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理群先生商榷的几点意见
钱理群先生在新京报发表的《我对北大有点忧虑》一文，我已拜读，对于发生在北大由钱先生所忧虑的具体事情，一我乃校外之人，不在局中，尚无可靠且准确的发言权，权倾钱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所说，以钱先生之学术成就，当然也八九成地暂为认同。
钱先生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做学问几十年，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子，退休十二年还关心着北大，其赤城之心，至感深佩!
崇敬之中，仅对钱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个观点，晚生怀揣冒昧地要来商榷。先引述这段话在下：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思想，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大历史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这样的“以论代史”的“学术”，几乎耽误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时间。”
晚生的商榷看法有：
一、如何解释大学文科与社会现状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张力一词，恕我理解能力有限，这张力是说是要保持一定的相斥的张力，抑或是说是一种两者相紧密联系却又处于一定距离而相吸的张力。从物理上来讲，相斥也好，相吸也罢，不过就是相互反作用罢了(暂不论矢力的大小)。而不会误解的意思应该是，大学文科与社会现状之间两者不能融进一体，也即文科是文科，社会现状是社会现状之状也。物理用于社会，可能就会不同了，对这一点，我就商榷了。
现代学校教育，尤其大学教育(因为大学教育基本是对成年学生的教育了)，除了自然科学领域教与学的自然科学，不关乎人的思想教育外，文科的教育基本都是对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的教育，文科知识是教人以思想的。人不同于其它生物，最重要的就是人有思想。理工科教育虽也有一定的思想教育，但是理工科的教育更多的是交给人一种手上的技能，但是文科教育却是要管人的头脑。哲学，历史，文学等社会科学管的是人的头脑里的东西，管的是人怎么看人的社会中的事情，按照科学的说法，即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人的这“三观”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的，必须要融进社会现状，历史上最典型的反例就是文字狱。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仅要反省、质疑与批判，更要对现状下的文化知识体系进行反省、质疑与批判，否则在文学上就不会出现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了。
二、教育的独立与学术思想自由，不是虚无的独立与自由，绝不会是存在于象牙塔里的独立与自由。在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和北大，统治学校的思想还不是人民思想，仍处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中，在这种少数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如北大等高校，蔡元培提倡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就是对这种现实统治的批判，如同在一个封闭的小屋子中要凿出一扇窗，好让广阔的屋外世界的气息也冲进屋内，这无疑是当时北大的勇敢和创新。之后，人民国家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少数人思想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结构。在人民思想下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时候，思想最为活跃的高校文科领域，再重弹教育的独立与学术思想自由就是多余的了，因为重弹的这种独立与自由，已不复存在其可以独立独行的社会环境，如果非要重弹，则就走入了人民的反面，再次钻入少数人思想的领域中去不可了。譬如，腐败之问题，如果刻意强调和强力约束官员不要贪腐，不要堕落，在一个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社会中，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在真正以人民利益普遍为重的社会中，就实无刻意强调和强力约束官员不要腐败了，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再譬如，倘若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还不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必须要提防资本主义的复辟，如果全世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能了，不用操心和害怕，因为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三、钱先生说北大“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北大的传统和辉煌始于五四运动。钱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五四运动。北大为首的青年学生们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一举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壮丽的一页，至今北大还享受着五四运动的隆誉之所余，否则北大将不成北大。由此北大人也铸就了时代弄潮儿的先锋形象。五四运动中，北大可以冲锋，为什么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伟大的防修反修的壮丽事业中，就不能“摇旗呐喊”和“冲锋陷阵”了?难道北大的学子们只能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学术而学术乎?如此这般，北大招纳的全国最优秀的学子们进入北大，就是对最优秀学子们的犯罪，如此，北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去了哪里?现在的北大不会不在为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摇旗呐喊”和“冲锋陷阵”吧?
钱先生又接着说，“摇旗呐喊”和“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历史的发展，也有中断和改变的时候。如果继续“摇旗呐喊”和“冲锋陷阵”，也许北大能成就更大的历史贡献和辉煌也说不定，那就不仅繁荣了学术，还将壮丽几代人的青春。只可惜个中缘由，大家都是明白人。
四、钱先生又谈到，“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不仅仅是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就是什么也不提为谁服务的社会中，这种“以论代史”的方法，也是社会历史中的普遍方法。“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明了什么?看似孔子以春秋笔法记述史事，在记述的略取与用语的选择上，恐怕孔子也是先有一个立场用在了判断史事的略取与用语的选择上无疑。人存活于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吃穿住的基本问题，为了这个基本，人就必须要有立场。谁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立场在先”是客观存在，绝没有超立场的史观和史学著作，只不过有时会将立场隐藏起来，看似无立场，但是一旦深入其词其句与取舍的多与寡，隐藏下去的立场就会立刻浮漏上来。司马迁写《史记》没有立场?卷卷的“太史公曰”该付何论耶?孔子编《诗经》没有取舍?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载何意?如若不信，有请哪位高人没有立场地编出一部史书出来，那就真可以申报唯一的世界纪录了。在为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以无产阶级“立场在先”，难道不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吗?
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教育，好像已经不在提为大多数无产阶级服务了，也没有看到北大的学术有多大的进步和影响(好像其影响力很微)，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有特别出乎其翠拔乎其类的大师。这一点倒很像我们的文学界，我们的文学哭哭啼啼地喊着要回到文学的本性上去已经很多年了，早已不提为什么人服务了，文学作家们纯粹在为了文学而玩文学，再加以功利的文学的商品化，优秀的文学作品倒是日见其稀以至于无。现在跟人谈文学，纯属闲的蛋疼。文学终于滑到了完全是作家们自娱自乐的工具的江南园林小路上去了。文艺又何尝不如此。京剧在发展到样板戏之后，现在的京剧演员只不过起的都是“历史的留声机”的作用，没有新作品，演员们都成了只会走动的活的模仿工具而已。
晚生学识有限，驻笔促读，不知所云。以上如若有不当之处，请钱先生海涵并不吝赐教，吾将不胜感激之至。
14年9月1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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