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的预测,人类有着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智力极高,且无法象上帝那样“摆弄”人类;另一方面,那些高智商的精英,极力表达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一种极大的欲望要预设人类命运。于是,各种理论的预设便应运而生。
理论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的分析和哲学高度的引领。马克思以对人类具有信心、人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心:无产阶级只有认识自己的能力与历史使命,将人类从私有制的泥潭中脱离出来,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成熟;这就必须改变现实“丛林法则”政治和意识形态,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带给人类的使命:打破画地为牢的私有观念,前提是社会科学发展,科学改变匮乏与掠夺的困斗。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就是既有政治的典型理论,这种假设是以历史霸权在零和博弈中引导出的真正悲剧。这个悲剧源自没有接受20世纪的警示,将冷战转换为21世纪的冲突。这种基于雄狮占据狮群的本能,化为精英统治全球,控制80%无用人口的极为可悲的预言,将世界埋进“中美必有冲突”的悲剧中。这正是私有制在今天的恶毒。
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人民的抉择,当然也受社会历史伤痛的影响。历史伤痛就是民族的性格积淀,以自身在外界的能力显示形成较为固定的行为模式。
人民的抉择,一方面是对领袖人格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领袖理论实践的辨析。毛泽东不是神,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原因就在毛泽东真正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亲和力,毛泽东真正唤醒了人民群众自身的能力,战胜美帝国对朝鲜、越南、台湾的侵略、侵占;战胜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北面、西南的多重干扰,使得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形成了统一的意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今天;正是人民对领袖的认可、信任才赢得中国今天。
一切精英都是作为一小撮自以为是的“高智商”利益人群在发挥影响。尼采强人哲学就是一种对弱者的蔑视与践踏。那些强势的以色列国家领导就长期陷入生存困境,因为他们将周边人民、民族视为永久的敌人,这种苦难民族的创伤留下的是悲剧性的自我践踏,这才是悲剧的可“悲”之处。俾斯麦的强权和希特勒的优等民族论将其他民族人民逼近死角,这才是他们灭亡的逻辑起点与归宿。这就是尼采这个超人这些的恶毒之处。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是属于自我创伤形成的冲突人格,将现实主义中的冲突变为“不可避免”的命运,呼唤战争的毁灭,这难道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野蛮自设吗?人民革命,必须破解这些偏激狂的恶咒。
只有将人民群众视为亲人的人民领袖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运动的导师。马克思同情社会底层民众,恩格斯支持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列宁领导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治,毛泽东建立全新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与自身和外在的敌人进行各种有效的斗争,实现政治上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形态。还有好多人民领袖,象胡志明、卡斯特罗、查韦斯等都是亲民,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做政治斗争的领袖,正是他们引导人民成为政治力量,抵制私有制势力的泛滥。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革命理论必须具有真理的全面基础,同时有革命领袖建立起革命武装,武装人民群众政治思想,建立正循环的社会形态,组织人民群众,树立信心和集中众智,壮大人民力量,实现和平发展、瓦解私有制旧社会的历史大潮。
人类的未来既不能幼稚地认为以和谐带发展,不需要斗争,不讲对立统一;也不能偏激,将人类变为毁灭另一方的一次性大决战。人类未来是成熟过程,需要多种相互配合的斗争,更需要建设新世界形成“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那样的号召力,瓦解旧世界需要的是:新世界真正具有理想的魅力和现实创造力,人民革命的潮流淹没旧传统的动物性存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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