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以前的古歌谣，都是后人所追记的，多散见於汉以前的古籍。其中《击壤歌》颇为著名，它最早似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艺增篇》：
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到了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此事被记载为：
“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于康衢，或有观者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清人沈德潜认为《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
“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沈德潜《古诗源》注释)
研究中国诗歌起源的学者，多认同沈德潜的观点。他们认为：《击壤歌》所用古韵,非汉代之后可以模仿，应该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可能是后人仰慕唐虞盛世，假托圣人之名而作，所以将《击壤歌》列入《诗经》以前的古歌谣。
《击壤歌》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宣言。“帝力于我何有哉!”从根本上否认公权力的价值。然而到《击壤歌》诞生的时代，公权力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在东亚大陆的农业社会中，历法与治水无疑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没有公权力，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作为东亚季风区的农业社会，准确地掌握物候变化对农业至关重要。据司马迁掌握的信息，在黄帝之前就有历法，黄帝对其作了考定：“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史记·历书》)。《尚书•尧典》的一段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尧命令羲和观测天象，测出每年有366天，并制定历法向全民公布。
20世纪70—80年山西襄汾县发掘了陶寺遗址。这个遗址最引人注目的是“观象台”(见何努，严志斌，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迹»[N].中国文物报，2004-02-20.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J].考古，2004，(2))。学者们鉴定，陶寺遗址的早期约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对应于传说时代中的帝喾至夏末时期。《击壤歌》讲的故事，正在这个时段内。至于治水，大禹的业绩也完成于这个时段内。
既然公权力对种族的生存如此重要，为何出现了对其如此厌恶的态度?
尧、舜、禹三代被视为“大同”社会，而考古发现的贫富分化，此时已经相当严重。掌握公权力的集团已经大量侵吞社会资源。查《史记·夏本纪》，从黄帝到禹，帝位都是在黄帝家族内部传承，所谓尧、舜禅让，不过是因为直系子弟太不成器，不得已在旁系子侄中寻找继承者罢了。可见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公权力已经逐步私有化了。等到“夏传子，家天下”(《三字经》)后，公权力私有制已经固化。
无论历法还是治水，其作用都是提高生产力。然而在公权力私有制下，提高生产力之所得，基本被把持公权力的精英集团获得，而社会公众则沦为隶、臣、妾。对他们而言，生产力提高与否，毫无意义，能够摆脱精英集团的奴役，“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帝力于我何有哉!”才值得向往。
不但广大底层社会成员这样看待公权力，精英集团更是赤裸裸地视公权力为己物，而底层社会成员的价值，端在于能否为我所用。韩非讲了一个太公望(姜子牙)的故事，将这种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主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是以诛之。(《韩非子》第三十四篇《外储说右上》)
狂矞，华士两兄弟，被视为贤者，他们“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主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正与唱《击壤歌》的“壤父”相类。然而姜子牙“封于齐”后，首先将二人杀了。其理由居然是：要驱使臣民“非爵禄则刑罚也”，他们不求于人，我无法驱使之，所以该杀。在姜子牙的眼里，社会成员的价值，仅在于可供驱使!回顾数千年的文明史，这正是精英集团真正的价值观。
正是公权力的私有制，一方面使窃取公权力者视社会底层成员为隶、臣、妾;另一方面使社会底层成员厌恶公权力。历史上翻来覆去的王朝更迭，盖缘于此。即使在一个新兴王朝的初期，精英集团能做的也无非是“与民休息”----收敛驱使的强度而已。由此可见，向要摆脱社会的灾难与悲剧，其基础在于公权力的公有化。
马克思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视角分析社会，以为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能解决问题。而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发端于周末的“废井田，开阡陌”。在早此之前至少三、四千年间(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社会等级已经极为悬殊，社会矛盾已经极为严重，已经爆发过多次社会动乱。就在前边提到的陶寺遗址，考古人员发现，2005年陶寺遗址发掘的4座中期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彻底的捣毁：
“墓主人的尸骨、棺椁、随葬品被随处抛弃。从遗址第3层还出土有不少随葬品的情况看，当时毁墓抛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盗掘古墓、追求昂贵的随葬物品，而是对墓葬主人所代表阶层的一种切肤之痛的报复行为。”(王晓毅、严志斌:《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1版)。
“晚期灰沟HG8里出土6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头骨;另有散乱的人骨个体约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在灰沟的第3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曹兵武«从陶寺遗存看中国早期国家之形成—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五»2007-10-27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4130)
从时间上看，陶寺文化晚期正对应夏代晚期。《竹书纪年》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而民众陷于困厄，指着太阳咒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诗经·汤誓》。如果仅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视角看，这时远未“废井田，开阡陌”，是地道的公有制。问题在于，公权力却属于极少数家族私有。
由此，能否实现公权力的公有制，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关键。没有公权力的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能是黄宗羲揭露的：
“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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