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中国会出现一批自己的“亨廷顿”
美国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亨廷顿研究的学问主要围绕美国如何统治世界，被视为是“帝国人才”。培养这类学者的机构当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央情报局，一个是五角大楼。
因为美国的目标是统治世界，需要了解世界，出于这个目的，美国政府支持了很多学者，包括对中国有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同时，又在理论上做了一些梳理，对此后的世界局势发展做出了当年的判断。也就是说，亨廷顿这样的人的出现，是跟国家的崛起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
我认为中国完全应该也必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物，最后能否达到亨廷顿那样的高度并不重要。就政治学而言，今天中国政治学要比肩世界，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而是起码的要求。今天中国也在崛起，我们现在要致力于世界政治的研究，这正是当年亨廷顿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了这种需要，就像当年美国一样，需要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了解是建立在中国人自己的观察与研究基础上的。过去30年里，我们经历了工业化，沿海地区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中国需要依据自己的经验再次审视世界，中国也需根据自己的认识进一步探寻世界的规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汪晖：重大学术发现有赖于长期的学术积累
能不能出亨廷顿，这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提这个问题就是在问，中国能否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
中国近现代出了许多伟大的人物，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人物并不多。西方学术界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有全球影响的人，一个是世界格局造成的，此外也有赖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积累。欧美近代学术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也一直在学习。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关于自己的研究都被美国的中国研究“接管”了呢?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相应地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发展。
伴随着大规模的翻译和学科化，西方许多中国研究的著作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分析这些著作的成败得失，这里暂且不论。现代西方学术在分工严密的基础上形成，这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许多做综合性研究的学者影响很大，但他们之所以能产生较为全局性的影响，是依赖于整个学术界的强大基础。
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说，抱负是重要的，但也不要太急于求成。不必急着去想要成为多么知名的学者，而应该重视基础工作和普遍积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来的才是最终呈现给中国和世界的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水涨船高。我们为什么关心教育，关心大学的科研体制?因为它输送的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专门人才，在传承创新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突破性的成果。(是清华大学教授)
王帆：既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全球视野
讨论中国如何培养自己的“思想家”很有必要。因为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跟别国比思想，比未来的设想、创意。我们物质有很大发展，在思想精神层面需要大量独造性的工作。中国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思想文明，也必然会伴随着中国的复兴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思想文化。
中国现在正形成我们的大国战略，现在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问题，而是我们已走到世界的中心，你不想有大国战略也不可能。大国战略的形成和发展，还需一大批能产生国际影响的思想家、战略家，还需要做艰苦的基础性工作。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角度来说，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受到系统规范的训练，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经历了学习积累的阶段，已经进入到借鉴和自我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思想、中国学派的成长壮大。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立足中国观察世界。但未来我们还需要全球视野，从关注人类命运的角度来思考视察问题，以人类命运为已任，既有家国情怀，也有全球视野。(是外交学院副院长)
刘宁：感受力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要成就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学者的青年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常一个学者越老，学问就会做得越好。但这个学者的学问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实30岁时大概就已看得出来。
学术追求一种普遍性，学者要实现学术的普遍性，首先需要有一种感受力的普遍性，就是觉得他的个人经验和人生体会是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的。一个学者年轻时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世界，但他首先要有感知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能力。
现在学术专业化发展越来越强，很多年轻学者在技术和专业训练上越来越好，可感受力弱了。而学术创新应是来自于学者真正提出独创性的想法，提出他基于对国家、民族和世界有真切感受的问题。
在这点上，我们的年轻学者现在好像有些忽视。虽然一些论文看上去无懈可击，技术方面都很好，可就是觉得差了点东西。要想培养中国的“亨廷顿”，我们的学者还是需要永葆学术上的青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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