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之名，以维护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为借口，动不动就对科研机构的管理横加指责、攻击谩骂，似乎正在成为一件很时髦甚至很“屌”的事情。
参与攻击者中，据说有人斩获颇丰，除了赢得网友的频频点赞，粉丝和拥趸者众外，各种特殊背景的学术资助(包括国外某些基金会)也接踵而至，于是名利兼收，从此告别学术“屌丝”，成为“著名学者”;告别“矮矬穷”，过上向往已久的“高帅富”、“白富美”的幸福生活。
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
但对正规的学术研究来说，这种现象并不正常，它反映不出学术研究应有的常态和正道。但凡懂点学问、搞过一点研究的人都知道，做学问是要吃苦的，投机取巧换不来真学问。没有点“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没有点“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劲头，想做出真成果、大学问，难!要想靠做学问闷声发大财，那更是难上加难!
但话又说回来，那些得到各种特殊背景学术资助的学者，就真的学术自由了吗?就真的过上了“惬意”的生活了吗?恐怕未必!我就亲耳听到一位得到国外某基金会学术资助的学者，说他是如何被基金会威逼利诱，最终痛苦、违心地修改了原有的调研数据和研究结论的。美国就真的是自由、民主之地，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我的一位朋友和美国共产党领导层聊天，人家告诉他，身为美国国民的他想在美国主流期刊上发篇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并不比其他人在中国发表一篇骂共产党的文章容易。
所以，我要说的是，所谓的学术自由，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有限度、有条件的。正如人离不开空气一样，规范也是学术应有之义。如果有人非要为中国学术界画个学术绝对自由的大饼，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事实上，学者在美国看到的月亮未必比在中国看到的圆，美国猫的叫春声音也不比中国猫叫春的声音好听到哪里去。这是常识，不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就能理解。
在中国做学问，自由度到底有多大?中国的科研管理部门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那就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行为守法律。也就是说：中国学者拥有极其广阔几乎是不受限制的探索空间，而学者要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向公众传播，其言行必须接受一定的规范和约束，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这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标准，而是当代学术活动的底线。正如在西方不得打着学术的名义为法西斯翻案一样，在中国也不能以学术的名义颠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现在一些人老拿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说事，但他们也不看看陈寅恪说这句话时的语境及其具体所指。陈寅恪后来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有这样的解释：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这话与我们常说的“研究无禁区”，哪有一点矛盾!还有一些人老拿民国时期的整体学术环境说事，说民国时期学术有多自由，学者地位有多高，但若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何来鲁迅的屡遭通缉?何来闻一多的被暗杀?
作为政府主办的科研机构的学者，其学术活动，除了要受国家法律的约束外，还要受到所在科研机构规章制度的约束。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对自己聘用的学者进行管理，是其权力，也是其责任，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为什么对科研机构要进行必要的管理?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是人类科研活动的传统，渊源有自而又绵延至今。中国古代的书院，既是教育组织，也是学术研究机构，负有学术组织和管理职能。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其学规就是朱熹亲自拟定的;岳麓书院的学规，在我家里就存有一个摹写本，对书院做了18个方面的详尽规定。中国古代的翰林院，更是官办的高级学术研究机构，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着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和亚里士多德学园、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博物院，都曾吸引和汇聚了众多学者，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但据古典作家的记载，学者们的学术活动依然受到其所在学术机构的某些约束，尽管史料尚不充分。作为世界最早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至迟到13世纪，就有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规章;而中世纪的教师团，作为大学当中具有行会性质的特殊组织，对研究活动和学生管理也做出了明确的规范。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验，同样适合于科研机构。
第二，加强科研管理，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当今时代，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存在深层冲突：一方面是学科分工的日趋细密，学科分野的日趋扩大，学者“专家化”(不客气地说，就是知识和眼界的局限性)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学术研究中“盲人摸象”的现象日渐突出;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进入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以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一个学科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学科的发展也越来越建筑在相关学科取得的成就基础之上，学科之间的互相依存度进一步增强。因此，对学者进行必要的学术组织和科研管理，加强引导，就成为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
第三，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完成自己时代使命的基本前提。我们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时代，也是变化最快的时代。“得一人可以得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要想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必须凝聚起集体的智慧。学术是时代的良心。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学者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肩负着传承文明、创新学术、咨政育人的重大责任。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不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在当代中国，学者承担着特殊的历史和时代使命，那就是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为民族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一定的学术组织和科研管理，学者就将是一盘散沙。面对极端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别指望一群乌合之众，能取得任何像样的成就。我们只有将学者凝聚起来，组织起来，万众一心攻难克艰，才能肩负起自己的时代使命，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应有的智慧成果。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路大军”，基本都隶属于党政和军队部门。这些学者不是普通的公民，不但要遵守国家各项法律和法规，而且还要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这是最低要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至于社会上的民间学者，他们当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有着深切的国家和民族情怀，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担当，所做的学问与国家主办的科研机构的学者相比，有自己的特色，是当代中国学术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对民间学者，包括对一些学者型的“自由撰稿人”，需要多加关心，引导他们成为当代中国学术进步的建设性力量。但民间学者、自由撰稿人，也非身处“王化之外”，而是要在国家法律规范下开展学术活动，同时，还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理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与国内外主流学术界展开平等的有尊严的对话与交流。学术是千秋之事，在这里，喧嚣和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过去，各级科研机构对学者的管理，不是失之于过严，而是略嫌过宽。松散管理的结果，就是让一些人产生了误判，以为真的可以把国家主办的科研机构当成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把基于底线思维的必要约束当成对学术自由的不合理限制。对当代学术发展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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