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似乎已经是当代文化思想的主流了。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割裂和对立无法解除而且越来越被强化的情况下，这种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必然走向它的极致——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延续，在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欲与强烈的自由解放的思想的混合。《黑客帝国》最后尼奥对母体说：“我不知道未来，我来这里不是告诉你们一切将怎么结束，我是来告诉你们，一切将怎样开始……”可是，接下来，沃卓斯基兄弟的《V字仇杀队》给我们呈现出了怎样的一种开始呢?
在这部影片中，V作为反极权政府的革命者，成立了一个秘密地下组织(不过这个组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他偶然间救了一个陌生女子艾薇，并带她去观赏他摧毁伦敦国会大楼时犹如烟花般灿烂的革命的火焰，为了达到目标，他将艾薇改造成女战士，最后他在消灭总统的过程中受伤，然后将革命的任务交给了艾薇。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的这部影片和他们的上一部影片《黑客帝国》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些问题。《黑客帝国》通过“母体”这个情节的设置，寓意了未来针对意识形态的斗争，而《V字仇杀队》则将矛头完全指向所谓的极权政府(严格地说，就是总统本人)，斗争的目标从资本主义公理转移到具体的、同时又是虚幻的政府，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包括总统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影片舍弃主体，而攻击工具本身，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认识上的倒退。不过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解放愿望不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的情况下，就只能走向越来越虚无的无政府主义。
影片中V寄给每个家庭每人一套他的面具和披风，在V死后，人们走上街，都穿着V的披风，带着他的面具。他们似乎是自发地朝总统府冲过去，警察呆立在那儿，没有开枪。但是接下来呢?影片在这里戛然而止。事实上，影片也只有在这里截止，因为“未来通向哪儿?”这个问题是V这种孤胆英雄所不能给予答案的，甚至“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也是毫无解决方案的，因此即使是在想象中，这种非组织化的行动的结果都只能是无疾而终。
《V字仇杀队》最后反抗者都戴上了V的面具，默默包围了总统府，这个情节既是一种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人们都作为V的装束下的沉默的一员来完成V的愿望，作为领袖的V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神化的存在)，也就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了：领袖的神秘感，不容质疑的权威，追随者的绝对顺从。当然更明显的仍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幻想性的激进。但无论怎么去理解，《V字仇杀队》不仅是对等级观念的再生产和加强，而且还是返回到了一个过去的点上展开的幻想。V的面具叫“盖伊面具”，是英国民众为了纪念英国17世纪初一位反政府人士盖伊•福克斯而在每个游行示威活动期间都会出售的商品。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一段话：“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 这当然是一种表演，正如“占领华尔街”行动中，在欧洲和美国都不断出现的这种带着V面具的游行者的表演一样。
无政府主义并不关注实践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可能产生的方向的改变或者性质的转变，它只指向唯一的“目标”——消灭国家。由于国家机器的等级制产生了生产和行政的集中，无政府主义者就希望将这些集中制也一同消灭掉。然而“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2]，无政府主义越是站在国家机器的绝对反面，就越是暴露出它与作为它所反对的等级制国家机器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因为“相反”与“相同”都是以“同一”作为模仿范型的概念，只有以“不同”(“绝对差异”)作为范型的时候，真正的抛开了二元论的实践才得以展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共同反对的是等级制、目的论的国家机器(树-根模式)，而真正应当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与之不同的、由维度或运动方向构成的、非目的论的块茎模式。
但德勒兹强调，这两种模式并不是要形成新的二元对立，因为运河-块茎模式关注的是历史性的“永远延长、断裂、再重新开始的过程”[3] 本身，而不是某个先验的目的，因此它不是简单地反对或者认同国家机器(树-根模式)，而是投身于运动之中。这不由得让我们又联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4]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展开一张地图，一个空间，拆解原有的内在结构，然后将所有的元素重新组合，在组合从而生成的基础上继续拆解和重新组合……在这个无限的过程中，我们才真正经由实践进入“接触的空间”——“小触角或手工接触活动的空间”(游牧的和块茎的平滑空间)，这种阿基米德式的平滑空间有别于国家机器和根-树模式所固定呈现出来的欧几里德的条纹/视觉空间。
德勒兹同时强调“运河-块茎模式”“是一个内在过程，它推翻那个模式，勾勒一张地图，即便构成自身的等级，即便导致一个专制渠道的形成” [5]，正如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的马克思和巴库宁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一、是否承认消灭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所必然、必须存在的暂时由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在消灭阶级从而消灭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的专政一样。” [6]而无政府主义是从等级制的国家机器的树状模式直接走到其反面，以迫不及待的方式去消灭国家机器结构，然而无政府主义正是建立在对国家机器的单纯的反对的基础之上，而反对又正好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就好比树状结构中的树干反对树根，并试图破坏树根一样，其结果是自身的必然失败和新的树-根重建。于是，无政府主义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了。二、是否将“权威”和“集中制”视为绝对化的事物。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认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因此马克思承认在打碎了旧有的集中制后，掌握了国家机器力量的群体有重新聚合和自愿、自由地统一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形成了“自愿的集中制” [8]。与之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正是由于高度认同于等级制的法则，认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管理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直接将消灭集中制与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等同起来。然而这样一来，他们就自动消除了自身的一切存在的基础和消灭了自身实现目标的一切手段。
“认为实在是由不同的原子化个人所构成的本体论，实质上植根于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社会，在其中，个人被看作是孤立化、分裂化的个人，他们仅仅以外在的方式相互联系着”。[9] 这种本体论无疑是个人主义、整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思想产生的根源，而要避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割裂和对立，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他的生活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的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地是类的生活的较为特殊的表现或者较为普遍的表现，而类的生活必然地是较为特殊的个人生活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
马克思说：“作为类的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重复着自己的现实的存在;反之类的存在则在类的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能思维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因此，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对这种存在的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10]只有当私有制被消灭，从而阶级和社会分工被消除，它们带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分离才会结束，作为每个个人自由意志表达的集体(群体、真实的集体)意志、共通体的主体意志才能和个人意志辩证统一，融为一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 [11]
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看上去似乎是某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不但没有能有效地抵抗资本主义公理，反而成为某种有效的补充，正如资本主义的民主正好构成了对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的专制的补充一样，民主-自由-权利将社会群体拆解开来，让每个人都成为通过法律所限定的孤立个体，在资产阶级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存在物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12]。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法则-公理下，个人与社会/群体(个体与整体)的分裂与矛盾不仅没有消减，反而达到了极致，这种极端的二元对立同时压迫了个体，也损伤着群体，而群体的受损反过来又必然导致个体的受损……恶性循环到一定的程度的结果，就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崩溃从而也就是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个体的人的灭亡。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6][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5]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古尔德著，王虎学译：《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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