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
张建启，男，1946年生，山东曹县人，曾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常务副总指挥、嫦娥工程常务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等职。曾参与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代大型计算机的设计建造，参与并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亚洲一号”、“风云一号”、“澳星”等多次航天发射任务，先后组织指挥了包括罗布泊核试验、战略武器试验、常规兵器试验、航天发射试验及我国首批14名航天员选拔。先后参加组织指挥了“神舟一号”至“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199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中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
21世纪，航天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安全的新的制高点。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飞船，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飞速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原始创新不足等问题。当前，如何以航天创新带动军民相关产业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带着这一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原副部长张建启中将。
载人航天引领国家和民族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载人航天工程一直是全国人民热切关注并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我国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发展航天事业?
张建启：从“神一”到“神十”飞船任务的圆满成功，提高了民族凝聚力。载人航天能有今天的成绩，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领导，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航天人的共同努力。“神七”之前百姓没什么疑问，但“神七”之后，大家开始关心国家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搞载人航天事业。第一，载人航天是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中国人很聪明，但自主创新不足，需要选准一个优先领域作为推动全面创新的领头羊。中国古有嫦娥奔月的传说，说明中国自古就有探索宇宙的愿望，也是一直最能激发人们探索的领域。事实上载人航天也确实引领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
第二，通过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培养科技人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刚立项的时候，由于受“文革”的冲击，科学家队伍出现了断层，因此中央定下了要培养年轻科学家的任务。后来，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2006年，我国整个载人航天队伍的平均年龄是36岁，现在更加年轻化。任何事情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所以培养科学家的效益胜过了其他任何效益。我希望通过宣传，让大家知道我国载人航天究竟是在做什么，让全国人民更支持载人航天，也让外界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谣言不攻自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仅美、俄、中三国拥有自主载人航天能力。我国在这一领域完全是自主创新，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对经济、国防和科技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建启：这些年来，电子、装备制造业的工艺、器件、材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都是载人航天发展引领创新的结果。同美俄相比，航天领域的有些工作，例如交会对接、对接机构都是差不多的。载人航天的创新是指理念上的创新，像俄罗斯是两舱结构飞船，上天后返回舱返回地面，留轨舱就没用了，但中国的留轨舱在做其他用途。另外，舱外服看起来外表都一样，但我们里面的设备和美俄的就不同，性能比他们的好，体积也比他们的小。
载人航天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它所带动的经济效益很高，粗略估计，载人航天的投入和产出比是1∶9—1∶12。载人航天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如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我国第一台相控阵雷达都是载人航天带动发展起来的。航天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制高点。以前打仗占山头，现在打仗靠太空。“谁控制了太空，谁就能控制地球。”所有战略武器导航都依靠航天制导技术来提高武器系统的精准度。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高铁其实和航天没什么差别，列车的控制系统和火箭的基本原理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高铁的制导系统必须采用载人航天的可靠性设计理念。飞船一度故障正常工作，二度故障还可以保障安全，但为什么一打雷高铁就停运了?所以必须采取系统设计，从源头上确保安全可靠性得到保障。此外，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对改善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信、导航、气象、普查(地质普查、矿产普查)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也因此得到迅猛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载人航天可以与“两弹一星”类比吗?
张建启：1992年载人航天立项时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经济压力，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工程第一年的启动经费用的是总理的机动费。当时国家就定了三项任务，载人航天要引领创新、要带动经济发展、要培养一大批科技人才。中央定这三大任务是很有前瞻性的，载人航天的发展也的确带动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对载人航天，江泽民主席曾经评价说：“如果说‘两弹一星’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那么‘载人航天’则确定了21世纪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不少老一代科学家都是从海外回来的，回来一个钱学森能顶几个师，一下子把我国的导弹搞上去了，回来的核科学家也把我国的原子弹搞上去了。现在的年轻科学家和老一代科学家相比，他们独立研发、自主创新的科研能力如何?
张建启：载人航天工程从立项开始到现在，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专家，他们的工作相当不错，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工程初期，我们没有经验，大家搜集的也都是零碎的资料，但是我们就是靠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从基础开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现在也确实缺少像钱学森这样的领头人，如何培养世界级的知名专家，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不搞受制于人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美俄等航天大国相比，中国航天在思想观念上有何不同?中国航天会走与他国合作发展的道路吗?
张建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我国航天与他国合作，不但可以花更少的钱，还会少走弯路。这个想法太想当然了!一是，美国会不会与我国合作?美国最基本的战略有一条是：不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威胁到美国的程度。哪个国家威胁到他，他必定会采取各种措施，打垮对手甚至是潜在的对手，如对苏联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还有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当日本经济发展到威胁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就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垮其经济。当欧元威胁到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时，美国就打压、制裁欧洲。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最惨的是欧洲。所以从国家战略上，我们必须独立自主搞我国的载人航天。此外，由于我们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美国也不同，所以他是不可能与我国合作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现在，我国航天事业已经发展到威胁美国的航天霸主地位了，所以美国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制裁。美国的卫星，也包括欧洲的卫星，上面只要有美国的一个元器件，都不允许在中国发射;美国议会也有个决定，不允许美国政府花一分钱来接待中国航天界的人员。
二是从产业上来讲，当你没有技术的时候谁也不会和你合作，当你拥有了，他就想把你的产业整垮，那时候他们才会跟你合作。我国航天、导弹武器都是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这个也是美欧制裁的结果。所以说，在产业政策上，中国人需要头脑清晰，要始终牢记自力更生，以己为主，外援为辅。如何保护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自己，这不光牵扯整个产业的发展，也牵扯到国家的总体安全。另外，即便是合作，有时候我们也得不到想要的。我去欧空局考察时，他们就说他们很后悔，中国真行，把载人航天自主发展起来了，而欧洲投入了20亿欧元，和美国合作开发国际空间站，但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搞成，国际空间站里美国的核心舱，欧洲人根本进不去。这种合作有什么意义?再比如碳纤维复合材料，原来我们全部靠进口，日本经常卡我们，普通的碳纤维原料卖给我们2000块钱一公斤，现在我们研制出来了，成本还不到200块钱一公斤，所以说我们不走自己的路是不行的。我希望通过媒体提醒国人始终要保持清醒认识，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是不合作，我们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我们的发展，而不是受制于别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外卡我们的，我国就研制出来了;不压制的反倒没有成功，这似乎成了规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建启：第一，因为急功近利。对中国人来说，如果我今天可以买进来，绝对不会去研制。第二，现在社会浮躁，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搞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有可能一辈子也出不了一个成果，一个基础的研究成果可能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努力。而我们现在缺的就是精神。再加上缺少宏观上的政策引导，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中国航天面临三大战略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
张建启：从指导思想上看，我国现在缺乏危机意识，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要出大问题的。虽然我国载人航天这些年基本上一直是成功的，但成功的背后始终隐藏着问题和矛盾。我国航天现在面临三大战略转变：第一是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的战略转变。核心器件、核心材料、核心动力的短板都制约着我国航天的发展。自主创新不足导致我们过度依赖元器件的进口。在这方面，俄罗斯做得较好。
第二是从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我国现在卫星很多，天上一百多颗，在世界上排第二。但效益怎么样?利用得怎么样?如我国和巴西合作的资源卫星，巴西出三成钱，我国出七成，但在使用效率上，我们远没有达到巴西的水平。目前，我国利用率最高的就是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但还有很多其他卫星的功能没有完全开发和利用，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提高效益。以前我们以试验为主，但现在应该以应用为主，应用就必须讲效率、讲效益。不讲效率、不讲效益，这个产业就不可能长远、持续、健康地发展。
第三是体制机制要从封闭垄断型向竞争开放型转变。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要不要让民营资本进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恰恰需要改革。关于载人航天和应用卫星等的开发利用，我一直主张可以引入民营资本的就引入，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开发的就交给民营企业。比如像宇航员的食品、生活保障物资生产等就可以完全交由相关的民营企业生产开发，既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又可以加速推进相关科技的发展。加上我国的科研基本上是国家体制，基建、技改都是国家投资，这就导致有关单位和个人没有效益观，缺乏创新动力。但民营资本进入就不同了，民营资本必须考虑效益，逼得你往良性机制上发展。再一个体制上的问题是军民融合。军民融合首先要有体制保障，如果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将会浪费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在一次讨论军工企业体制改革的会议上，我讲了一个观点，首先要看到我国是共产党执政，军队是党执政的支撑，我国核心的军工企业则是党执政的保障，这些核心的军工企业必须要始终在党和军队的控制之下，这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除了这些核心的军工企业之外，其他军工企业该怎么改革?我的观点是“抓两头放中间”，即设计、研发需求由国家控制，最后的总装、测试、定型、订购由国家控制，中间过程的元器件、核心材料、关键部件研发、制造放开竞争，谁的技战术指标好、性价比高我就选谁，走完全市场竞争的路子，有抓有放、统筹结合。
关于垄断和竞争，要辩证地看二者的关系。迄今中国航天事业的体制，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但也存在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不足、自主创新与效率需要提升的问题。未来，需要推进航天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竞争机制，促进航天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我国航天事业未来的规划发展?
张建启：首先，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以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为主，适度发展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适度”指的是目的有限度，达到目的就行。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主要是进行科学研究，突破技术瓶颈，掌握关键技术，加之这两项活动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要适度发展。其次，中国始终要高举和平利用太空的旗帜，不和任何国家搞太空军备竞赛。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但永远别忘了我们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等距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绝对不能和其他国家搞军备竞赛，否则必然会落入其他国家的军备竞赛陷阱，重蹈苏联的覆辙。
要永远记住：中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航天事业发展主要以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为主。卫星应用通常包括卫星导航、气象观测等，这与近来大众颇为关注的全球变暖密切相关，西方国家一直认为是人类活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所造成的，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张建启：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当前，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地球上人类活动已有上万年的历史，而人类有气象记录的历史100多年，怎么能通过仅仅100年的数据就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还有，欧美发展了200多年全球没有变暖，而中国刚发展30多年，欧美就说全球变暖了，中国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论断的根据在哪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解释全球变暖现象呢?
张建启：全球变暖应该从空间物理学的角度去考虑。一是太阳的任何活动、任何变化对地球环境、气候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类的活动。二是太阳活动有它自己的周期，一个周期可能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所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我提一个观点：空间科学、气象学、地震学三者是紧密联系、不能分开的，后两者总体上来说受空间变化影响。空间环境变化的长期积累会引发地震及火山爆发等，而这些活动会影响气候。所以要系统研究这些现象，这是研究空间科学很重要的方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不系统研究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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