一， 农村巡回医疗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建国后，从防疫大队奔赴疫区，到医务人员去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再到城市医疗力量支援农业生产，巡回医疗已经逐步形成传统。1965年1月，毛泽东指示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卫生部党组决定将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五个月后，毛泽东再次发出“六二六”指示，促使巡回医疗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间还出现了对口支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形式，而前不久实施的“　万名　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则可以称为是巡回医疗的最新成果。

第二，农村合作医疗全面铺开。

农村合作医疗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县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介绍合作医疗的作法和经验，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六二六”指示后，卫生部选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县、北京通县和湖南省湘阴县四个地方进行试点，总结了很多切实可行的经验。1968年底，毛泽东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一时间，《人民日报》、《健康报》、《红旗》等多家报刊连续发表宣传合作医疗的报道，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尽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地合作医疗纷纷解体，但国家寄希望于合作医疗来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试点，两年来，全国试点县已达641个，覆盖人数达2.25亿人，实际参加农民1.63亿万人，参合率达到72.6%，全国共补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1.19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50.38亿元。 应该说，新型合作医疗源出于合作医疗的实践与经验，其产生的背景、推广普及的路径、政策保障的目标，以及农村居民接受的心理都与合作医疗直接相关。

“六二六”指示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六二六”指示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永远都不会被抹杀。毛泽东把农村医疗工作这么抓了以后，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这一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惊世之作，在国际上早就被人所熟知，被国际医学专家、国际政要大为赞赏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那一套有实效，所以得人心，还是毛泽东得到了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泽东在世，不在世，都一样。

三、必须永远学习毛泽东，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

生存一般指自然界一切存在的事物保持其存在及发展变化的总称。通常指生命系统的存在和生长，生命系统包括生物系统与生态系统，如微生物、植物、动物等就是生命系统，生态系统就是多种生物体与自然环境共生的形态生存的特征：生长、适应和繁殖。比如，一个人、一棵树、一片森林就是生命系统，它们通过新陈代谢实现生长，通过遗传繁殖实现繁衍，通过适应环境实现进化。生存也泛指：社会系统像生命系统一样，也都生存在环境中。社会系统是由社会人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的系统，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政党都是一个个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也象生命系统一样，具有生长、适应和进化的功能，一个组织机构由组建到发展、壮大、扩张、危机、衰亡、倒闭、重建的过程，就是一个生长和进化的过程。另外，社会系统存在于、依赖于和作用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支撑，社会系统也对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

卢梭讲的“人性的首要法则，要维护自身的生存”，其含义简单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的本能。如果不顾及这个首要法则，就是不顾人的本能。你要说某个官员不顾及人的本能，他肯定不承认，不高兴，但是你看看某些官员，搞得下岗工人无钱看病，很多农村的孩子上不起大学，城市的很多青年结婚买不起房，“黑砖窑”里的童工死去活来，还有现在依然引起广泛关注的“邓玉娇案”，不都是不顾人的本能事件吗？

某些官员哪里是不懂，而是不顾，不愿顾及，他们以为可以不顾及，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问题？

不要老是以为毛泽东是怎么聪明，怎么有智慧，所以才得人心，得天下，错了！

毛泽东的聪明、智慧，来源于他的那个立场，那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那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时刻惦念着人民的生存，只要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有困难，那颗心就放不下来，所以这颗心才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天下！这就叫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毛主席在故乡韶山同贫农社员亲切谈话。（一九五九年）

毛泽东就是这样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并且身体力行用为人民服务教育了全党、全军，教育了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所以，即使毛主席去世几十年后，老人家的余威尚存，但是，我们不能总是吃老本啊！在这么吃下去，本会吃光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的生存状况很不好了！

我们难道不应该象《潜伏》里的余则成那样，饱含深情想一想，读一读那篇经典的文献，体会一下“什么是我们生存的保障”：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⑷，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链接：毛泽东在纪念堂里继续实践辩证法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6CE0C94FDA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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